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和合主义是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形成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可分为前提本位、过程本位、目的本位和合主义三大类型。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思想是和合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合主义假设人类总体上在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安全抛物线”上演进;其类群—和合性在不断上升。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方法论核心是中庸，意义论指向是共享。较之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合主义更具历史过往的解释性、现实困境的超越性与未来发展的包容性。在中国外交实践上，和合主义有其独特的贡献，如强调多元多边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强调国际道义的结伴性外交、强调合作共赢的对接性外交、强调安全互保的镶嵌性外交以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享性外交。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视域，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以预期的新探索方向。

一 引言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学科涉及广泛、问题挑战众多、方法运用多样且政策关注直接的复合性“学科领域”，也是最能直接体现星球意识、世界视野、区域(间)发展、国别性困境与人类命运的复杂性学术场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百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不断为国际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同时，也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失效”“失语”和“失范”。当今人类又站在了十字路口，未来是全球化浪潮与逆全球化回波相互冲撞的时代，还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相互竞合的时代，抑或是“中国式全球化”与“美国式冷和平”相互博弈的时代? 在这样的情境下，世界呼唤着国际关系新理论的“出场”与“在场”。

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社会建构同西方截然不同，东亚社会封贡体系的外交传统与和谐世界的现实构想也有其特殊性与独特性，中国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范式。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金应忠提出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后，就有学者开始尝试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80 年代末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开启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历程。随后至 90 年代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出现了包含“中国特色”“中国学派”“中国视角”“中国路径”“中国智慧”的“中国范式”讨论。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视角不能代表全部”，并追问:“中国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吗? 在哪些方面，中国与众不同? 如何解释这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还有国外学者进一步提出其困惑:“中国学派”的来源和表述是什么? 是否有足够多的学者采用或提及这一表述? 其关注的范围是中国、亚洲还是世界政治? 理论与政策的差别及理论家的知识独立性如何体现?

范式是一种理论构型，是最具统摄性的模式化表达。中国范式的提出意味着一种体现中国思想传承的新世界观的确立，它不仅能用来解释和改造中国的现实，而且有助于解释和推进世界的发展。作为中国范式的“和合主义(peace-cooperativism)”的理论建构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升级提供可以预期的新探索方向。本文从和合主义形成的历史脉络、理论建构、创造运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阐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是什么，进而确认和合主义如何既吸收整合了已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华，又充分呈现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思考与中国智慧的历史传承，还凸显了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核心所具有的价值内涵与世界意义。

二 和合主义的历史脉络

“和合”是一个较好地反映中国“整体论”“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范畴，中国学者对“和合”这一范畴情有独钟也多有阐释。20 世纪末叶，张立文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辩”三个维度上建构了“和合学”，认为“和合”既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贴切表达，又是中华民族活生生灵魂的最具体呈现，并强调如何用“和合”的王道化解霸道是时代对中国的最大考验。在国际关系中较早提出和合主义概念的是易佑斌，他认为和合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和合性”，而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在对立统一中达到平衡的“和合体”。余潇枫对和合主义理论建构做了较多的思考，并在国际关系及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进行了具体的运用。当然有更多中外学者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具体阐述中建构和合主义的视域与关联性理论。

(一)和合主义的历史渊源

和合主义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易经》(指《周易》，下同)。“保合太和”“万国咸宁”是《易经》最重要的哲学理念，也是和合主义的思想源。

《易经》的英文书名是 The Book of Changes，即变异之书，这一译法太狭窄，其实《易经》中“易”的含义至少有五种解读，即交易、变易、不易、简易、和易。五易之中的每个易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但和易处在易的价值排序的高位，不仅为易的哲学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点，而且为易的现实运用提供了意义指向。成中英指出:“不易之易的终极目的是天地的和谐生态……故真正知易者，不能不正视易的和谐化的价值。”保合太和与万国咸宁作为社会的理想之境，生发于易的和易之义。从太易到太极再到太和;太和被置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序列的最高端。如果说易之本体是“和”以及太和是和易的至高目标，那么通过“和合”来确立“万国咸宁”的“太和”关系应是社会的终极指向。

