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澈

- 成 长 故 事 -

我乐观地想，这些经历带给我的不只有伤害，没有这些，或许我不能很快在反抗中成长，变得坚韧有力量。

故 事 练 习 生 习 作  第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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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出生在深圳。那时，深圳是打工者的天堂。我爸妈也从老家来到这里，凭借勤劳和节俭赚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出生以后，我爸响应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决定回家乡办厂。我们一家从深圳回来，带着一笔大额的积蓄和一个宏伟的目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没想到陷入当地政府的骗局，工厂经营不到两年，全部亏空，债台高筑，原先在厂里上班的亲友一哄而散，剩下天天上门追债的债主。

家里境况急转直下，我爸受不了打击一走了之，留下妈妈、哥哥和我。为了养家和还债，我妈出门工作，把我和哥哥送到学校。

哥哥大我四岁，已经够了上小学的年龄，而我被妈妈送到幼儿园。

幼儿园每次放学，老师要求家长来接一个走一个。我妈忙着工作，经常很晚来接我，次数多了，幼儿园里的年轻女老师每次守着我一个人，渐渐不耐烦起来。

有次我哥在学校打架，我妈被叫去他学校忘了来接我。老师陪我等了两个小时后忍不住对我发火，用力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说：“你妈咋就不把你当回事呢？从来不准时接你，我每天下班都被你拖着走不了，我孩子谁来管。”

女老师对我越来越冷漠，放学不再陪我等我妈，留我一个人在教室里，从外面把门锁上。

我在班里是个小透明也不主动跟同学说话，一个朋友也没有，但我当时还体会不到孤独的滋味，恐惧却真真切切，我每天直勾勾盯着老师锁门离开，生怕老师突然过来敲我的头。

这种恐惧直接延续到一年级。

上完幼儿园后，我妈发现学前班的学费比一年级贵两倍不止，她决定让我去上一年级。就这样，刚过完五岁，我就入校上了一年级，成为班里最小的学生。公立小学一个班里有一百来个学生，一间教室里挤着排排坐，从讲台看下去下面黑压压的全是小脑袋。小学生讲起话来叽叽喳喳的，夹杂着挪动桌椅板凳的刺耳摩擦声，大部分老师被折腾得脾气都不算好。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新鲜，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因为我个子矮，让我坐到中间的第一排。

有一天，我因为不敢在课上举手告诉她我想上厕所，尿了裤子。同桌的男生大声的叫出来：“你尿裤子啦。”班里爆发一阵阵笑声，语文老师无论怎样大声嘶吼都抑制不住，最后她对我说：“你先出去吧。”

第二天，那个男生不愿意再跟我坐，语文老师把我调到最后一排，给我放了一个单独的桌子，让我暂时坐在那儿。我附近坐满了班里最调皮的男生，他们把我尿裤子的事当做趣事在学校里传，上课的时候用粉笔砸我的头，在我背后贴“爱尿裤子”的纸条。一有老师点到我的名字，他们就起哄说：“爱尿裤子的人，叫你呢。”

为了维持课堂纪律，老师也不常点我回答问题。偶尔叫我一两次，我也是站起来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更惹人嘲笑。

班里最高最壮的男生喜欢用球砸我的头。有一次我从后门进来，他扔过来的球砸在门框上面的玻璃上，我下意识把帽子戴上蹲下，碎玻璃哗啦啦砸在头上，我居然毫发无损。他被我逗乐了，立刻迷上这种游戏。

上体育课，女生主动来找我玩埋沙子的游戏，扯开我的衣服，把沙子灌进去，或者把我埋在沙坑里。我一旦拒绝，总有一个女生跳出来调皮地眨眨眼睛说：“我们还是朋友吗？”体育老师过来询问，会有人立即解释说:“我们是在做游戏，不信你问她。”我还没想好怎么告状，体育老师就走的没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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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校在校内建了食堂，给全校学生做早餐。一顿早餐三块，一次性要交一个月的费用。

这笔钱我交不起。每天我妈给我一块钱，我要吃早晚两顿。学校食堂一个月的早餐费赶上我三个月的饭钱。学校强制性规定，班里开始没交钱的同学逐渐都妥协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

