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 信息通信技术所倡导的全球文化交流促进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杂糅。信息通讯科技以及全球化趋势使各地的文化相互交织, 如何在这种复杂语境中保有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认同建构的角度出发, 探析文化认同的多重维度, 并提出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一些思考。

一、何谓“认同”

卡斯特尔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谈到，“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而吉登斯从建构的角度出发，认为“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化过程建构起来的”。我国学者则认为，认同指的是对相似性的事物进行确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 但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相互确认彼此之间的共同属性。这代表着认同存在于相互关系之中, 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相互的关系, 它普遍上昭示了人、社群以及民族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认同对于人类社会非常重要，它是区别于自我和他者的显著特征，也是找寻相似群体。名字、语言和文化是代表一个人的专属特质。我与他者以及社群与社群的区别，形成于语言、名称以及各自文化之中。自我认同是一种自我剖析与建构的结果，它和他者按照独有方式作出的感知与判断紧密相关。认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认同的发展阶段再现了自我与社会的联系；第二，认同的主体叙事和个人叙事的关系为社会化再生产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直接渠道；第三，认同威胁或认同不确定性影响社会再生的过程。

身份认同简单来说是自我感，而自我感知以及主体意识是审视身份认同概念的重要维度。英国文化研究学者Hall认为，“自我的核心内容其实是身份认同，人被视为世界绝对中心、理性、意识和行动的一个统一实体。”。卡斯特尔主张将认同建构模式分成三种：合法性、抗拒性和规划性。合法性认同产生于市民社会，依靠社会行动者产生的合理化结构对其支配来源的认同；抗拒性则是促进了共同体的形成，它通过产生异化感来促进被排斥者与排斥者之间的沟通；规划性认同指的是一种不同生活的规划，促使个体能够基于自身的经验获取完整的意义。身份通过个体参与话语而被认知的意识形态，在个人叙事中表现出来，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构建和重建，并通过社交互动和社会实践改写。因此，身份认同拥有双重特质：一方面体现为认同的双向互动性。无论是人之间还是社会人之间, 单方渠道的身份都无法建立真正的认同关系。认可不仅包括认知，还包括彼此的信任以及互为的共情。这些元素都应该是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双向交互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对自我概念的强调，即借助自我来求同存异。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认同的目的是为了使自我的身份趋向中心。

关于文化，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介绍了四种定义：文化是心灵习惯、知识发展、艺术状态和物质精神生活的过程与方式。而文化认同，指的是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是属于一个群体的身份或感觉。它是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和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文化认同是各种条件的结果，这些条件包括：地域、性别、种族、国籍，语言，宗教信仰，美学甚至食物。文化认同既是个体的特征，也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或成长经历的文化相同的成员群体的特征。

文化认同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类：首先，就社会类别而言，可以将人口统计学资料（性别、年龄、职业、民族）等作为参照系，还可以就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区隔来划分。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可分为社区、街道、乡镇、大中城市、发达/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世界的身份认同。再次，从时间的延续性来说，可分为长久的文化认同和临时的文化认同。长久的文化认同包括对某一方言、宗教和民族的认同，而临时的文化认同涵盖对某一风格、品味的认同。最后，就主体而言，可分为个人的文化认同以及集体或地方的文化认同。这些来源的类别是相互交织以及相互影响的。

文化认同研究占据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在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文化认同既指社会学或人口统计学分类，也指个人对特定群体的心理认同。国外文化认同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著作。埃里克森将身份发展过程描述为将个人和群体的两个身份合并为一个身份的过程。他将文化身份置于个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或她“共同文化”的核心。随后，文化认同这一术语广泛用于其他相关研究中，如亚文化，民族，民族语言和种族认同。文化认同被视为“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于他对社会团体（或团体）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与该成员身份相关的价值和情感意义”。文化认同提供了“共同的起源，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或共同的价值观”，并作为“自我定义的群体内部”的基础。也有学者从民族依恋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认同，民族依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它构成了人的“基本身份”，并提供了“一种历史连续性和嵌入性的感觉，以及一个群体的集体中更大的存在”。

