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徽”从哪里来？

大家好我是陈宇泽，今天由我为您朗读。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是贫困的文青汤显祖拒绝接受朋友向他贩卖的财富焦虑时所发出的感叹——世人向往的财富之地徽州他是不会去的，只有写戏剧才能维持生活。

这幽默的自嘲往往被人们误以为是作者由衷的赞美和向往，也是一个小小的滑稽。今天的文章，就一起梦回徽州的起起落落。

在中国纷乱多变的行政区划中，徽州作为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行政单位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稳定历史了。

秦始皇时在今天的皖南地区设置歙县，黟县，两地的开发在孙吴时期开始加速，形成了一郡（州府）六县的规模。

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现歙县徽城，前四个县现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徽州地区山多岭密，海拔高程与相对高差均较大，山间谷地和盆地较少，且多窄小。徽州最大的盆地是今天称之为“屯溪盆地”的区域，包括休宁、歙县和绩溪，除了此处有较多农田之外，山区耕地稀少。在建国前此地开垦面积不足10%，且土壤贫瘠，不利于农业开发。

在江南农业飞速进步的年代里，徽州的粮食却一直不能自给。《天下邵国利病书·江南二十》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

这里对外联系也并不方便。徽州宛如平原海洋环抱中一个较为孤立闭塞的山地岛屿，远离大江及南北主要运输线，与外界沟通主要依赖新安江水系。由于山峦纵横，徽州地区的河流一般比较大、河床窄、流速快、弯道多，水位暴涨暴落。

尽管水运条件并不够优越，但这是徽州人的生命线。每年都有大量的粮食从浙江和江西经由这些河流运到徽州，徽州的茶叶，木材和各种特产也由此外运。

然而正是在这一片相对落后的地区，却诞生出了影响巨大的徽商群体。

徽州社会孕育了徽商。徽商产生后，又使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的印记。他们不仅建造了那些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作为徽州文化的物化表征的牌坊、宗祠和各类建筑，也深深地影响了徽州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模式以及社会风俗。

没有徽商，这块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绽放不出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芒。

明清时期，全国都进入了人口持续增长造成的人地关系紧张的阶段，流民四散，在荒地山野中开垦糊口的农田。此时唯有徽州人没有加入艰难求生的大军，反而走上了商业致富的道路并称雄达三百年之久。徽州本身的条件正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从地理区位来看，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同唐以降，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到达杭州。随之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各府州。而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

长三角市场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木料、石料等建筑材料有稳定的需求。文教之风又让以竹、木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纸、墨，以石材加工的砚等文具销量可观。茶叶和药材更是风雅之士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这些都是徽州的本地工业特产。

完成了以本地产品主导的原始积累，徽商开始走出去，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盐商成为了走出去的徽商中最成功的一支，为徽州带来了巨量的财富。

明代以前，盐是由国家管控的商品，私人不得贩盐。明开国以后，为了补给边防线的军需而开了口子，允许富商运粮北上换取贩盐的凭证“盐引”。嘉靖年间，盐商们只要将向产盐地的管理机构缴纳现银后，就可以领取食盐销售，让聚集在扬州的徽商找到了机会。苏北海盐场的盐成了徽商们的摇钱树，并通过对权力的不断攀附越发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传说中乾隆下江南在扬州与盐商们的无数轶事，有其历史依据。

从组织形态来看，徽州强大的宗族观念给了商人们周转资金、招募帮手的创业优势。

破碎的山地地形，天然塑造了徽州人群分布的分散和孤立。一片小的盆地就是一个家族，每个家族都有强烈的凝聚感和封闭性，他族极少能够染指。毗邻的众多宗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大家族（内部）都极力避免子弟流落外地为人佣工或者沦为仆役。一个人迫于生计出售私有田地时往往会被家族优先收购，成为族产，人员自然也不会外流。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未在徽州出现过。

这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很多地区面临人口压力，往往会出现流民四出的现象，徽州人却极少如此。

但人口压力仍然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徽州不宜耕种的土地逼迫宗族子弟外出闯荡。然而与成为流民的闯荡者不同，他们能够获得丰沛的族产资助。徽州商人起家时容易筹集资本，冒得起风险，且易得到在外地为官的徽州人的帮助。而财富也反过来刺激了徽州的文教事业，让此地为官者越来越多。

在文献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的记述，可以说正是世家大族开创推动了徽州的商业之风。

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江三角洲各商业城市有了“无徽不成市”的说法。众多繁荣的工商业市镇中，没有哪一个会没有徽商。但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下，即使生在外地长在外地的徽商，也要回家扫墓、祭祖、修庙、续谱、省亲、团聚。在强烈的宗族观念和荣光耀祖心理的驱动下，徽商还是会在原籍修建超过正常需要的豪华住宅，并在老乡里招募学徒、雇员和合伙人。

惨烈的太平天国战争开始之后，主要战场正是徽商经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战争使得江南名城摧残殆尽，唯有上海得以幸免，江南经济重心向上海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而由此带来的市场结构和商品网络的剧变则是徽商暗淡的最根本原因。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发展成中国的最大港口城市，让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富裕人口从江南各地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去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也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

除此之外，徽商最大的政策优势——官盐经销制度也在清末废除，徽商在盐业的优势顿时土崩瓦解。新式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出现，悄然改变了以运河为主的国内商路，沿海和津浦路沿线的城市迅速繁荣，盛极一时的沿运城镇临清、王家营、清江浦，以至扬州，顿时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

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徽商已经丧失了早期祖先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终于淹没于时代洪流之中。

1934年由于蒋介石“剿共”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1947年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1987年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而绩溪被划归宣城地区管辖至今，传统上的徽州不仅被肢解，连名字都被抹去了。以至于外地人往往不知“安徽”二字中的“徽”就是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