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汉酒入泉 千年呼吸
两千年前，酒泉因霍去病将“御酒”倒入泉中与将士共饮而得名；两千年后，这坛酒早已渗入大地，化作酒泉的魂魄，流淌在肃州、敦煌、金塔、肃北、阿克塞、瓜州、玉门天地人间的血脉中。
你听见的，是丝路驼铃的回响，也是航天发射的轰鸣；你看见的，是敦煌壁画的流光，也是城市灯火的绽放。历史从未走远——它就在人们平淡的日子里，在每一次寻常的呼吸中，静静延续。
如今，你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带着一缕穿越千年的酒意。那是汉唐的风沙、祁连山的雪水，也是今天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这呼吸里，有记忆、有远方，更有一种扎根在大地上、从未动摇过的深情、眷念、骄傲。
肃州：根与泉的守望
肃州的酒，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这话不是诗意的夸张。不信你到城南的泉湖公园走一走，随便找个土生土长的老人问：“咱们这儿的泉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老人会蹲下身，从湖边挖起一捧土，递到你鼻子前：“闻闻，是不是有股子甜腥气？像不像刚开坛的新酒？”
那眼传说中的古酒泉，如今被汉白玉栏杆围着，成了游人投币许愿的地方。但真正的酒泉人知道，泉不止这一眼。城西三十里，祁连山脚下的砾石滩上，泉水从沙地里自己冒出来，一小窝一小窝的，水底沉着赭红色的胶泥。放羊的老汉赶着羊群过来，羊蹄子踩进水里，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亮晶晶的。羊低头喝水，喉结一上一下地动，喝够了、抬起头，水珠顺着胡子一滴滴掉下来。老汉也趴下去，把整个脸埋进水里，“咕咚咕咚”喝个痛快。
“甜！凉！”他抹着嘴说，“跟六十度的‘汉武御’一个性子，直冲天灵盖！”
这就是肃州酒的魂——泉水。是从祁连山千万年的积雪化来，渗过岩层、滤过沙土，在黑暗的地下行走了不知多少年月，才找到出口涌出来。它带着山魂的清冽，也带着地气的温厚。用这样的水酿酒，酒便有了筋骨。
老刘的酒坊里，蒸锅开始上汽了。白茫茫的蒸汽从木甑的缝隙里喷出来，带着高粱发酵后特有的、微酸微甜的气息。他的曾祖父光绪年间就在这里酿酒，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墙上挂着一张焦黄的照片，是民国二十三年拍的，曾祖父站在同样的木甑旁，穿着同样的粗布褂子，连额头上汗水的反光都清晰可见。
“变了吗？”我问。
老刘用铁锨翻动着酒糟，热气把他的脸蒸得通红。“变啦。以前全凭手感，现在有了温度计、湿度计。”他指了指墙角那个小小的电子屏，“可你信不信？最准的还是这双手。”他把手伸进蒸熟的粮堆里，“温度到了，手心一贴就知道；水分够了，手指一捻就晓得。机器是帮手，不是师父。”
正说着，他的儿子小刘从外面进来。年轻人刚从省城的食品工程学院毕业，白衬衫干干净净，鼻梁上架着眼镜。他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屏幕上跳动着曲线和数据。
“爸，这批酒醅的酸度数据出来了，比标准值低0.3。”小刘说。
老刘头也不抬：“低0.3？那你尝尝东边第三个窖池的，昨天我瞧着颜色不太对。”
小刘愣了愣，走到那个窖池边，弯腰抓了一把酒醅，仔细看了看，又凑到鼻子前闻了很久。“是有点……可数据上显示正常啊。”
“机器测的是表面，”老刘终于直起腰，“酒是有生命的，它在窖里会呼吸、会做梦。你得听懂它的梦话。”
这种对话，每天都在酒坊里发生。父亲守着百年的经验，儿子带来现代的科学。他们常常争执，但最终总能在某个点上达成共识——或许是某一批酒出窖时的香气，或许是某一坛陈酒在舌尖化开的滋味。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不是对抗，而是像酒醅中的不同菌种，在时光里慢慢融合，酿出更丰富的层次。
