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纳博科夫诞辰120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了奥克兰大学教授布赖恩·博伊德所著的《纳博科夫传》。
其中文版译者——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佳林，在思南读书会结束之后，来到了思南书局，和我们聊了聊纳博科夫与这本Nobokivan（纳博科夫迷）不可不读的《纳博科夫传》，并推荐了他的爱读书籍。
刘佳林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记研究》副主编。著有《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尼古拉·果戈理》《诚与真》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纳博科夫小说论”，参与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
翻译是“笔端常带感情”的过程
Q
您什么时候对研究纳博科夫产生兴趣？
刘佳林：1994年，当时我在南京大学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硕士。会对纳博科夫感兴趣，要感谢我的一个朋友——作家张生。他对西方文学了解比较多，我们交流的时候谈到了纳博科夫。
当时《洛丽塔》已经红过一阵子。纳博科夫在中国的接受史是波浪式的，一浪一浪的，1991年前后《洛丽塔》在中国出了好几个译本，质量参差不齐，到了1994年，《洛丽塔》在中国不像今天这么红火了。张生推荐了纳博科夫之后，我看了几部他的作品，包括《洛丽塔》，但是译本问题太多，很难让人认同这个作家。当时他大量的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我开始接触他的英文原著，看英文时，被他的用词方式震惊了。一个作家还能这样用词！让人惊叹。
人们说，读他的作品离不开一部大词典。那时读他的作品很难，但是我更想挑战这个有难度的作家，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写了纳博科夫。后来1999年，我读博士，继续选择了研究纳博科夫。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博伊德的两卷本《纳博科夫传》。我很佩服博伊德，说实话，我是读了博伊德的分析之后，对纳博科夫的很多作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的语言风格我也喜欢。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有了翻译这部传记的念头。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所以2007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魏东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毫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了。
Q
《纳博科夫传》初版是2009年，翻译这本书差不多是10年前的事了，您现在还记得翻译过程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吗？
刘佳林：有时候我翻译得太久，会沉浸在书里出不来。每天十几个小时沉浸在里面，我和妻子说话的时候，都有点恍惚。虽然我在和她说话，但我脑子里还在想书中的句子。
自己的感情也会跟着书的内容一起走，无论是书中的理论分析还是纳博科夫的生平故事。当你做过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并且看到一个研究他的优秀学者的精当的解读时，真要拍案叫绝，大叫一声“好！”。然后你会想尽办法把它翻译出来。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持续性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过程。
纳博科夫的文学道路
Q
20世纪50年代《洛丽塔》出版之后成为畅销书，纳博科夫实际上进入了大众文化的领域。当时文化理论的一些观点认为，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有一个坚实的壁垒，纳博科夫他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佳林：他反对标签式地评价自己或者他人的作品。20世纪20年代，他开始写作《防守》（多数读者认为这是他第一部杰作）之前，参与了很多今天被视为大众文化的活动，比如写电影剧本。
在文学生涯初期，他可能还没找到明确的文学定位，想通过一些大众化的媒介来获得文学生命。但他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他开始创作《玛丽》，尤其是《防守》之后，逐渐找到了自己应该坚持的文学道路。就是能够进入传统甚至能够建构自己的文学传统的文学道路。自此他走上了个性化的创作道路，并一直坚持到最后。
《洛丽塔》变成畅销书，走红了。他期待它红，但他并不是因为想要走红才写“中年男子和小女孩的恋情”这种情节。他并没有想过要走大众性、通俗性的文学道路。
Q
纳博科夫为什么会反对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
刘佳林：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争议，到今天为止，一部分读者都不能认同。我研究纳博科夫的时间越长，倒是越能认同他这个观点。
很多社会性主题的作品，是社会性问题和事件自身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成就了作品的重要性和吸引力，而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让它变得重要，变得有吸引力。大量读者读一些社会性作品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读文学，而是在读对社会性事件的记录，和对事件的分析。关注社会事件当然很重要。但是一个作家，当他面对重要的社会事件时，如何将它变成文学作品，并让它获得某种不朽性，这才是衡量他是否优秀的标准。
