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原名光亶，后改名为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户世代乡绅之家，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一个位于长江口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父亲潘鸿鼎思想多元、兼容并蓄，母亲知书达礼、注重教育，舅舅沈恩孚则为他的读书工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空。

勤奋读书，代代相传的家风对潘光旦影响很大。14岁时，父亲便早早去世。母亲克俭克勤，非常注重潘光旦的读书和教育，在生活上教会潘光旦许多做人的道理这也奠定了潘光旦性格中温良恭俭，雍容宽厚的品格。

求学清华少年折翼

1913年，年仅14岁的潘光旦正式入北京清华学校学习。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在学校里参加跳高比赛，潘光旦的一条腿受伤感染，最终医治不好，只能锯掉。令人敬佩的是，他很快就能掩藏痛苦，直面人生。在家休养了一年，再回清华，展现在同学面前的潘光旦依旧豁达开朗。他没有表现出因为身体残疾而带来的自卑，也不忌讳同学们提到这一点。

青年时代

他和同学们去郊游，爬上山顶，看满山红叶，不喊苦，不掉队，克服了身体的残疾，更克服了心理的阴霾。有一回上生物课，老师把一个老鼠的尾巴斩断，观察老鼠的后代是否也短尾，就有学生问潘光旦，你生的子女是单腿的呢，还是双腿的呢？潘光旦说“不可胡闹”，却从不动肝火。

当过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在《清华与我》一文中如是说：“我在一九一五年入清华，初次看见他，他已经是独腿客了。在前一年他跳高跌倒，伤了腿。医师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可把伤腿切断。他曾装过假腿，但是麻烦胜过架拐，他索性架拐架了毕生。他虽然独腿，但是一般行动概不后人。周末同学们郊游散步，他从未缺席。他同我对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都感热心。有一次在西山卧佛寺开会。会序中有一项排列在寺院后山门（等于半山腰）举行。老潘亦就架拐登山，若无事然。”

潘光旦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就是为人治学的韧性和战胜自己的毅力。他还给自己家取了一个名字“胜残补缺斋”，直面苦难并迎难而上。潘光旦在学术道路上一直秉承和坚持两点：一是学习上注重夯实中国旧学基础，一是研究时注重立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是源于一篇《冯小青考》的读书报告。这是潘光旦学术生涯的起点，也体现了他在研究学术时，对西方科学思想的运用，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关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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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海外思想初立

1922—1926年，潘光旦先后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等。在美国短短四年时间，潘光旦思想快速成长，广泛地涉猎了心理学、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潘光旦的研究也从自然科学领域拓展到了人文科学领域，也使他成为一位颇具情怀的社会学家。

随着对遗传学和优生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在美国生活的耳濡目染，即使在“全盘西化”论漫天飞的时刻，潘光旦仍然能客观、科学对待中西文化。他以一种超乎年龄的对中国文化的感知和认同，不卑不亢地从科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化。这个时期，潘光旦最为关注的是如何“优生”。论述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是为了更进一步论证中华民族种族的优秀、不落后与人。

返回沪上多校任教

192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1934年离沪北上，这8年间潘光旦在上海从事教学活动和杂志编撰工作，先后在吴淞政治大学、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任课，直接或间接地为各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和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中年时代

1927年前后，是国民革命高潮时期，为国家寻找出路的共同愿望，推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一时繁盛。此时刚从美国归来的潘光旦，热情地参与了这场寻求中国出路的大讨论。梁实秋曾一度住在潘家，徐志摩称胡适为胡圣，称潘光旦为潘仙，取其独腿有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之风的意思。这一时期，潘光旦以“投身社会、关心现实”为主线，涉及优生学、民族性比较研究、性心理学、人才研究、家谱学等多个领域。

潘光旦创设优生学课程，主编《优生月刊》，关注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根本上不缺人，缺的是体格健全、聪颖的人；不是人的数量多少，而是人的素质高低。在潘光旦看来，生育孩子，不仅仅是家庭使命，而且是社会安危所系。在百年中国里，潘光旦从民族前途命运的立场，在科学基础上，最早提出优生优育。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超越了一般的社会生物学，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和情怀。

执教清华静然岁月

1934年，潘光旦离开上海，受母校清华大学聘请，担任社会学系教授。此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颇为鼎盛的时期，由陈达任系主任，潘光旦把在上海各个学校开设的优生学课程进行扩展和深化，开设了家庭、社会思想史及优生学等课程。授课的同时，潘光旦还兼任教务长，对参加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的学生多加爱护和包容。

在清华教书期间，潘光旦住在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门前院子里种的葫芦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两边完全对称，实属千载难逢。潘光旦也因此把屋内的书房改为“葫芦连理之斋”。爱书之人，常常以书会友、以文会友，葫芦连理之斋中同事、朋友、学生络绎不绝。在经常出入新南院11号的众多师友亲朋中，费孝通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位，他与潘光旦亦师亦友，经常探讨学术、人生以及社会诸问题，并在潘光旦晚年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辗转西南共创滇盟

1937年，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移至云南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的八年时间，潘光旦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收获和贡献。一是在学术上更进一步，一是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结识更多同盟。

潘光旦对初创时期的民盟有着重要的贡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成立后不久，首任主席黄炎培赴昆明，罗隆基设家宴款待，潘光旦同席。这可能是潘光旦最早参加的民盟活动。1943年3月，民盟昆明支部正式成立，潘光旦和罗隆基是重要的筹备小组和支部委员成员，潘光旦还曾任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第一、第二届中央常委。

期间，潘光旦不忘学术研究，敦促费孝通完成并出版了《生育制度》一书，并为之写了长达三万字的序言《派与汇》。1946年10月，潘光旦辗转回到清华园，继续任社会学系教授、主任，还兼任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负责在抗日时期被毁的图书馆整修工作。在此后几年间，内战正酣，百姓生活困苦，潘光旦也同许多大学教授一样，物质生活有许多困难，每到给女儿们交学费的时候，都费劲地到处筹措。虽然图书馆工作繁忙，加上日子困顿，潘光旦并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在新人文思想上更进了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潘光旦作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和图书馆馆长，经常忙于学校行政和图书馆事务，还曾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大概了解到，这段时间潘光旦主要活动为教授课程、图书馆修复等行政工作，全国政协的相关工作，以及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的读书研究活动。

民大岁月最后留声

1952年，清华进行院系调整，潘光旦被调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负责中南少数民族的研究。1954年，潘光旦发表了第一篇研究民族的学术论文《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借调查研究犹太民族，而反观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指出了民族宗教信仰，越是遭到排斥，独立性就保持得越顽强；越是宽松、开放的氛围，越是容易融合、相通，以此看出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宏大气魄。

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大学除了开展了民族问题的研究，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翻译了《人类的由来》。有学者认为潘光旦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其中最为重要的可以说是上万册的书籍、翻译《人类的由来》以及那两只“并蒂葫芦”。不过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前，终究未能亲见《人类的由来》译稿出版。1983年4月，《人类的由来》经人整理补译，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给人类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1958年10月，潘光旦夫人赵瑞云因病去世，对潘光旦打击颇大。在他晚期的日记里，充满了对夫人的思念，经常在夜晚梦到夫人生前的点点滴滴，使得潘光旦晚年显得格外凄凉。1967年6月10日，一代社会学大师永远地离开了。他追求民族独立、民主、繁荣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传颂；他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果，得到肯定和重视；他身残志坚和豁达的性格令人感动。

在中国社会科学史上，将永远镌刻着这位宝山之子的名字——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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