《易经》的“和合”观最早促成了“天下思想”的形成。“天下”(普天之下)是一个大于民族、大于国家、大于自我生存边界的统括词，与之相应的还有以“天”为价值核心的“天命”“天意”“天道”等政治与伦理秩序意识，以“天下”为范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万国咸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平等与普遍包容意识。殷商以后的周朝，对“天之殷”进行了改造，强调以天为德、以德配天，建构了一套与“天德”相配的“天下体系”。其在地理空间上的表达是:天下、中国、九州、四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治理层次上的表达是:内服与外服。周朝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形成了孔子所称赞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社会和以“敬服”“徕服”“和服”“顺服”“臣服”为主调的“和合式外交”关系。可见，和合主义的思想构成与文化承载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与治世良方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在“天下观”(中国式国际关系观)的传承中，和合主义思想较多地通过凸显“天下为怀”“天下太平”“天下一家”的价值取向来传播。与此相应，中国典籍“《尚书》中的‘天命—人事’王道秩序观，《诗经》中的‘华夷对峙—交融’民族文化观，《周礼》中的‘天下—五方’地缘政治观和《春秋》中的‘尊王—黜霸—大一统’历史哲学观等”，都从不同程度上传承与突现了“整体论”“共存论”“和合论”与“王道论”的治世理念。“保合太和”式的和合主义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独特视域，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

(二)和合主义的外交传承

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保合太和”作为核心价值取向，“表征着‘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德性的完美统一，反映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和合’待人情怀与‘中庸’处事原则的完美结合”。如果说“天人合一”的普遍包容的处世精神源于阴阳共生的“太极”，那么“天下大同”的人道主义社会理想则源于“和而不同”的“太和”。“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社会构筑理想的最基本结构性元素，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进行交往的最突出价值性取向。

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中国历来重王道胜于重霸道，甚至更多地重视以“止戈为武”的方式“协和万邦”，以期实现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远古时期，中国就形成了结盟的“共存意识”与“来朝”“作贡”的邦交礼仪。春秋时期，中国发展出最早的国家间会盟制度。秦汉之际，中国初步形成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唐朝以降至清朝，中国与邻近中小国家按王道原则形成了以结盟、和亲、赠礼、通商为主的交往模式，即一种具有象征意义且双向互惠的自愿性朝贡关系。这是一种以“敬服”为特点的独一无二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而形成了“修文德以徕天下”的外交传统。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中国人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华文明是内敛与防御的“重和”多于扩张与进攻的“尚争”的文明，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以平等原则包容全天下所有人的。和合是指各独立主体共生，各自能展示所长，按照自己的本性和规则发展。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刻画的“挑战—应战”文明兴衰史中，中国人的“和合”思想与防御性国策促成了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三)和合主义外交理念的发展

和合主义承载着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美美与共的共同理想，和合主义使中国在与世界不断的互动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交流、扩大共识，进而达成和平、和解乃至和融，这也为全球问题的治理与解决提供了理想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和合主义的运用与弘扬上做出了独特的努力与贡献(见表 1)。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边境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随后被写进《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被纳入 1954 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和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

随后，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传承以和为贵的外交传统和政治文化，提出了处理岛屿争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方针。1995 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提出“新安全观”以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2002 年，中国完善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即“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促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和具体化”。2012 年，中国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相互依存、和谐共生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2013 年，中国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同年又提出了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与兼济天下担当情怀的“一带一路”倡议。2014年，中国提出了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又提出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认为，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变化，均是用整体性思维解决异质性问题的典范，体现的是利用差异的模糊性而达到“大同”境界的一种有内在逻辑的灵活方法论。事实上，中国外交的发展有极其明显的“和合”主线与逻辑，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勾勒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对价值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永恒价值的追求，彰显了中国的世界情怀和天下担当。天下和合，共为一家，这正是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根本。和合主义的外交传承，使中国清醒且毫不动摇地做“主和派”“促和派”与“维和派”，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世界乱象中的中流砥柱，主动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

三 和合主义理论的当代建构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摆脱了以往的“种群”规定性，呈现出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类群”规定性，人类的“类意识”萌芽于人类生存群体的不断扩展以及古代思想家对人的类关系与类状态的憧憬和思考。如果说“种”的本质是先天的、复制的、直接传承的，那么“类”的本质是后天的、再创的、不断生成的。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最早从人的自然“共同性”角度提出“类”与“类本质”的概念，用人的本质观取代了宗教本质观。马克思则从实践“共同体”角度审视人的“类活动”与“类本性”，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从而揭示出人从自在自发到自主自为再到自由自觉的类性递进规律，完成了人类对自身“类本质”认识的历史性飞跃。

(一)和合主义的类群假定

人是类的存在物，人具有类群性。“人类”一词本身表征着“类”是人的本体性特征，“人”是类的普遍关系的个性化表达。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物，在共时态中是“共生”“共存”“共建”与“共享”的。再从人类的历史演进即从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超国家共同体且正走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来看，人类在历时态中有共同体演进的明显特征，根据人类冲突与合作的类群发展历程，可以画出一条沿着冲突与合作的回落与上升的“安全抛物线”(如图 1)。

