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美国著名作家J.D. 塞林格的百年诞辰。身为作家、标志性文化人物和战争幸存者，塞林格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塞林格传记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1992届校友托马斯·贝勒认为，塞林格的早期文学生涯始于哥大艺术学院的一门创意写作课程，在老师惠特·伯纳特的教导下，他驱散心头的迷雾，叩开了文学世界的大门。

今天，我们将回溯塞林格文学生涯的开端，走近影响了塞林格和一代美国作家的哥大文学课堂。

                                                      图源：Columbia Magazine

改变命运的一堂课：从退学学生到新锐作家

1939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课老师惠特·伯纳特一如既往，迎着学生期待的目光，手提一卷福克纳的小说踏进教室。多年以后他才会知道，未来美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小说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J.D. 塞林格，正悄无声息地坐在教室最后。

此时塞林格年仅20岁，黑眼睛、瘦高身材，刚刚先后从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乌尔辛纳斯学院退学。塞林格想当一名作家，尽管此时他只是个默默无名的新人，手握一份被所有杂志社退回的稿件。

那年春天，塞林格没能创作出一篇作品。于是在秋季学期，他又一次报名参加了创意写作课。伯纳特对他的态度丝毫没有变化，这一点很合塞林格的心意。贝勒说，“伯纳特的课堂宣言是：‘我希望我的课能对你们派上用场。如果你们从中学到点什么，那很好；但是如果你们收获寥寥，我也不会为此感到自责。’这种态度对塞林格来说无疑是种解脱。”

学期中，塞林格给伯纳特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缺勤道歉。“在我看来，这封信称得上是塞林格文学生涯的开端。一个学生给老师写信道歉，承认‘我让您失望了’，这很常见。而这封信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用精妙而又清晰的、弗洛伊德式的语言，表达了对近来生活混乱的歉意和今后会更加努力的决心，”贝勒如是说。

“而在这次宣泄情绪的自白之后，学生塞林格的外壳逐渐裂开，作家塞林格破茧而出。”

从书桌到战壕：塞林格的第一桶金

塞林格提交给伯纳特的三篇小说中，有一篇名为《年轻人》(The Young Folks)。塞林格的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初步体现：不动声色的急智，细致入微的观察，菲茨杰拉德式的鲜明，以及对话中方言般的韵律感。伯纳特非常欣赏这篇作品，付了塞林格25美金的稿酬，将它刊载在了《故事》杂志1940年3月刊上。

这对于塞林格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作为作家的第一桶金是无与伦比的。他给伯纳特写了一封洋洋得意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已经21岁了……我背着双手都能写出一封退稿信。从我17岁起，写作就已经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已经和许多好人闹翻了。现在既然您接受了我的作品，我要告诉所有人：不用去同情那些作品得不到发表的小说家，因为他靠自己也能应付得了身边的人和事，因为他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我正是智慧本身。”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42年塞林格参军入伍，两年之后参与了太平洋战争。战争结束后，塞林格不得不住院检查身心情况。尽管如此，他仍在坚持创作。在此期间，他给伯纳特写了六十多封信。

1944年，他的小说《一周一次杀不死你》（Once a Week Won't Kill You）发表在《故事》杂志上。在小说的作者简介中，塞林格如此写道：

“我今年25岁，出生在纽约，现在在德国打仗……只要有时间，只要能找到没人的避弹坑，我就会继续写作。”

《故事》的起源

伯纳特和他的妻子玛莎·弗雷都担任过创意写作课的授课教师。伯纳特生性内向，说话简洁，不爱说笑，不喜社交，与他的妻子全然相反，但两人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走到了一起。1925年，两人在担任报社编辑时相恋，随后前往巴黎一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工作，不久后又搬到维也纳任职。

此时，夫妻俩收到了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集编辑部的来信，伯纳特的一篇小说被选入了1930年度小说集。弗雷为此欣喜若狂，认为丈夫的作品将很快家喻户晓。但现实向她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能够发表小说的文学杂志少之又少，流行杂志也在削减刊载文学作品的份额。就在此时，她萌生了创办专门刊登短篇小说的杂志的念头。