学校把这事跟班级评优挂钩，班主任找我问原因，希望我不要扯班级的后腿。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四十岁出头，留着利落的短发，精瘦干练，眼神犀利。她跟我谈话时喜欢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一遍又一遍叫我的名字。

“张澈，你抬头看着我好好说。”

“张澈，你不要害怕。”

“张澈，你知道什么是规矩吗？我们得按规矩来。”

她每叫一次我的名字，我就头皮发麻，浑身发软，还没等我缓过来，她又叫一声，我的头皮再次紧缩，抖个不停。后来，我学到普罗米修斯的课文，当时觉得日复一日的啄心之痛大抵如此吧。

老师在班里提起我没交钱的事，大家又开始捉弄我。

班里的女生由班长陈思雨带头，她们把吃剩下的食物踩烂然后再放进我的口袋、帽子和书包里。下课时一群人看着我笑，我急忙把手伸到背后去摸，没发现纸条，心里刚松一口气，打开书包，一张沾满脚印的饼掉了出来。班长过来把我衣服上的帽子扣在我头上，里面的碎鸡蛋壳顺着脖颈滑到我衣服里。

我没想过把这些事告诉我妈。她在一所中学里做豆浆，早出晚归，哥哥和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只有等到中学放假时，我妈才会和我们一起吃饭。生活的担子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我不愿意拿这些事去烦她。每次我都想，忍一忍就好了。

我经常偷偷给我爸打电话，我问他：“爸，你啥时候回来。同学们老欺负我，我和哥哥过的不好。”

他每次都说：“你在家等着我，我赚了钱就回。”

其实我知道我爸很久赚不到钱，他迷上赌博，四处借钱，我和我妈的生活越来越艰苦。后来我恳求他说：“爸，你回家也可以赚钱，你能不能回来？”我爸一次又一次敷衍我，最后一次他告诉我：“人生有很多困难，你爸也救不了你，你能不能勇敢点。”我脑袋发麻，铺天盖地的绝望。

我妈发现我偷偷给我爸打电话，气得发疯，抓着我一顿暴打。打完以后突然抱着我哭起来，边哭边说：“永远不要学你爸，做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你爸没用，保护不了你，你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我妈哭完了骂，骂我爸不负责任，没有良心。骂完了又打电话恳求他，希望他能回来管管我和哥哥。我爸还是那句话，赚了钱就回来。

我逐渐意识到我爸不会回来，他永远不是我的避风港。

我对我爸失望透顶，暗暗发誓一定不做他这样的人。我要照顾妈妈，要保护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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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开学时，家里已经窘迫到交不起学费，拖了很久也没补上。学校强制要求我退学，班主任帮我拖延了几天，告诉我周三是最后的期限。

周三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思想品德。我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样僵硬地坐在位子上，等待刽子手来砍头。铃声一响，班主任立刻走进来大声说：“张澈，把你的书放到讲台上，桌子搬出来。”我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慢吞吞把书放在讲台上，回到最后一排搬我的桌椅。

桌椅是木头做的，很沉，我一点一点的挪，知道不会有人过来帮我。我曾经以为如果我们班还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我，一定会是老师。但是那天老师不耐烦地站在教室门口催我动作快点，我才发现或许是老师的不喜欢才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我成绩并不坏也不调皮捣蛋。我只是很麻烦，在各种缴费上处处拖延，在班里有很多状况，没有人会喜欢一个麻烦精，我想我走了以后，老师也松了一口气吧。

回到家后，我跟往常一样提着袋子去院子里捡塑料瓶，攒起来卖钱。院子里有同班的男生跟在我身后叫我“小叫花子”，我没回应，恰好碰到我妈下班回来。我妈听见后气的一脚把他们踢出去，带着我挨家挨户找上门去。从此那些男生再也不敢惹我。