图 1 表明了人类总体上在战争—竞争—竞合—和合的“安全抛物线”上不断地朝着处在上位的和合方向发展，证明了“类群—和合”是人类必然的历史走向。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早期，战争往往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人类在经历了两万多次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进入非极端形式的竞争阶段。随着冷战以非战争方式结束，欧盟的建立消解了“边境困境”，东盟的努力又使亚洲进入 50 多年的“协商式和平”，人类目前处在了以竞合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中国、欧盟为代表的“和合”方式也开始对人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积极引领作用。因此，对人类来说冲突只有相对的意义，并不是人类的总体本质，“类群—和合”才是人类的总体本质。“类群—和合”假定凸显了和合主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前提，从而为和合主义与“广义安全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和合主义的“理论群”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突出“国际”与“关系”二词，但是长期以来却一直是西方的历史、思想、理论占据主流，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被谈及，国际关系中的“关系”也被霸权国家的独断与强制所忽略。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有学者提出，第三世界民族的国际关系学应该达成政治与学术上的同盟，争取它们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创造者的身份。中国是一个文明实体，具有深厚的哲学沉淀与悠久的历史，因此最有可能在自身的哲学历史传统之上建立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丰富的文化是探索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一是挖掘中国传统与文化的精髓，并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二是汲取中国的国际实践经验与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思想;三是以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四是提出核心概念，形成相互关联和理论逻辑;五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思想。

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都是多种相关理论的“集合”一样，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和合主义也是以“理论群”的形态出现的，应该说和合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或“理论家族”(见表 2)。中国学者各自的理论建构其实都是对和合主义不同侧面的重要贡献，而正是通过不同理论路径的多维度阐发，更使得和合主义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更具丰富内涵与广阔前景。

在和合主义的体系中，现有的理论可以分为三类:前提本位的和合主义，以海陆和合论、国际共生论、生态制度论、文化中国论为代表;过程本位的和合主义，以创造性介入论、道义—实力论、关系—过程论、文化中国论为代表;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以新天下体系论、社会演化论和广义安全论为代表。

1．前提本位的和合主义

前提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和合是国际关系的前提，因为共生与共存是先在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故和合价值具有先在性，和合主义具有极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海陆和合论(peace-cooperativism of sea-land)”是对和合主义的良好运用，也是一种新地缘政治学的尝试性建构。刘江永认为“海陆和合”是以“和合”为价值前提，通过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的和睦合作，实现各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其实质是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处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因此用“海陆和合论”来取代传统上只为霸权服务的“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是对基于现实主义的“海陆对抗论”的全面超越。

“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symbiosis doctrine)”是以“和合”为本体的“社会共生论”的延伸与深化，“共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式世界主义极可贵之处是内含“共生”思想，多元价值是“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然而，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新兴的共生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而共生性国际体系可分为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个发展阶段。既然世界是和合共生的，包容共进就是最佳选择。鉴于和合既是一种前提条件又是一种互动过程，因而“世界多元共生性”在国际关系中既具有“逻辑的原初性”又具有“动力的原初性”。可见，“国际共生论”的和平、和谐、多元、包容、合作、责任、共生、共赢等价值词都是和合主义思想的一种标识，是和合主义范式对国际关系发展的独到阐释。

“生态制度论(ecological system doctrine)”诞生于 20 世纪中后期，彼时生态环境问题上升为国际关系的热点，并且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改变着“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与制约点”，生态国际关系理论随之蓬勃发展。“生态制度论”站在高于国家的视域来反思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生态的互动关系，以完整的生态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作为基本的伦理和分析参考点，不仅批判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也挑战了国际安全的经典解释。赵可金认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常常受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双重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而且往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在生态制度论看来，理想的外交模式应该是人与自然、社会处于动态平衡的外交关系，这正是“天人合一”或者说“自然”与“人”的和合的具体体现。

“文化中国论(cultural China doctrine)”以研究中国哲学、文化、政治、外交的海外学者为主要代表，探讨中国的历史与传统用何种方式进行现代化转型以塑造国际视野的独特性。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努力正在促成“中华学派”的形成。海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建构讨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以中国古代哲学为理论来源，不断拓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杜维明提出“仁”为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的核心;凌焕铭(L． M． H． Ling)融合后殖民主义、道家、女性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对当代国际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军事性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艾米利安·卡瓦尔斯(Emilian Kavalsi)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友好的氛围，使社会进程个性化，并且使整个进程充满了给予、接受、回报的责任感。