文化认同概念，常常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是以国家认同的精神对应物而存在，这种认同描述了文化自身的内容、价值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讨论一直没有终止。20世纪80年代末，对国外“新儒学”探究中华文化内在统一性的倡议等促使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国内学者对新儒学的态度以批判式识读为主，他们拒绝将“儒家文化认同”等同于文化身份认同。而到了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国内学者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民族认同，强调文化认同在凝聚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当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凝聚人心以及促进国族意识等方面的作用。例如，有学者从客家人的角度出发，从族群文化变迁的历时性视野中考察地方族群文化认同的演进脉络、根本属性及其社会文化根源，总体上服膺于促进民族融合、增进民族团结的主流价值。

地方，乃是人文地理学中关键性的理论视角。地方情节或“恋地情节”，表达了某个个体对于所处环境的感情。因为个体的情感是由其所在家园和记忆之场所构建，因此地方与环境成为了个体情感事件的符号载体。正如卡斯特尔所言，地方环境诱发了某种特殊的行为或者说是特殊的认同。人们必须参与到城市运动中才能获取共同的利益。他进一步指出，城市运动并没有一败涂地，而是有组织地促进了地方共同体的多元表达，为城市的改革、生存以及自我认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通过这些集体行动，集体的记忆得以保存，这也是地方共同体产生的特殊来源。

地方认同作为个人认同的组成部分，是根据地方特性以及人地互动的本质而产生的。Twigger率先将地方认同归纳为独特性（distinctiveness）、一致性（continuity）、自我尊重（self-esteem）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四个原则。

独特性。地方认同的第一原则是保持个人独特性或唯一性的愿望。它表现为“城市”，“城镇”或“乡下”人相关的感知独特性。独特性总结了一种生活方式，并确定该人与他/她的家庭环境具有特定类型的关系，这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关系。例如，“城市”的身份认同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通常伴随着对生活方式的强烈积极影响。因此，有些人似乎确实使用与自我指涉相关的地方，以使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一致性。它被定义为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概念之间的连续性。它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环境关系，它们关注自我连续性的维持和发展：地方一致的连续性。虽然这些自我环境关系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与不同的居住形式相关。通过在环境中修复记忆辅助工具，也可以保持自我体验的连续性。地方本身或地方的事物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过去，并提供一个具体的背景。借由此，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比较自己在同一地点的不同感知。这在一个人的自我概念中创造了连贯性和连续性。

自我尊重。自我尊重是指对自己或与其识别的群体的积极评价;它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感或社会价值。许多关于自我的写作，特别是在社会认同理论中，人们一直认为保持对自己的积极概念的愿望是一种中心动机。例如，生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会使其居民可以通过联想感到自豪感。

自我效能。它被定义为个人对满足情境需求能力的信念。自我效能理论是在社会学习理论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当个人认为他/她可以执行某项行为或完成任务时，该理论被认为是可行的。因此，个人希望保持合理的自我效能水平，因为这越来越被认为对心理健康很重要。对于环境而言，如果环境有利于或至少不妨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我们会建议保持自我效能感。

互联网产生以前，一对多的大众媒体是建构文化认同的主要方式。大众传播媒体（如报纸、电视）以市场逻辑为主导，潜移默化地培养公众接受消费文化的内核。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让海外华人认识到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将西方的主流文化传递给大陆的观众，因此建构了一个纷繁复杂又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认同。不过，这种建构主要体现在地方性媒体对于共同文化价值的巩固，并不能有效地实现文化吸引以及文化同化。

当今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全球多数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地球村”。互联网不仅是全球传播的媒介载体，而且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人际交流创造了条件，其影响力及传播效果远超过传统的媒体。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实时信息传播，正在将全球地方化的日常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从而促使国人越来越多参与到跨区域乃至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和公共交往中去。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提出的“时空压缩”概念，“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

