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往事
1978年，冰雪消融，我们迎来了中国民主与法治的春天。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一边复办一边着手准备招生，终于在1979年迎来了复办之后的第一批学生。
从蓟门桥的艰辛复办，到昌平新校的拓荒耕耘；从法律系蹒跚起步、规范建设到院系调整、统筹推进，这些都倾注了老一辈教职工无数的心血和汗水，离不开同学们的支持和付出。这里是每一个法大人为期四年甚至更久的家，时间的缝隙里满是欢笑，青春的拼搏挥洒着汗水，无论身处何处，这个校园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仍随着岁月静静地流淌，不曾远去。
2019年，党委宣传部将广泛征集复办40周年以来，法大各个时期的校友稿件，结集出版。让我们一起跟随校友们的回忆，寻找那些意气风发的政法岁月。
2006级校友 原法大记者团成员 郭思露
2006到2011年间，几乎每个周四的中午，12点刚过我就会跑到服务楼旁的报刊亭门口，加入已排了三四人的队伍。
当时，那个留着短发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排着队的我怎么会想到，几年后我会在报社供职超过六年，成为资深记者，带着新闻理想周游世界。
但我知道，在报纸运到时和其他同学一起蜂拥而上，闻着报纸散发出的油墨香气一口气读完头版长长稿件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是的，法大是每一个军都山下学生事业、梦想和人生故事的开端。无论你在毕业多年以后，是身为官员、学者、商人抑或家庭主妇.....这件事情本身就已足够美妙。
公元2019年，距离我初入法大已过去整整13年。工作和家庭琐事缠身，上一次回到学校也已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感谢时光的洗涤，现在我记忆中的母校恰恰是最“合适”的样子——从那里吸收到的思维方式正最大化应用在日常工作中，在那里结识并至今保持联络的师长与好友成为此生财富。连那些不那么美好的回忆，也已成为了值得正视、不时还能拿出来玩味的珍藏。
人类大脑的筛选机制成熟但却令人费解。我早已忘记某一门重要课程的知识点，却记得在一门选修课最后老师开出长长书单上的每一本书。我早就忘了自己的GPA，却记得图书馆一楼自习室在午后阳光最浓烈时梧桐树叶漏下的形状。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少数按照各省人口比例招生的高校，受到北京之外学生们的推崇。2006年9月我正式入学，在法大度过了五年的真实岁月。
之所以用“真实”这个词，是因为此前学生们的生活大多太简单、目的性也太强，为了高考让渡的关注路边小花和生活本身的机会，在大学期间得到了充分满足。因此，塑造人格和价值观，大学是不可回避的一环。
深藏在脑海中各式记忆汹涌而出。正月里，男孩们花五块钱买双白色的工程手套，在黑兮兮的清晨扒开宿舍窗口的积雪，翻墙占座；考试季，我每天五点钟起床，在雪地中边走边背单词，因为太冷才不会瞌睡；那个时候没有以梅兰竹菊命名的宿舍楼，没有以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命名的教学楼，只有毫不浪漫的12345，ABCDE；没有“法大”，因为我们都自称“政法”；
对母校的感情是真挚的。毕业离校的那一天，我到一食堂一楼想吃上“最后”一碗牛肉面，无奈打面的姐姐已经下班，坐在离开的车上因为牛肉面心酸的几乎哭出了声.......
我相信，无论承认与否，每个法大毕业生身上都带着这所学校的印记。大学生活里的几个闪烁的瞬间和其余一千多个普通日子里的所见所思所学所想一道，构成了你今后人生的基座。
所以，我们叫自己“法大人”。
在今年这个特别的年份，以一名普通“法大人”身份回忆自己的母校，我想有几个关键词或可与诸位分享。
批判性思维。
初入法大的学生们大多亦步亦趋、小心翼翼，“乖孩子”占了多数。但一旦进入法大课堂，就又是另一番光景。刚入学时我曾很不理解，在法大课堂上老师们的规定动作——“批评”。
批评某一项政策法规的设计，批评某个知名案子的判决书，甚至批评九号楼外卖鸡蛋灌饼和炒饼的价格设计......初时我将其定性为老师的不得志或是“愤世嫉俗”，但后来我发现，“批评”最凶的反而正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
四年后，当我一个从小顶着“好学生”光环的乖学生，成长为能够独立最初判断、理性陈述自己观点的准毕业生时，才明白老师们的批评，正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回望过去几年职业生涯，我发现这种能力使我获益良多。
权力与权利。
进入法大第一个学期，几乎每个老师都会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清 “权力” 与“权利”。一字之差，但二者意义完全不同，深刻理解这种区别对于一个法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四年里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制度将前者关进笼子里，同时用法律和制度保障后者得到切实保护。
我的权利意识，就是在法大养成的。限制、监督权力和保障权利，体现在法大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得政府公开条例刚刚出台时，老师布置的作业之一，就是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运用政府公开条例要求某地政府依法公开。
和权利意识一同养成的，还有风险意识。做一件事情之前，明确的风险点在哪里，是否有方式能够规避，风险和收获的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理......都说法学生是理性的动物，但我认为将之形容为最聪明的动物更为合适。
现在看来，法大的培养也许是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记者的原因。
要读书。
大二之后直到毕业，每年九月都会有接待刚入学的学生和家长，谓之“迎新”。其中有一位名叫王菊花（化名）的师妹一家让我印象深刻。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话很少，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背着扁担来送他上学的。
一路上，注册缴费，她走的都是“绿色通道”——那是专门针对家境困难学生的政策。五年之后我毕业时，听说她考上了研究生。又过了几年再次回到学校，她已经是法哲学博士。现在，她在地方一所高校做老师，锅盖头变成了长发，她说自己已将全家人接到现在的城市，过得很好。法大给了无数出身偏远山村的孩子一个公平的起点。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当中就有家庭困难的学生，他们都已在北京落户扎根，有了满意的生活和自己的小家。
法大的“占座”风气，在京城高校中闻名遐迩。在法大，大学依然是最好的机会，让不同背景的学生同在一个屋檐下学习、生活。我想每个学生在清晨和深夜，背着慢慢的书包走在路上时，内心都是充满希望的。
怀念母校，已成为一种情怀。因为它能帮助记起你从哪里来，又是如何走到今天。
感谢法大。
法大微信 【第20191016期】
内容来源：新闻中心
原标题：《政法往事 | 政法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