另一类海外学者更多地着眼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关注中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东方的历史基因传统并不习惯于正式的规则与协议，相反，它们更适应一种宽松的没有绑定的关系，而东亚文化所建立的东盟正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与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友谊，这是独具特色的。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中国的等级特性与其致力于主权、不干涉、均势和大国管理制度有关;同时，中国将“面子”确认为东北亚国际社会规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陆伯彬(Ｒobert Ｒoss)和江忆恩关注中国的战略文化与外交实践，特别是江忆恩从“义战”、非暴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略思想总结出中国军事战略的备战模式，并着力探讨现代中国接受、学习现有国际规范的过程。康灿雄(David C． Kang)通过朝贡贸易分析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的影响，认为朝贡体系是儒家的国际秩序，东亚各国在其影响下，通过自愿效仿，接受儒家的等级和权威观念，在儒家的规范下交往。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认为中国以柔软、和缓的方式，通过公共外交和不断增长的援助及贸易在改善国际形象，吸引朋友。金骏远(Avery Goldstain)认为中国通过新型外交，即与所有大国建立不同的伙伴关系(介于联盟和敌对关系的中间，没有很强的行为约束力)，提高对其他大国的吸引力，也增强自身行动的灵活性，实现大战略的核心目标。柯岚安观察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正以“和谐”“大同”“天下”等词语区别于“国际”“安全”或其他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以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来建构其规范性软实力，但他强调要对中国传统做多元认识，甚至担心天下体系会导致中国中心主义而形成“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秩序”。

2．过程本位的和合主义

过程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和合贯穿国际关系的整个过程，凸显和合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国际关系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故过程语境中的和合便是关键所在。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清华路径”代表理论的“道义—实力论”或“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认为，“道义优先”原则具有普适性，中国应建立以道义为优先、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德威并重的战略信誉”，丰富“亲、诚、惠、容”的奋发有为外交政策。阎学通指出，中国需要重视王道式权力建构，借鉴仁、义、礼三个中国古代概念，在世界上推行扬弃“平等、民主、自由”的“公平(仁)、正义(义)、文明(礼)”的价值观，在与他国冲突的时候增加预防性合作，最终建立一种崭新的领导方式，“道义—实力”论中的王道思想、具有全球意识的外交实践以及通过预防性合作解决与他国的冲突等观点，都体现出和合主义的重要思想。

“关系—过程论”或“过程建构主义(processual constructivism)”。秦亚青认为:“关系理论以中庸辩证法为基本的认识论，彻底否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阴阳关系构成了所有关系的原型，因此被称为元关系。阴阳关系的自然形态是和谐，阴阳关系互动因之也就是一个互融、互补、互为生命的和谐过程。根据关系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析单位是关系，而不是个体。同时，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概念需要再概念化。权力不能仅仅被视为强制性要素，完全可以成为互相加强的因素;合作不仅仅是强权合作或是制度合作，而是关系合作;全球治理的对象也不再仅仅是个体国家，而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行为体所处的关系网络决定它们的行动、塑造它们的认同。秦亚青基于关系的本体意义来探讨“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强调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也包含着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较好地体现了和合主义的理论实质。

“创造性介入论(creative involvement doctrine)”总体上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对外交往态势，是一种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王逸舟认为中国要追求“仁”的社会与“智”的外交，两者的相互关联不可脱节，中国在对韬光养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扬弃的同时，不是采用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提出更多的中国式国际方案与建设性思路。为此，王逸舟较多地通过强调“王道”“仁智”“中庸”等来体现和合主义思想，“国际关系存在伦理问题，需要廓清向善之道”，以和合主义来建构国家间交往关系，这是中国历来重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向善求善的切实体现。

3．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

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强调不管国家之间差异如何之大，人类必定有一个共同的和合未来，“类群—和合”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目标本位的和合主义凸显了国际关系价值的意义论指向。

“新天下体系论(new all-under-heaven system doctrine)”的提出体现了“天下观”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学者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国参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赵汀阳认为，“天下”是三位一体结构的世界概念，由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民心”、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制度”三重意义叠合而成，天下的根本性质是天道、关系理性和兼容普遍主义式的“无外”。“天下体系”意味着一种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其宗旨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与竞争逻辑，从而形成了比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第四种文化”。与新天下体系论相应，关于世界主义的研究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如蔡拓的《世界主义的类型分析》《世界主义的理路与复兴》《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刘彬的《世界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及其挑战》，王金良的《大同、国家与天下: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及其意义》等。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阐述了“天下主义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类型”“世界主义谱系”“世界主义化”“人类整体主义”“世界的国家”等重要范畴与理论。事实上，天下思想中蕴含着“大同”“和合”等思想精髓，既具有世界主义的胸怀，又有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其根本目的在于承认文明多样性，支持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和合世界。

“社会演化理论(social evolution doctrine)”借用了生物学进化论中的“突变—选择—遗传”机制，认为秩序是一个社会系统内可预测的程度，行为体的行为、交往以及结果均受到一定控制;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进化系统，现有的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都无法为制度产生、变迁、发展提供充分揭示，需要引进一个更广义的理论。在这一核心机制下，唐世平用宏观的视角阐释了四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一个天堂/伊甸园似的世界，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霍布斯时代)，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洛克时代)以及一个更加规范化、和平的世界。唐世平的广义理论体现了中国整体论与和合论的视角，按照“突变—选择—遗传”机制的演化，世界也终将进化为一个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