新媒体发展改变了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一方面，与面对面传播大相径庭的是，媒介在时间和空间方向上延伸互动：媒介使得社会个体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开展即时通信。媒介化交流互动由此不需要参与方出现在同样的时空。不仅如此，媒介也改变了个体参与者界定社会情境、使用口语和非口语传播与其他途径、定义互动领土界限的能力。另一方面，手机促使使用者的移动性，得以在工作、沟通和社交的移动中，持续互动并保持联系。根据卡斯特尔的构想，网络社会是由生产、权力与经验的网络所组成，在全球的流量中，建构出一种虚拟实境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超越了时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个人、网络和市场及组织所构成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不需要绝对的认同，社会变迁网络的去中心化特质让人很难分辨日新月异的规划性认同。在另类的底层网络和电子网络中，我们能看到认同的力量逐渐形成。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及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多元主义逐渐取代了文化相对主义。国内学者在放弃对共同文化认同的追求后，转而探讨“文化多元主义语境”下的全球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正如马西所言，地方是由流动性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人类甚至物品和观点的流动。对于马西来说，地方不仅仅是固定根植或是单一同质化（single homogeneous）的认同相联系的，它的产生是通过与其他世界的沟通，因此它更像是多渠道的（routes）而不是简单的扎根（roots）。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是与其他意义源泉和社会认知交织在一起的，交织的方式则高度分化，以致允许出现另类的解释。因此，如何在全球传播语境下建构地方认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促进用户生成内容的地方文化传播。大众传播时代，地方文化的传播往往由政府机构和地方性主流媒体主导。然而随着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移动媒体逐渐成为了地方文化传播的有效渠道。以城市形象传播为例，传统的城市形象片的宣传模式正逐渐被多样化的城市形象短视频所取代。移动媒介时代，个体实践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密切勾连成为了移动媒介时代城市形象构建的重要特征。“手机-人”这种移动复合体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府与媒体构建城市形象的主体身份，成为了城市表征和实践的参与者。全新的“交互持久的技术”已经带来了“当代青年身份构建中的构造性转变”。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使得青年人远离传统的传播交流方式，比如学校辅导、家长教育以及大众传播媒体，而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交以及身份认同选项的范围。借由城市形象短视频，人们可以在实体物质形态接触与虚拟形态感知的混杂中，重新构建对于城市形象的整体印象。

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用户生产内容成为了天然的城市形象的传播者。这正反映了“市民可以被视为品牌形象推广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品牌形象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何形成城市形象息息相关”。这不仅拓宽了城市文化传播的维度，同时为官方主导的公共叙事框架中增添了更多的个人框架的元素。居民与城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以往官方、宏大但略显冰冷的城市形象片增添了更多活力与人情味的视角。正如卡斯特尔所言，目前以一切电子讯息为主的沟通模式并非是诱发了虚拟实境，反而是建构了真实的虚拟。在这个系统中，现实本身完全潜在于虚拟的意象情境之中，成为了“虚假”的世界。而在其中的表象则是借助屏幕的沟通，促使表象本身成为了我们的地方性经验。

其次，协调地方亚文化与地方主流文化关系。在新媒体与全球化的语境中，主流文化、消费主义以及青年亚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主流文化依靠意识形态的规范来同化亚文化，而消费文化又促使亚文化更加符号化、标签化与多样化，商品消费的“触角”已经伸向了亚文化赖以生存的“风格”元素，成为了后亚文化时代的重塑者。网络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相互交融、互为对象。亚文化群体在进行亚文化实践时会吸收地方认同的四大属性，从而扩展亚文化的地方特质，找到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契合点，并能间接延伸地方传统文化的边界以及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建设。

最后，重视消费文化对构建地方认同的作用。信息符号的日常生产、传播和消费中蕴含着各种意识形态，它们通过大众媒体、广告等传播载体影响人们的观念认知以及价值取向。各种媒介渠道所建构的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人们形成临时性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自然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会出现不平等甚至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在后现代环境下，民族认同都会顺理成章地被放在与全球化的文化相关的位置上来处理。

（本文转自：《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袁哲,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洪飞,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教授。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

原标题：《袁哲 王洪飞：全球传播语境下的地方文化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