第二天，我妈把我带到她工作的建筑工地上去。工地上正在盖一栋30层楼房，是当时家乡最高的建筑。我在工地上坐了一整天，看我妈搬砖、提水泥、运沙。傍晚快下班的时候，我妈让师傅用起吊机把我送到很高的地方再放下来。在最高的位置，我远远看见了我学校的操场，非常渺小。

我想起前一天晚上我妈对我说的话：不管别人把你当什么，你在我这儿永远是个宝，如果你让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欺负你，我这么辛苦还有什么意思。我深深地为自己的软弱无能而羞愧，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成了妈妈的累赘。

一周以后，我妈结了工资，给我交了学费让我重返校园。我回到学校的第一节课是美术课，美术老师是一家画室的校长，年轻、讲究。那堂课他挨个检查大家的水粉颜料，让没有买颜料的人站到讲台上去。

我和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常远并排站在讲台上。美术老师过来开玩笑，问为什么不买颜料，是不是真的穷的穿不起裤子了。常远嘻嘻哈哈地说：“老师，她连学费都没交。”美术老师没当回事，继续开玩笑说：“那你转过来我看看你裤子上有没有破洞”。

我一动不动，常远伸手扳我的肩膀。那一刻我想起我妈说的话，她在工地上忙碌的身影，微薄的工资。

他们发笑的嘴脸让我作呕。

我弯腰从讲台下抽了一个板凳，那个男生的脑袋瞬间开花。

这个行为让我一战成名，老师让我先赔偿再退学。我妈没指责我，甚至还有点欣慰，她坚定地站在我身后，支持我不要最先妥协。最终我一分钱没赔继续坐在教室里读书。后来别人提起我，都说我有个很厉害的妈。

班里的同学不再敢随意欺负我，除了陈思雨。她在背后小偷小摸，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偷偷把口香糖黏在我的头发上。

我不愿意再忍气吞声也没胆子再把她拍到脑袋开花。于是我自己去理发店里剃了个光头来表示我的反抗。我顶着光头去学校时把全班都给惊呆了。很久以后，常远告诉我，他觉得我当时拍他只是一时激动，自从我剃了光头，他才发现我是真的不好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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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初中以后，我哥跟我在一个学校读书。他聪明、帅气、引人注目，还有青春期男孩普遍有的一点小毛病，但我感觉更深刻的是他自卑的内心和脆弱的自尊。我哥生日，我妈给他买了一双款式中性化的运动鞋。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鞋子放在阳台上吹风，不知道被谁提到了女生宿舍。

第二天起床，我哥找不到鞋穿，没法去上课。他在寝室找了一整天才从女生寝室里找到自己的鞋。我哥跟班主任老吴解释自己旷课的原因，老吴询问宿管，宿管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本来老吴看我哥也不怎么顺眼，于是就直接认定我哥偷穿女生鞋。

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我哥，他不肯再去上学。我妈到学校找到老吴，把他拉到校长办公室见校长才算解决。

老吴的老婆是我当时的数学老师。她在班里羞辱我哥说：“我也教过你哥哥，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的初中是个小学校，老师稀缺，一个数学老师带三个班。我的班主任常让我们集资送花送礼物讨数学老师欢心，让数学老师多关注我们班。我惹怒了数学老师，连带着班主任都对我没有好脸色。

后来班主任私下找到我说，我妈做的太过了，折损了老师的面子，希望我能给数学老师送个礼赔罪。我直接拒绝了。班主任恼火地拍桌子说:“我这是在教你做人，以后到了社会上谁还会教你。”我还是摇头。

长大以后，我已经渐渐明白了暴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只能让我武装自己，从外表看起来不是一个怂人，更多时候只有低头才能成长。但是这次不行，我不能伤害我的家人来让自己轻松一点。

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脚上缝了十几针，每天要拄着拐杖上下楼梯。我的朋友不敢跟我走的太近，只能私下安慰我两句。

两个星期以后，学校举行体测，我把请假表交给班主任，她迟迟不替我签字。我催她几次，班主任不耐烦地说：“咋了，还想让你妈来找校长告状啊。”