“广义安全论与共享安全论(general security doctrine and shared security doc-trine)”确立了“类安全”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笔者认为，在广义安全观之下，安全是行为体之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该定义将对安全本质的理解从避免危险状态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的优化状态的建构上，从而使得对安全的理解更加积极与深刻。优态将国际安全理论源起于“战争与和平”的反思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及“发展与广义安全”的思考。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即只有通过互惠共建、共优共存才能达到共享安全的理想状态。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优态共存，实现路径是和合共建，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体现“类价值”的国际交往行为。这既能跨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历史鸿沟，又超越了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而会为世界的发展创造一条既“和而不同”又“异而能合”的道路。魏志江认为，共享安全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该理论基于中国人特有的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要义，践行中庸之道。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际关系的西方范式是基于原则的，那么国际关系的中国范式则是基于关系的，试图用关系理论重构世界政治。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系理论符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如今，关系的流动性与互动性阐明了全球生活与全球互动的复杂模式，而中国重视具体语境中的关系实践，获得信任的战略资源，实现脆弱、不确定关系中的互惠，使得和平发展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概括而言，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方法论特征是“中庸”，意义论指向是“共享”;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运用中，和合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类生存”“类伦理”与“类安全”，理性原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目标指向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实现途径是“和合共建”。因而，由共生原则、共享规范与共创关系建构的和合主义铸就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当然，这一中国范式如何通过其自身的现代性提升、世界性转译与学科性转型，特别是如何通过概念化再建构将中国哲学理念扩展、转化为一般政治理论，还需要学者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四 和合主义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比较

将和合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性范式与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凸显和合主义的价值立场与实现路径。

(一)和合主义与现实主义

作为国际关系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传统，现实主义奉修昔底德(Thucydide)、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思想家为先祖。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以利己作为人的本性假定，并由此推及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缺少规则制定与执行的自助体系，国际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政治，利益冲突、权力不均衡与战争是常态，因此也被称为人类本性现实主义(human nature re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则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比作国内经济中的公司，认为它们都持有一个最基本的利益———生存，因此，权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国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安全，权力政治恰恰是由国家与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克雷格·A． 斯奈德(Craig A． Snyder)等认为，两种现实主义的根本观点是基本一致的，都强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使用军事力量以扩大其权力或安全。

和合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和合主义的人性假定是“非恶向善”的。“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论的基础。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这些向善的基因，因此人有恻隐之心、悲悯同情之心，这些向善的基因使得互信、合作具有可能性。由此，和合主义强调人性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活泼的。人可以自由选择，人性是可以塑造的。

第二，与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只是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不同，和合主义认为“天下有序”。《易经》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正是中国古代圣贤关于天地秩序先在于人、共在于世的准确表达。和合主义认为世界可以通过以礼相待、互惠互利建立一种有序、和合的理想状态。赵汀阳指出，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周朝)是由宗主国监护万国的一个网络体系，在全球化之下，国际社会可以延续这个制度基因，构建新“天下体系”，即一个由世界共有的机构来监护、监管全球系统的网络体系。

第三，和合主义更适合异质性冲突的消解。现实主义强调战争、权力的争夺，因而面对异质性冲突不是强制就是独断;而和合主义在处理异质性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并运用中庸辩证法强调关系的非冲突性以解决冲突和对立。和合主义重视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运用相互冲突最小化和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方式化解差异性以达到“四海一家”的理想状态。

第四，和合主义坚持整体关系的本体论。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是“原子主义”，重视不同行为体之间建构起来的权力—体系特征。在处理异质性冲突的时候，难以超越国家本位立场或二元对立模式。而和合主义则以“关系”为本位，从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关系本位’赋予了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权力以新内容”，从而弥补西方思想的不足。

第五，和合主义重视理想引领与人类发展远景的共识建构。现实主义着重于阐释、解释世界的现实情况，重视国家在短期内的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这具体体现在霍布斯式的现实主义观、零和博弈观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等方面。

(二)和合主义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思想源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Ｒousseau)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是可以改善的，但同时也是自利的。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序状态，但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的原地，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随着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可能，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合作与参与国际制度构建以拓展利益。因此，暴力、军事冲突的发生有所减少。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是:在国际交往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

和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分析单位不同。尽管自由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将国际主体由民族国家拓展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法等，但仍未超越西方“原子论”。而和合主义以整个世界、全人类作为分析单位理解世界政治，从而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这正是沿用了老子提出的方法论:“以天下观天下”，用高于民族国家、区域的视野理解世界政治。这与深度全球化时代下，跨国问题需要跨国合作的现实更加匹配。