下午，我跟着送酒的车在城里转。酒要送到老城区的十几家餐馆，每一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品种和数量。“川菜馆要烈一点的，压得住辣；清真馆要柔一点的，配羊肉不抢味；那家江浙人开的私房菜，专门订了五年陈的，说是配大闸蟹。”司机老马如数家珍。他在酒厂开了三十年车，闭着眼睛都能画出肃州城酒水需求的图谱。
在一家叫“老味道”的牛肉面馆，老板亲自出来接酒。五十斤装的酒坛，他拍开封泥，舀出一小勺，对着光看了看色泽，又抿了一小口，在嘴里含了很久才咽下。
“对了，就是这个味。”他满意地点头，“我爷爷那辈就用你们家的酒。客人说，别处的牛肉面吃着总少点什么，我说少的就是这一口酒——不是喝的，是调汤时点的那么几滴。酒香进了汤，汤就活了。”
酒在肃州，从来不只是饮品。它是调料的魂，是情感的媒，是记忆的锚。孩子满月，要封一坛“满月酒”，等长大成婚时再开；老人寿诞，要备一壶“寿酒”，儿女轮流敬上；远行的人，怀里总揣着小酒壶，想家了就抿一口——那不是买醉，是饮一口家乡的水土。
傍晚，我登上鼓楼。四个方向的匾额在夕照中泛着金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站在这里，你忽然就懂了肃州——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枢纽。东来的、西往的、南下的、北上的，都要经过这里。人们带来了各自的故事，也带走了这里的酒。酒成了名片、成了信物，成了所有经过这片土地的人共同的记忆。
风起了，从祁连山方向吹来，带着雪线的寒意。但风里隐约的酒香是温的，它把寒意化开，变成一种清冽的慰藉。楼下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他们放学了，奔跑着穿过青石巷弄。酒香混着炊烟，飘进千家万户的窗子。
我突然想起老刘的话：“酒啊，最要紧的是‘根’。粮食要本地的、水要本地的、人也要本地的。根扎得深，酒才立得住。”
肃州的酒，根扎在两千年的泉水里，扎在一代代人的手掌心里。它不张扬、不浮躁，只是静静地酿着，等着懂它的人来，饮一盏时光的醇厚。
敦煌：窟与沙的呼吸
敦煌的酒，是颜料和沙粒调成的。
这话得从清晨的莫高窟说起。当第一缕阳光爬上三危山，照进第96窟的九层楼时，守窟人老秦已经擦完了窟区第一条栈道的栏杆。他的动作很轻，毛巾拧得半干，从栏杆的这一头擦到那一头，像在抚摸一个沉睡巨人的脊梁。
“沙子是擦不净的，”他说，“今晚刮风，明早又来。可还得擦。”
老秦是“窟二代”，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从小在窟区长大的，熟悉每一个洞窟的气息——北魏的窟有尘土的味道，隋唐的窟有颜料的甜香，五代的窟则多了一丝烟熏火燎的焦气。他说他能闭着眼睛，光凭气味分辨出自己走到了哪个窟前。
此刻，他打开第45窟的门。手电的光束刺破黑暗，首先照见的不是壁画，而是地上一小堆细沙——那是昨夜从门缝钻进来的。他蹲下身，用手把沙粒拢在一起，捧出去，倒在窟前的沙土里。沙子落地的声音极轻，几乎听不见。
然后他才举起手电，光束缓缓移动，照亮那铺满整面墙壁的经变画。极乐世界里的楼阁台榭、宝池莲花、伎乐飞天，在灯光下一层层浮现。光线停在一身飞天身上——她反抱琵琶，裙带飞扬，嘴角那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历经千年依然鲜活。
“你看她的眼睛，”老秦的声音在窟内回荡，“不是佛的眼睛，是人的眼睛。画她的人，心里一定有个爱笑的姑娘。”
这就是敦煌酒的配方：一半是信仰的虔诚，一半是凡尘的眷恋。那些无名的画工，在昏暗的油灯下，把对极乐世界的想象、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远方故乡的思念，全都研磨成颜料，一笔一笔画在冰冷的石壁上。朱砂的红是心跳，石绿的青是呼吸，金粉的光是祈愿。他们画得那么投入，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在为神佛造像，还是在为平凡的生命作传。
走出洞窟，正午的阳光白得刺眼。鸣沙山在眼前铺展，沙丘的曲线温柔起伏，像大地沉睡时的呼吸。风过时，沙面泛起鱼鳞般的细纹，发出那种低沉的、持续的鸣响——当地人说，那是古战场阵亡将士的魂灵在合唱，也有人说，是沙子自己在歌唱。
我脱了鞋，赤脚踩上沙山。沙粒滚烫，烫得脚心发疼，但疼过之后是一种奇异的舒适。沙子极细，从脚趾缝里溢出，像水一样流动。爬到半山腰，回头望去，月牙泉静静地卧在山坳里，像一弯湛蓝的新月，又像大地睁开的一只眼睛。泉边的芦苇在热浪中微微颤动，几只水鸟掠过水面，翅尖点起一圈圈涟漪。
