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党史钙片】“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成分】

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我们抚今追昔，不仅可以重温初心，获得精神上的滋养，更能从中汲取无穷力量，以饱满的激情和崇高的使命感，推动淮安高质量跨越发展。

【原料】

1944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

1944年3月5日晨，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在淮安县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发动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新四军指战员们趁着夜色，以隐蔽迅猛的动作越过外壕、架起云梯、攀上围墙，迅速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攻入镇内，对镇内各据点进行分割包围。双方激烈战斗至中午，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被全部歼灭。接着，新四军又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和碉堡进行攻击，将日军一个小队歼灭大半。5日下午，淮阴、淮安、涟水等地的日军又集结伪军700余人向车桥增援，在韩庄、卢家滩等地遭受新四军重创，大部被歼。至7日，车桥战役胜利结束。

车桥战役纪念塔

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山泽大佐以下465人（包括生俘日军24人），伪军483人，是抗战以来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在延安的陈毅军长发来嘉奖电：“车桥之战，连战告捷，斩获奇多，发挥了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断的作战精神，开创了华中生俘日寇的新记录。”车桥战役的胜利，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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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桥战役的回忆

粟裕

1944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苏军已基本上将德军逐出国境。英美的陆海空军，正向打击德军最有利的方向集中。欧洲各国反法西斯的第三条战线日益发展。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加强了反攻。在中国敌后战场，我解放区军民不断地给日寇以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军正在作最后挣扎。我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抓紧时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这时苏中的形势是这样：日寇阴谋在对我第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对我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但是已无更多的兵力可调，只能依靠抽集现有力量，而且老兵成份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而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奋斗，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到1943年11月底，全区敌人控制的地方仅及16%多一点；敌占区的人口仅及15%多一点。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进行以乡政权为重点的基层政权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

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一直是苏中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在苏中斗争形势最严峻时也没放弃过，并一直注意为反攻做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的准备。现在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战争进行到了转折关头，作为战区的指挥员，必须正确估量形势，把握时机，积极主动地推进形势的发展。设若判断失误，轻率从事或优柔寡断，都会对全局造成不利的影响。为此，我开始把领导重心由以坚持为主转为发展为主。

苏中抗日斗争形势的转折，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组织发起车桥战役，我有一个较长的酝酿和形成过程。日伪对第四分区“清乡”后，除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要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第三、第四分区的主力团有时也需要转移到第二分区休整，或待机配合第四分区作战，因此，很觉得地区狭窄，部队拥挤，而大批干部亟待整风，也缺少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1943年6月23日，我奉命去军部驻地（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和汇报工作，便带少数参谋、测绘人员和一个连，有意识地选择路线，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教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中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15余公里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扬（州）天（长）公路，到达黄花塘军部。 9月返回苏中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到平桥、泾口两据点间登岸，然后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我们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500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同干部、群众交谈。在临泽以北的团寨，又与第十八旅旅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刘先胜探讨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军事地位。我注意到淮安、阜宁、宝应三县边界的淮宝地区，是我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的结合部，也是敌人两支部队的结合部。这里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是韩德勤在苏北苦心经营的反共基地。 1943年韩顽弃守后为敌伪所占。敌人以车桥为中心，建有10余处据点。我们也跟进开辟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其余地区伪化仍深。我设想，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方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集中主力进行整训，还可以就近加强对第十八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通过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在这一地域发起攻势作战，会不会刺激敌人，引起对我新四军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需要考虑的。为此，战役发起时机应该审慎待机。到了1944年2月，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时，我在全面分析了形势后，认为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我便向与会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同意，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当时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分析比较，一是由东向西，先攻泾口后攻车桥；二是车桥、泾口同时攻击；三是先攻车桥，后取泾口。经过分析比较，择优选取了第三方案。因为执行第一方案，虽背靠第三师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不久前我攻击泾口未克，敌伪防备甚严，而且即使攻下泾口，还需再攻车桥，付出代价较大。第二方案，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使整个战役失利。第三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我们可以得到最有利的战役效果；其次，车桥处敌中心地区，是敌人的心脏，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再则车桥周围的地形也较有利于我。为此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新四军战士创作的车桥战役版画