第二，对合作的深层次驱动力的认识不同。自由主义认为合作、互惠互利仍然建立在理性算计与博弈论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这种理论所产生的合作与互惠是虚假的也是脆弱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和合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共生、共存、共联的复杂网络体，只有互惠互利才能促进个人、国家的利益。因此，相互合作不仅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一种人性的驱使。在和合主义整体论的视角下，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相互兼容。

第三，自由主义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而和合主义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最优”(在让他人变得好起来的前提下，才使得自己变得更好，即在成人之美中成就自身)或“孔子改进”。孔子的天下是一个理想的道德、政治秩序，也没有边界，即整个世界都约束于礼和德的和谐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来源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在和谐策略的互惠中所能达到的各方利益改进均优于各自独立所能达到的利益改进。简言之，和谐策略就是要创立一种必然互惠的利益改进，和谐策略就是共同的最优选择，“孔子改进”是一种比帕累托改进更优的社会状态。

(三)和合主义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彻底颠覆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前提假设，认为国际政治的无序状态是主体间性的，是后天建构的而非客观物质性的。在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无序社会本身并不导致自助和权力政治。建构主义关注主体如何通过交往形成认同，认同如何影响主体行为，规范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国家或非国家行为。批判建构主义将语言放置到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位置上，通过语言文本方式来建构国际政治现实。现实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仍然是依赖于国际社会共识与规则的权力分配。功能主义也颇具建构主义色彩，其主张在各个功能建立国际组织，以经济统一为政治协定的达成奠定基础。新功能主义主张通过经济领域一体化这一能动的过程达到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的政治实体，实现共享主权。和合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国家间文化的理解。在温特看来，国家间的三种文化是敌人、对手和朋友，它们分别来自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

和合主义构建了第四种文化，即似亲族关系文化(sibling，如兄弟关系、姐妹关系等)，这种文化来自东方社会特有的“大家族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天下主义”。这种似家族关系文化比朋友更加亲密，虽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竞争，但并不是对手，也不是敌人。敌对性的冲突是暂时的，可以化敌为友，创造与他者的和谐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天下为一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传统。和合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宗亲为出发点的历史传统，试图勾勒出情理统一、仁礼互动的理想社会。整个社会关系都是依照家庭关系不断向外推广的，可以说，以家国为基础的“天下”是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文化实体。

第二，建构主义仍然没有跳出自者与他者、中心与边缘、霸权国与挑战者等指称国际关系二元叙事的模型。和合主义“以天下为一家”的普遍包容的价值观消解自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自者”与“他者”看成一个共生关系。他者可以融入自者之中，形成一个无外的世界。

第三，与建构主义排斥物质、权力不同，和合主义在关系共生的基础上既强调现实主义的物质、权力的现实性，也强调自由主义的合作、制度合理性，还强调建构主义的观念、规范、认同的主导性。和合主义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概念，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和合”，鲜有排他性。

(四)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综述

从理论假定、核心变量、基本原则、方法论、外交路径及分析单位六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列出表 3 以示之。

如果以“篱笆”作为判据来考察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话，我们可以得出简洁但深刻的比较:现实主义认为“有好篱笆才有好邻居”，于是物质性的篱笆与防入侵的军备成为要务。自由主义认为“有好通道才有好邻居”，于是构建以相互依赖为前提的国际制度成为要务。建构主义认为“有好规范才有好邻居”，于是物质性的篱笆与防入侵的军备都不重要，塑造国家间认同的一致性成为要务。和合主义认为“有好关系才有好邻居”，这里“关系”强调的不是行为体本身，而是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主义以“关系分配”(即关系和合)为核心，以“孔子最优”式的多元多边组织、多元双边组织作为表达关系的理想类型。因而，在以关系为本体的和合主义范式下，国家之间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不仅可以通过制度、规范、认同来取代篱笆，而且要通过共建、共创、共享来达成跨越篱笆的“亲、诚、惠、容”，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和谐世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中也开始有关注“关系本体论”的研究，如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T． Jackson)和丹尼尔·耐克森(Daniel H． Nexon)首次将社会学中的关系研究引入国际关系理论，并提出过程/关系的研究模式，强调过程本身的建构作用和动态实质。在西方，关系主义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新的分支。卡瓦尔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一书中提出在国际关系理论诞生百年之际，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应该开启关系转向，他认为关系是一种非竞争性的社会网络，根植于互惠、自制中。西方关系论中常见的两种分析框架是网络学说(network theory)与场论(field theory)。社会网络研究(social-network analysis)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单位，他们认为主体与行为是相互依赖的，主体之间的联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主体之间的结合产生结构，结构定义、限制主体的行为。场论研究则把场域与网络结构在关系研究中视为同等重要的范畴，场域理论主要体现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practice-theoretic scholarship)中，即社会实践如何塑造、重塑社会生活、权利关系以及行动的可能性。实用主义(pragmatist approach)也关心在关系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它们所认为的解决方案来自主体与它们所处的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变化之中，主体追求本体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就是努力稳定它们所处的关系环境，而非表示出主体的不安情绪。但是，这些研究仍然体现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话语体系，比如杰克逊和耐克森将过程定义为一系列的“事件”，这其实回归到了实质主义。其实，关系在中国有更为广泛、复合与深刻的含义， 中国人理解的关系是放置于更大的社会脉络中的。

