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卡夫卡的文学遗产都应收归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所有。至此，这场围绕卡夫卡手稿、历时7年之久的诉讼终于落下帷幕。
如果考虑到在当今世界，这场诉讼有卡夫卡的显赫声名和规模庞大的“卡夫卡学术”或“卡夫卡工业”作为背景，其被称为“史诗性”的诉讼，或许并不算夸张。当然，这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卡夫卡式”诉讼，因为认真推究起来，这场把遗嘱与手稿联系起来的“诉讼”，应该追溯到卡夫卡关于自己手稿的“遗嘱”。近百年来，围绕卡夫卡遗嘱所进行的争论，既是卡夫卡学术的独特景观，也是卡夫卡学术史的缩影，堪称文坛传奇。
在1925年出版的《诉讼·后记》里，布罗德公开了被视作卡夫卡遗嘱的两个文件。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这两个文件先行发表在了1924年7月17日的《世界舞台》周刊上。这是卡夫卡“遗嘱”的首次面世。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在这两个文件中，请求好友布罗德在其去世后，烧掉他所能找到的“所有文件”，而在卡夫卡去世一个半月之后，最先被发表的恰是这两个文件。这也是布罗德整理并发表的第一件“卡夫卡遗作”。
笔者无缘得见布罗德当时对这两个文件以及自己行为的说明（如果他有所说明的话），但结合他在《诉讼·后记》中的说明，可以猜测的是，他要以这样的行动表明两件事：一、他是卡夫卡指定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因此有“执行权”；二、他的“执行方式”就是“发表”。第二点并不违背卡夫卡要求他“销毁”的指令——以“发表”的形式，他首先“销毁”了这两个要求他“销毁”的文件，确切地说，是销毁了这两个文件的约束力。
卡夫卡与布罗德的决定都令人困惑，也引发了持久的猜测和争论。首先，若卡夫卡的遗愿是真实的，他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呢？布罗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解释：一是卡夫卡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自觉难以达到的“最高的宗教标准”，这导致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满；二是卡夫卡常常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会干扰甚至损害他正在以及将要写出的东西，他很早就倾向于销毁不成熟的旧作来避免这种干扰和损害。这样看来，遗嘱中的要求不过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
二战后，法国学界曾有关于卡夫卡的作品到底“该不该烧”的讨论，卡夫卡的遗嘱自然就成为“该烧”的自供状。君特·安德斯认为，由于卡夫卡的作品描写的是一个“不应当存在的世界”，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因此卡夫卡“最终对其作品价值表示怀疑，甚至请求毁掉它”，倒是说明了他还算诚实。安德斯的看法在20世纪60—80年代东欧批评家那里获得了强烈的共鸣。在后者看来，焚稿遗嘱无非是卡夫卡作为一个逃避主义者和对艺术不抱希望的个人主义者的最后证词。
而在持存在主义立场的埃姆里希看来，卡夫卡的遗嘱所见证的卡夫卡的“诚实”，则具有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含义。卡夫卡谜一般的作品对应了“真正的宇宙之谜”，他销毁作品的遗愿增加了其谜一般的作品的“严肃性”；换言之，通过他的遗嘱，卡夫卡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不是为了“愚弄读者”或让其作品“显得有趣”才把它弄成谜一般的。这反而使我们更加相信：他的作品里确实包含了宇宙之谜并进而加以探究。
似乎有意针对埃姆里希的过分严肃，波利策从遗嘱内容的“荒诞”和表述的“夸大其词”中看出，卡夫卡也许并不是那么“严肃地”写遗嘱：“他仍在玩游戏吗？在下达命令毁掉自己的作品时他又一次玩起了游戏吗？”波利策的观点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与死亡的秘密游戏”确是卡夫卡写作的主要灵感来源和操纵读者反应的策略之一。细察之下，卡夫卡的遗嘱具有某种仪式意味，在遗嘱中他也不忘提醒自己：他要以写作来驱赶正在迫近的死亡，他要以“写作的权力”来“阻止它（疾病与死亡）的推进”。当然，在波利策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游戏：卡夫卡“甚至想到把销毁他的作品当作一种宗教行动，一次燔祭（aburntoffering）”，想象中的燔祭会带来一种“神秘的自由”，激发他写出真正值得流传于世的“纯粹而绝对的作品”。
波利策的观点在半个世纪后有了回应。2010年，畅销书作家罗杰·卡门尼兹出版了《烧过的书：布拉茨拉夫的拉比纳赫曼与弗兰兹·卡夫卡》。根据他的理解，卡夫卡目前流传于世的书已经是“纯粹而绝对的作品”了。在第8章中，作者把布罗德与从火中救出了拉比纳赫曼作品的拉比纳森相提并论——和卡夫卡一样，拉比纳赫曼也要求十分珍视自己著作的拉比纳森烧掉自己的著作，“拉比纳森就是拉比纳赫曼的马克斯·布罗德”。可以说，这个类比一下子把卡夫卡的作品从德语文学中拉入到犹太民族经书之列了。卡门尼兹用了一个形象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卡夫卡在现代的边缘讲述神话，试图把卡巴拉的智慧“走私”到我们的时代。在这一理解中，卡夫卡显然知道布罗德会穿过他最后寓言的“海关”，而不是像《在法的门前》中的那个乡下人一样痛苦地等在门外。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卡夫卡留下了毁掉自己作品的遗愿，他是认真的吗？布罗德选择了对朋友遗愿的“背叛”，他的解释或辩解有效吗？如果卡夫卡的遗愿表达是一种策略，其真实意图何在呢？布罗德恰当地配合了卡夫卡更为复杂的意图吗？
为彻底地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先假定：布罗德执行还是不执行遗嘱，或卡夫卡的作品是被烧毁还是留存下来，都应被置于一个可能世界或平行世界的背景中加以考量。如果我们以卡夫卡对布罗德的判断（此处预设的问题是：布罗德是否是卡夫卡“最可信赖”的朋友？）为起点，那么其间的可能性逻辑是：布罗德是卡夫卡真正的朋友，因此他懂得卡夫卡的真实意图，或能够为卡夫卡设定一个卡夫卡所不知道但却真实的意图，这样他就不会背叛卡夫卡——无论烧还是不烧；布罗德不是卡夫卡的真正朋友，因此他不懂得卡夫卡的真正意图，或不能为卡夫卡设定一个卡夫卡所不知道但却真实的意图，这样他注定会背叛卡夫卡——无论烧还是不烧。如果卡夫卡（在判断布罗德是否是他的真正朋友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无论他的作品被烧还是没被烧，也都可算是对他的惩罚，并且这个惩罚是正当的，因为连一个在身边多年的人是否是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其作品又如何能“帮助人们”呢？如此看来，昆德拉在其《被背叛的遗嘱》中，对于布罗德“背叛”卡夫卡的遗嘱所感到的“道德义愤”，还是显得过于武断和不够审慎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星 排版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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