1931年，伯纳特夫妇创办的《故事》杂志创刊号发布。由于设备有限、条件简陋，这期杂志仅印制了167份，但反响惊人。创刊的前两年，有11篇登载在《故事》上的小说被选录入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集。杂志的成功引起了出版社兰登书屋的联合创始人、哥大校友贝内特·塞尔夫（哥伦比亚学院1919届、新闻学院1920届）的注意。很快，伯纳特夫妇将杂志带到了位于纽约的兰登书屋，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图源：Columbia Magazine

影响一代美国作家的文学课堂

伯纳特和弗雷对培养文坛新锐的贡献不止于此。

1941年起，弗雷参与到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编辑工作中，这一工作持续了37年。作为“短篇小说文学圣地的守门人”，弗雷慧眼识珠，提拔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普利策奖获得者伯纳德·马拉默德、尤多拉·韦尔蒂，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者弗兰纳里·奥康纳等等。

1943年，伯纳特停止教授创意写作，全身心投入到《故事》杂志的编辑中，两年后弗雷接替了他的教职，并在哥大创建了自己的创意写作项目。

《蒂凡尼的早餐》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缅怀了在弗雷的课堂上学习的时光。

戛纳影帝安东尼·博金斯、普利策奖获得者田纳西·威廉斯等一众文化名流都曾接受过弗雷的教育。

著名作家、哥大通识教育学院1960届校友芭芭拉·所罗门在一次访谈中说，“举着长柄眼镜、叼着烟嘴”的弗雷“确实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老师。卡森·麦卡勒斯曾是她的学生，弗雷会把她拽进教室跟学生讲课。卡森性格比较腼腆，弗雷就会把田纳西·威廉姆斯也喊来。有时，亚瑟·米勒也会信步走进教室——哪里还有比这更丰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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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萨斯作家约翰·格雷夫斯曾说，他自己的教学方法即是脱胎于弗雷的课堂。“（在课堂上）她并不会一直说教。她只是简单讲讲，我们则每周都要提交一千字的文章。”这些手稿被匿名存放在图书馆的一个文件夹中，所有同学在下一次课前都要把这些作品读完，有时能够通过行文风格辨别出作者的身份。“课上会有一些反感情绪，”格雷夫斯说，“但是这种方式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弗雷的写作课一直开设到1966年。此后，她与儿子大卫·伯纳特（哥伦比亚学院1952届校友）继续致力于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集的编辑工作。1971年后，弗雷搬到马萨诸塞州，在那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的时光。

最后的时光：守望与追思

1973年，伯内特因心脏病去世。两年后，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小说家指南》重见天日。塞林格当时已经独自隐居、不问世事，十年中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尽管如此，为了表达对故去恩师的敬意，他将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提交给了编辑，用作伯内特遗作的前言。在这篇名叫《致敬惠特·伯纳特》的散文中，塞林格写道：

“1939年，那时我二十岁，是《故事》杂志编辑之一的惠特·伯纳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短篇小说课程的学生。简言之，从各种意义上讲，这一年对我来说都是充实而富有教益的。他在课堂上的讲授简单明了、旁征博引，没有一堂课让人感到混乱。无论他出于什么个人原因选择开设这门课程，他都从未想过将小说作为学术或出版行业的晋升途径。他上课总是迟到——这一点值得表扬——下班时也努力提前开溜，但我怀疑没有哪个勤勉的写作课教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得比他更多。伯纳特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么做到的，我有几种解释，但似乎这样说就已足够：他对优秀的、强烈的短篇小说有着巨大的热情，而这种热情能够轻而易举地影响整个教室。”

2010年，塞林格逝世，一代美国青年热血澎湃的青春就此落幕。唯有对已故恩师的追忆和守望麦田的精神将长久留存。

*本文综合整理自：

Paul Hond, "The Teachers Who Inspired J.D. Salinger and 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Writers", Columbia Magazine, Published Winter 2018

编写：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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