“这泉水啊，比酒还金贵。”泉边卖杏皮茶的老婆婆说。她八十多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干涸的河床。“我小时候，泉比现在大得多，水也深。后来人多了，用水多了，泉就瘦了。这些年保护起来，才慢慢养回来些。”
她舀起一碗杏皮茶递给我。茶色深褐，飘着杏干的酸甜气。我喝了一口，酸得眯起眼，但回味是清甜的。“好喝吧？”老婆婆笑了，“这是用敦煌的李广杏晒的杏干煮的，解暑最好。你们游客来了，都爱喝。”
从神圣的洞窟到市井的茶摊，敦煌的气息在这一刻完成转换。黄昏时分，沙州夜市活了过来。烤肉摊的炭火“噼啪”作响，羊肉串在铁签子上滋滋冒油；卖夜光杯的摊主把杯子排成一列，倒上葡萄酒，在灯光下晶莹剔透；民间艺人坐在角落里弹奏琵琶，曲调是古谱《月儿高》，但指法里加入了现代的滑音。
在一个卖彩塑的摊位前，我停下了。摊主是个年轻姑娘，叫阿雅，美院毕业后回到敦煌，专门做微缩彩塑。她的摊位上，三寸高的飞天、手掌大的菩萨、拇指大小的供养人，个个栩栩如生。
“为什么做这个？”我问。
“因为洞窟里的太大、太远，”阿雅手里捏着一团泥，手指翻飞间，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雏形就出来了，“我想让敦煌艺术变小，小到可以放在书桌上、捧在手心里。艺术不应该只被仰望，也应该被触摸、被陪伴。”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动。是啊，敦煌经历了太多仰望——学者的仰望、游客的仰望、世界的仰望。但或许，它更需要的是平视，是把它从神坛上请下来，请进普通人的生活里。就像那碗杏皮茶，就像这尊小彩塑，就像夜市里每一个与敦煌共生的人。
夜幕完全降临时，我回到鸣沙山。这次不是爬山，而是躺在山脚下的沙地上。沙子在夜色中渐渐退去余温，变得微凉。银河升起来了，横跨天际，星光稠密得几乎要滴落。在这无边的星空下，鸣沙山沉默着，月牙泉沉默着，远处的莫高窟也沉默着。
但我仿佛能听见它们的呼吸——沙粒随着夜风微微移动的窸窣声，是鸣沙山的呼吸；泉水在黑暗中无声荡漾的波纹，是月牙泉的呼吸；而那些洞窟里，千年的颜料在黑暗中继续着缓慢的老化，那是时间的呼吸。
敦煌的酒，就在这呼吸里酿着。它用壁画的红、沙粒的黄、泉水的蓝、星光的白调色，用朝圣者的虔诚、研究者的专注、手艺人的匠心、游人的惊叹做酒曲，在时光的窖藏中慢慢发酵。饮一口，你会尝到艺术的极致，也会尝到人间烟火；你会尝到历史的厚重，也会尝到生命的鲜活。
这酒不醉人，但它让你清醒地看见：美，可以如此庄严，也可以如此醉人。
金塔： 水与泪的誓言
金塔的酒，是黑河水与胡杨林泪勾兑的。
要懂这酒，得在秋天来。最好是十月下旬，霜降前后。那时节，黑河的水位开始下降，河床露出大片的滩涂，水鸟们抓紧最后的时间觅食，准备南迁。而胡杨林，正在完成一年中最盛大的燃烧。
我到达那片全国闻名的沙漠胡杨林时，正是清晨。雾气还没散尽，乳白色的，在林间缓缓流动。胡杨的叶子已经黄透了——不是那种单薄的淡黄，而是浓郁的金黄、炽烈的橙黄、深沉的褐黄，层层叠叠，在晨光中仿佛自带光芒。雾气穿行其间，光线被切割成亿万道细碎的金线，林子里光影摇曳，恍若仙境。
护林员老段已经在林子里巡了第一遍。他今年六十二岁，在这里守了三十八年。粗糙如树皮的手里握着一把长柄剪刀，见到被风吹折的枯枝就剪下来，动作轻柔得像在给人理发。
“这林子啊，是救命林。”他带我走到一处地势较高的沙丘上，指向南方。透过林木的间隙，可以看见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沙丘起伏，像凝固的金色海浪。“没有这片林子挡着，那些沙子早就淹过来了。我们金塔县城，后面十几万亩耕地，全靠这片林子护着。”
老段讲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那时黑河上游用水激增，流到金塔的水越来越少，胡杨林大片枯死，黄沙以每年十几米的速度向县城逼近。“站在城墙上，能看见沙漠就在眼前，晚上睡觉都能听见沙子的脚步声。”他说，“那时候真绝望啊，觉得祖宗留下的这片绿洲，要毁在我们手里了。”