在关系中，过程与行为体是共存共生的，互动互补。过程先于行为体、过程建构行为体。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已有学者认识到，在中国的传统中，外交就是如何管理、维持长期性的关系，而不是关于资源的竞争。

总起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或“中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一样，都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学派”提出了挑战。无论是“第四种文化”的论证，还是“孔子改进”的阐述;无论是用与“仁、义、礼”对应的“公平、正义、文明”超越“平等、民主和自由”，还是“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及和谐共生”三阶段的预判;无论是“关系本位”的重构，还是“仁智大国”的设定;无论是“天下主义”的世界性转换，还是“世界主义”的整体再造;无论是“生态制度”的强调，还是“文化中国”的凸显;无论是“社会演化”的揭示，还是广义安全的建构;正如国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正在努力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构建本国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五 和合主义的外交探索

在深度全球化的语境下，以和合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外交不仅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开拓性意义，而且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有着导向性意义。在全球总资源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多国的资源开发、利用与消耗必然会带来其他国家的可开发利用资源的减少，故全球治理需要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资源安全困境”，并在这一困境的求解中合理地兼顾他者与自身发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安全困境”，英国选择“脱欧”以“自保”是一种方式，美国特朗普政府选择“美国优先”以“损他”是另一种方式。中国则坚持认为全球化仍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坚持全力支持全球化，与之相应的和合主义外交路径建构有包容性外交、对接性外交、镶嵌性外交、共享性外交等多种形式。

(一)包容性外交(inclusive diplomacy)

和合主义强调以天下为怀的开放式的、普遍性的包容，因而包容性外交提倡国家间、地区间合作中的多样化与惠及他国和世界的政策制定。在全球治理的多边合作中，和合主义拒斥以某一国为优先或以某国利益置于他国利益之上的单边主义，也拒斥以往的霸权多边主义、垄断多边主义和干涉多边主义，而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多边主义即多元多边主义。

按照“边”和“元”划分，国家外交政策的博弈组合可以分为多元多边、单元多边、多元双边以及单元双边四种类型的合作(见表 4)。

多元多边是一种强多边合作模式，即从整体角度出发，重视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的合作，尤其是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所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均是“多元多边主义”合作的探索。多元双边是一种基于平等原则且客观上惠及第三方或更多方的双边合作，也是基于和合主义范式的重要合作方式。由印度、中国和缅甸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多元双边合作方式的典型，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任何一个双边合作都适用，并不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两种合作模式都属于多元共赢的模式。

基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国际间的多边合作，还是区域间以某种共同体方式的合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集体行动难题:谁来领导? 谁来推进? 谁来决策? 谁来实施? 如果共同推举的领导者掌握有一票否决权，那么所谓的多边合作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即单元多边主义;如果双边的合作只考虑双边各自的利益，而不考虑双边决策对第三方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溢出性影响，那么这种双边合作也只是一种单元双边主义。因而，多元多边主义是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种“新多边主义”，一种合作中发挥主导甚至领导作用的国家不持有特别的“否决权”的合作形式，它体现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追求的是多个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和合世界，而不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合作中的一个世界，这正是和合主义导向下的包容性外交的国际价值与普遍意义所在。

(二)结伴性外交(partnership diplomacy)

和合主义推行的普遍性包容需要超越国际社会的“拉帮结派”，中国基于自身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情，选择结伴性外交而非结盟性外交。众所周知，结盟外交是国际社会一种比较通行的外交方式，但其问题在于要选边站队、分化世界。在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之时，结盟外交甚至会导致某些大国拉拢一部分国家、孤立一部分国家，“为了一己之私或小团体的利益，与国际道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