我们的兴趣往往在于社会事件，如果我们养成这种阅读习惯，容易对纳博科夫作品中关于美学、艺术品质的东西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纳博科夫对他的读者要求很高。
他写过一篇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文章，其中表达了一个观点：无论时代或某种社会性事件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人生，一个艺术家，必须坚持自己的艺术品质和艺术追求。他的一生不停被社会大事件左右、影响，但他仍然保有这样的观点，说明他对艺术有不同寻常的坚持。
Q
您有看过根据他作品改编的电影吗？
刘佳林：我看过《洛丽塔》，印象不是很深了。不太能接受把《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图像化。一是因为我对文本太了解了，二是因为这个小说的魅力不在于故事性或者可视化的场面。小说中有大量的文字游戏，很难改编成图像。
纳博科夫给《洛丽塔》写了电影剧本，但是库布里克没有采用。我也能理解，它们是两套符号系统。如果纳博科夫是一个关注社会性问题的作家，改编他的作品会比较容易，但他不是。他早期的作品，比如《黑暗中的笑声》，情节性还比较强，改编起来还算容易，但越到后期，他的作品越难改编了。
纳博科夫是一个文体学家，他对文类（指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很看重。小说这个文类还能做什么，戏剧这个文类还能做什么，它们可以向前推进到哪里，他对这些很感兴趣。他写《爱达或爱欲》时，那么多过往的小说都存在于他的文本当中。从这个角度讲，纳博科夫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挖掘。但也很有难度。西方学者做了一些工作。纳博科夫的阅读量很大，记忆力惊人，他跟同事谈论教堂窗户上的圣像，能一口气说出五十五个圣约翰。一个作家这么喜欢细节，我想和他喜欢研究蝴蝶也有关系。
语言、创作、传记文本
Q
纳博科夫曾说他不喜欢用方言创作的作品，即使是天才的方言。我们知道他对语言有自己的执着，那么他如何看待语言和创作的关系？
刘佳林：纳博科夫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中他和《韦氏词典》在一起。
俄罗斯时期，他特别喜欢一本俄语词典《达尔词典》，用英语写作之后，他常翻的就是《韦氏词典》。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语言特别讲究、挑剔。我想他是从福楼拜那里学到的。福楼拜也认为，世界上任何动作、状态、色彩，只能用一个词来写。纳博科夫在作品中写各种色彩的时候，比如鼠灰色，光是灰色就有好几个等级，他要用最准确的词写出来。这是他对语言持有的非常文学性的态度，文学家、小说家要用语言去把握这个世界，世界的精确性在那里，你要做的是把那种精确性呈现出来。
这种态度和用地方性语言写作的作家不一样。那些带有地方特色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往往是用地方特色、方言的特殊魅力来为文学增色。语言是桥梁，也是墙壁。它可以使人通达，让人交流，也会妨碍人交流。说不同的方言，彼此便不能交流。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我想他应该用通用的文学语言创作，从中去考虑它的准确性。
当然，每一位作家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但是自己的语言不是方言，而是每个作家建造的自己的词库、语料库，从这个角度讲，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方言。
Q
这套《纳博科夫传》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而不是纳博科夫作品的附庸，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刘佳林：它不是一个文学文本，而是一个传记文本，有传记本身的独特价值。这是我们在读作家传记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传记兼跨文学、历史两个学科，我们过去讨论作家传记的时候，往往会从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两个角度去评价。这是因为我们的传记观念还没发展得非常专业化。现在人们越来越把传记当作一个独立的文类来研究。我们欣赏一部传记，当然可以评判它的文学性、历史性，但我们也许还可以讲传记这个文类的特点。
传记是关于一个人的生平的历史，它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一部好的传记，尤其是传统的经典的传记，都以能把传主的个性真实地呈现出来作为优秀作品的标志。好的传记都能展示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传主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纳博科夫传》做到了，它把纳博科夫的独立不依、顽强执着等个性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在思南读书会讲了一个观点——生活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生活和艺术分开了。纳博科夫希望读者有幸福感，他认为，一个真正懂生活的人，必然是一个艺术性的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必然反映了生活，所以它是幸福的。
什么是幸福？当然，每个人都对幸福有自己的定义。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个人能创造性地过自己的生活，不是被动地活着，而是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就是幸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博科夫传》很优秀。
刘佳林荐书
《史记·列传》
《杜诗镜铨》
理由：连那些弱陈述的谓词都诗性充满。
《论可能生活》
理由：最大的悲剧是活错了，读了《可能生活》，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包法利夫人》
理由：完美的小说。
《说吧，记忆》
理由：无与伦比的自传，丰富的细节，纯粹的诗。
最后，在思南书局，还有更多“纳博科夫”等待你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