我一言不发。

体测的那天中午，我自己去学校外面的诊所拆了线。下午的八百米，穿上亮黄色的马甲，我比任何一个女生跑的都快。我们班的男生看见我出现在操场十分惊讶，他们在旁边集体给我加油，大声叫我的名字。

第二天我脚肿的像馒头一样，穿着拖鞋去教室，没有一个人笑我。

我尝到了逞强的趣味。

从此以后，我变得更大胆起来，我主动去做那些女生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有意识地反抗老师的权威，尽量显示出一点点自己的不同。我再也没有被同学随意欺负过。遇到看我不顺眼的老师，我课上不听讲，课下加倍学习这门课，尽力拿到最高分。

我开始和自己较劲，主动去挑战那些让我很难堪的事情，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让我浑身颤抖头皮发麻的瞬间后，我丢掉了扭捏、胆怯和软弱成长为一个看起来更乐观开朗的人。我身边已经不再缺少愿意跟我成为朋友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喜欢一个人。

上了高中以后，我已经独来独往惯了，即使遇见不错的人，也很难再交心。

我高中的寝室里住了一个大姐头，寸头、块头挺大，又高又壮，整天穿着皮衣黑裤，外表看起来雌雄难辨。她在学校里有一帮小姐妹，每天四处惹是生非，跟老师对着干。

大姐头对我很客气，原因是我替她解过一次围。事后，大姐头主动跟我交好，说要在学校罩着我。

其实我出头并不是因为讨好她，只是想起来以前的自己。如果我小学时有人愿意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我就不会那么无助。

文理分科以后，我和大姐头不再是一个寝室。她生日的时候邀请我去吃蛋糕，到她寝室，一堆人正在殴打一个女生。仔细一看，我发现地上躺着的是陈思雨。

陈思雨跟大姐头一个寝室，平时对大姐头多有不满，悄悄地偷大姐头的饭卡藏起来，那天被大姐头脑逮个正着。我看着狼狈不堪的陈思雨，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

陈思雨认出我来，向我求助。大姐头问我是否认识。我恶作剧地说：“认识，小学经常欺负我。”大姐头说要给我出出气，又上去踢了她几脚，她跟一滩水泥一样在地上滚动。

那天吃完蛋糕以后我就走了，这件事我谁也没告诉。以后再遇见陈思雨，她都绕着我走，眼神躲躲闪闪不敢看我。

后来我上了大学，小学里的所有同学都没有再联系过。

一次碰巧我在一家服装店遇见了袁阳。她小学时是陈思雨的小跟班，也做过不少欺负我的事。看见我以后她主动过来给我打招呼，向她妈妈介绍说：“这以前是我们学校学霸，名字常出现在光荣榜上。”她妈妈过来拉着我的手，问我跟她关系好不好，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吃完饭，我和袁阳到她卧室里说话，故意提起陈思雨。袁阳说：“其实小时候她欺负你没什么具体原因，只是觉得哪里都有你，没缴费、没交作业、上课迟到啊。每天听你的名字都听烦了，而且老师那个时候多喜欢班长啊，根本不会把她怎么样，你又胆小。所以她才格外喜欢欺负你。”

最后袁阳跟我道歉，希望我能原谅她。

我想起有一次，袁阳扯我脖子上挂的玉坠，我在她脸上抓了一把。告到老师那儿，她哭哭啼啼三言两语就赢得了优势，我吞吞吐吐，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些年过去了，袁阳变得温柔友善，而我也不再是那个不善言辞、弱小顺服的姑娘了。

我乐观地想，这些经历带给我的不只有伤害，没有这些，或许我不能很快在反抗中成长，变得坚韧有力量。但是实际上，更多遭受校园霸凌的人并没有这份好运，由受害者变成施害者，背负着曾经的伤痛变成一个可怕的人。

即使幸运如我，现在遇到高大强壮的男生也会忍不住害怕，遇到骄傲漂亮的女生会下意识躲避，孤独、自卑和不自信仍紧紧环绕着我，有时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时间能抚平伤痛却不能消除疤痕，我笑笑对袁阳说没关系。我当然不会报复她，但我也没法完全释怀。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多想告诉那个小姑娘，感谢你一直保持着善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