车桥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2华里，南北1.5华里，河道上有5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故以得名。敌伪占领后，驻扎日军一个小队，约40余人，三军一个大队，约500余人，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修建了53座碉堡，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10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车桥地处中心，来援方向较多，但敌两个师团部的驻地徐州、扬州，距车桥都比较远，估计不一定来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为此，我们决定调集主力第一、第七、第五十二团和苏中军区教导团及第四分区特务团等共5个多团的兵力，采取攻坚打援并举的方针，决心不惜牺牲，坚决攻占车桥；同时歼灭敌人的增援部队，各阻击部队坚决保障两天两晚之战斗警戒任务。顺便说一句，有的同志把这次的作战方针表述为“攻坚打援并举，以打援为主”，这不太确切。打援的部队虽多一些，但我们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片地区。

在此以前，我们对日寇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5个团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这样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是没有前例的。所以我们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还根据我们拟采用的战术手段，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等，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通讯联络工具。第三，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征集了大批船工和船只，组织群众及时配合战时勤务，战后平毁敌人据点工事。第四，战前对部队进行编组，将互相较为了解、战斗作风特长相仿的部队，及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为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适当调整了组织与干部。第五，在战役发起前十余天，即由师部和各主攻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战前训练。

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很充分，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动员会，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组织了突击队、突击组，互相提出战斗竞赛。在组织指挥上，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我和副师长叶飞也作了分工，叶飞负责战场指挥，我掌握全局。

战役于1944年3月5日晨1时50分发起，首先进攻车桥据点。我军利用夜暗从敌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四面八方越过外壕，架起云梯，爬上围墙，很快攻占了围墙上的所有碉堡并迅速攻入镇内，分割包围各敌伪驻地。我军的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激烈战斗，于当日中午全部歼灭了镇内的一个伪军大队。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经一天一夜的战斗，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我展开了政治攻势。 5日下午，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纠合伪军共700余，分批在淮安集结，乘汽车向车桥增援。当第一批援敌进入我韩庄、芦家滩伏击阵地时，我军突然猛烈开火，迫敌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地，炸死了一批敌人，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亦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当晚，敌向我阻击阵地进犯。我军从敌侧前奋勇出击，与敌白刃格斗。敌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苇荡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 7日，车桥残敌狼狈逃窜，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山泽大佐以下日军465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500余人，攻克车桥据点，摧毁碉堡50余座，并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12处，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举行了牵制作战。当时敌军对我计划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 3月3日，我获悉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至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面海安之敌一部进至李堡，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之可能。我们遂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梯队，由管文蔚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我率前梯队向南经三仓、三十总到薛家套，故意迎击“扫荡”之敌与其纠缠。 3月4日，李堡、安丰、潘家各路之敌，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们子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 3月5日凌晨，车桥战役打响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加强了车轿战役发起的突然性。

车桥战役得到我兄弟部队第三师的积极支持。在战役前，我们即同三师沟通了情报联系。战役进行中，第三师一部攻克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灭伪军300余人，对车桥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

延安《解放日报》关于车桥战役的报道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祝贺这一胜利的社论。在延安的陈毅军长也发来了嘉奖电。车桥战役后敌人未敢进行大的报复行动。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苏中军区移驻车桥附近宝应县的固津一带，党校移到了固津附近的林溪镇。我们集中4个主力团在淮宝地区整训，为后来我军向苏浙战略机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车桥战役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役形态，以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猛扑等战术手段，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攻击、步兵单独作战和步炮联合作战、主战场与牵制战场、主力与人民武装等多种作战方式以及周密细致、机智果敢的组织指挥而展现光彩。我军指挥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185位同志光荣负伤，53位同志光荣献身。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松野觉同志参加火线喊话，英勇牺牲。

车桥战役以后，我对全区斗争方针又作了一次考虑。当时日伪对四分区的“清乡”已转为以政治伪化为主，同时准备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强化屯垦”应采取打破的方针。至于第四分区的反“清乡”，则仍提“坚持反清乡”，不提“粉碎反清乡”，因为过早地提“粉碎”容易引起轻敌和急躁，导致敌人的报复，使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这时我们的领导重心，已经转向准备反攻，第四分区形势如再度紧张，对全局会有干扰。

（选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金句系列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开国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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