结伴性外交超越了传统安全外交中的结盟的局限性，因为“同盟体系的排他性意味着加入同盟体系的国家可能永远属于少数，少数人的安全建立在多数人安全无法保障甚至受损之上，这种秩序缺乏基本的道义基础”。和合主义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而不是和而同之，排除异己。中国的结伴性外交实践创造了丰富的结伴形式，有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全面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有战略、全面战略、全面战略协作、战略合作、全面战略合作、全天候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至今中国与 67 个国家、5 个地区组织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这些均为各类非传统外交的推行提供了新的范式。但是结伴性外交存在的问题在于国家之间尚缺乏深度的“捆绑”与“镶嵌”，需要我们在实践中重视结伴性外交的逐步深化问题。

(三)对接性外交(linking diplomacy)

对接性外交是和合主义的共生外交模式的又一种创新，也是包容性外交与结伴性外交的延展。与西方主要大国所强调和推行的强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不同，对接性外交表现出了更为包容与和合的一面。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在对话基础上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对接是对接性外交的重要特征。对接性外交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由于“文明的不同表现在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上。当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或者对话不对称时，则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误解乃至冲突”。对接性外交则是预防与消除这种误解与冲突的重要路径。

对接性外交的递进模式是:以对接促进交流，以交流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共赢。近些年中国在对接性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努力，比如，尽管美国在其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作为其“战略竞争者”，但我们仍同美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又如，尽管中国与印度在传统安全方面有着许多争端，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双方仍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展开对接性外交的最好例证。在互联互通基础上的政府政策对接、设施建设对接、经贸投资对接、发展方式对接、安全维护对接、文化交流对接等一系列的对接性外交的努力下，中国“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贡献”。

(四)镶嵌性外交(embedded diplomacy)

镶嵌性外交指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的嵌入，包括以安全为内容的嵌入、以安全为目的的嵌入、以安全为方式的嵌入等。镶嵌性外交较好地体现了和合主义的诸内容要素。在镶嵌过程中，各国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传递、信息交换等互动方式减少安全结果的不确定性，其功能是国家安全的社会(网络)制约性和社会(网络)生产性。镶嵌性外交从强调自我的绝对安全转向了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对安全，如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就体现了对待周边国家的和合态度，反映出中国在行动上对周边国家的承诺与支持。

镶嵌性外交为超越安全的孤立、自保提供了互助、共享的新路径。以国家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为例，镶嵌性外交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才安全”的镶嵌性结构关系，而安全镶嵌为国家间的优态共存与共享安全提供了前置条件。“‘安全镶嵌’主要是指个体国家的安全行为对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的嵌入。在嵌入过程中，社会网内的具体情境对国家行为体希望与谁或能够与谁展开安全互动起着一定的限制作用，并且可以通过相关互动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以此来影响国家安全的实现”。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共治，即使最发达的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安全脆弱性而难以独立承受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安全压力，如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跨地区的难民危机、国际化的恐怖主义等。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安全孤立是一种空想，安全自保是一种短视;而以和合主义为范式的安全互助是一种必然，安全共享是一种趋势。

(五)共享性外交(sharing diplomacy)

共享性外交是和合主义范式的又一总体性体现与运用。首先，共享性外交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题中之义。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其次，共享性外交需要中国做出强有力的示范与“建立自主、兼容的维和新概念与新框架”。最后，共享性外交的切入点是安全共享，即通过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建构来实现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

从行为体构成的角度看，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可以是国家行为体间的、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以及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三大类。第一类的特点是高政治，强约束;第二类的特点是低政治，弱约束;第三类的特点是高政治，弱约束。例如，“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是一种需要被纳入国际关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它所面对的是“共同的威胁与命运，其动力是为克服困境而寻找共同的利益与预期以及集体的认同与行动”。“全球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也是一种属于国际关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核安全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我们要倡导构建人类未来“和合共享”的总体图景，树立核利用世界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倡导高于国家的普遍核安全理念，进一步加强专门国际组织的作用;倡导核安全紧系人类命运的共识，强化国际法律、法规对特定国家核利用行为的约束力和监管力;倡导核利用国家的国家责任意识，提升核利用国的自我约束力;倡导和合共享的“类安全”理念，实现广泛监督，共同创建核正义世界。当然，在推进深度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还可以创造更多形式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以提升中国学习世界、参与世界、引领世界的能力。

六 结语

和合主义的价值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的互鉴共存、价值共创与和合共享，并在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基础上一步步推进命运共同体形成。和合主义在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领域的运用中，超越了传统国家主义的狭隘立场，扬弃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理论，要求我们以“类伦理”“类价值”“类关系”来考量深度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包容性外交、结伴性外交、对接性外交、镶嵌性外交和共享性外交的开创，既为世界政治勾勒了理想愿景，又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各国树立全球治理观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路径。总之，在一个“高度互系的流动世界”中，和合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也为我们解决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促进跨国合作、逆转反全球化潮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范式，和合主义映射出了人类共建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本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七期；时政国关分析）

作者简介：

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章雅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责任编辑：张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