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影响的焦虑》，译者徐文博。

本书作者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曾与耶鲁大学另外三位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在1979年合作出版了《解构与批评》一书，人称“耶鲁四人”。

1973年《影响的焦虑》付梓时，布鲁姆43岁，正值书生意气风发、不惧推陈立新之人生阶段。他在书中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理论，结合尼采的超人意志论和保罗·德·曼的文本误读说，通过对传统影响的焦虑感的阐发，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诗的误读”理论，名之为“逆反批评”（Antithetic Criticism），即批评界所谓的布氏“诗的影响论”，亦称“误读理论”或“焦虑法则”。此书一出，影响甚大，引起欧美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

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布鲁姆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在随后的论著里，特别在“诗的误读”四部曲的后续三部里，布鲁姆对自己的诗论不断丰富和修正，最终形成“二十年来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 

布鲁姆对“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影响扼杀新人独创空间的焦虑情结，显示出敢于同传统决裂的气概。布鲁姆的理论聚焦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共时性的具体的诗作，而对所论及的不同诗人的作品的历时性侧面则有意识地轻描淡写。布鲁姆诗论中所谓的“修正”及“逆反”，从本质上分析，实际上就是“迟来者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即传统）对其诗作之影响的各种广义的修辞技巧。布鲁姆运用了现代心理分析学的“误释”（misprision）和“逆反”（antithetic）等概念，把一首首具体的诗歌作品从历史和传统背景的框架中分离出来，让它们自在于历时性的瓜葛和共时性的羁绊之外，以一篇篇天马行空式的独立文本的身份，来经受本书开列的六种“修正比”的检验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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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文论界对其争论激烈，褒贬不一。一本书的成功也莫过于此。上述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自闭做法，就布鲁姆而言，初版时仅仅是一带而过，只用了区区一小段文字。但客观上它成了本书的一个硬伤，也成了布鲁姆的一块心病。

为此，当本书1997年在美国再版时，布鲁姆专门写了一篇长达37页（英文版）的前言。在这篇再版前言里，布鲁姆承认了在莎士比亚问题上的草率。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马洛作为莎士比亚的主要前驱对莎士比亚施加的影响、莎士比亚所承受的“影响的焦虑”和他最终以压倒性的胜利彻底摆脱了马洛的影响，从而达成“诗的影响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这篇再版前言可以视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看作一篇独立的论文。布鲁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界的泰斗人物，能够放下身架，做出一个认错检讨的姿态，确属难能可贵。令人联想起尤金·奈达在耄耋之年勇于否定自己以毕生之力树立起来的“翻译是科学”的理论。这种对学术的严谨的勇气值得国内学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