转机出现在2000年。国家启动黑河跨省调水与生态治理工程，确保下游的生态用水。水来了，已经枯死的胡杨树根重新萌发新枝，濒临消失的湿地渐渐恢复，沙退人进的局面终于扭转。
“你看那棵，”老段指着一棵特别粗壮的胡杨，“我们叫它‘母树’。最困难那年，它看起来已经死了，树干都空了。可水一来，第二年春天，从树根周围冒出几十根新枝条，现在都长成小树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父亲般的慈爱，“胡杨这东西，给它一口气，它就能还你一片林。”
我们走进林子深处。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作响，像走在金黄的地毯上。阳光越来越强，穿透叶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湖水安静如镜，把整片胡杨林连同天空的云朵完整地倒映在水中，上下对称，虚实难辨。偶尔有叶子飘落，旋转着，轻轻点在水面上，漾开一圈极细的涟漪。
“胡杨有三条命，”老段在一棵枯死的胡杨前停下，“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他抚摸着皲裂的树干，那木头坚硬如铁，纹理深深刻着岁月的风霜。“我们金塔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胡杨的性子。条件再差，也要想法子活下去；就算活不下去了，也要站着死，不能趴下。”
这话让我想起金塔的另一种“绿色奇迹”——制种产业。
下午，我来到距离胡杨林不远的种子产业园。这里没有胡杨林的浪漫，有的是现代科技的精准与高效。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技术员正在显微镜下观察玉米花粉的活性；在巨大的烘干车间，新收获的种子在传送带上缓缓流动，电脑控制着温度和时间；在包装流水线，一粒粒种子经过最后的光电筛选，被装入印着“金塔”字样的包装袋。
“我们这里生产的玉米种子，播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能抗春寒；播在华北的平原上，耐得住干旱。”产业园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不紧不慢，“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把关严一分，农民的风险就少一分。”
他带我走进种质资源库。零下二十度的冷库里，一排排金属架上摆着数万个玻璃瓶，每瓶里装着不同的种子样本，有些已经保存了三十年。“这是我们的家底，也是未来的希望。”他说，“就像胡杨的种子，别看它小，里面装着整片森林的基因密码。”
从实验室出来，夕阳正西下。我再次来到胡杨林，这时景色又与清晨不同。斜阳把整片林子染成一种温暖的橘红色，每片叶子都像在燃烧。黑河在远处静静流淌，河面泛着粼粼金光。对岸的沙漠在暮色中变成柔和的紫褐色，不再狰狞，反而有一种苍茫的美。
老段坐在湖边，掏出一个扁扁的锡酒壶，抿了一口。“自家酿的，枸杞酒。”他把酒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小口，甜中带苦，苦后回甘，有枸杞的果香，也有粮食的醇厚。
“好酒。”我说。
“酒好不好，要看酿它的人用不用心。”老段望着湖水，“我们金塔人酿酒，就像种树、育种一样，不赶时间，不偷工减料。该三年陈就三年陈，该五年窖就五年窖。日子长着呢，不急这一时。”
夜幕降临，林子里亮起星星点灯的灯光——那是生态旅游的民宿。游客们坐在胡杨树下，吃着黑河鱼、散养鸡，喝着枸杞酒，听当地人讲胡杨的故事。孩子们在落叶堆里打滚，笑声清脆。
我躺在沙地上，看星空升起。这里的星空和敦煌不同，因为有了胡杨林的剪影，星空被分割成有趣的形状。风穿过林子，千万片叶子发出细碎的声响，像在说着古老的情话。
金塔的酒，就是这样的——用黑河水的清澈做底，用胡杨的坚韧提香，用种子的希望增味，再用金塔人的耐心慢慢窖藏。它不烈，但后劲绵长；不甜，但回味深远。饮一口，你会尝到守护的艰辛，也会尝到坚守的荣耀；你会尝到自然的力量，也会尝到人的智慧。
这酒告诉你：在这片曾经濒临消失的绿洲上，生命如何与死亡抗争，又如何从抗争中找到共存的平衡。而平衡本身，就是最美的滋味。
肃北：雪与山的融合
肃北的酒，是雪水与岩石在岁月深处交融的汁液。
雪峰初酎：翻越党金山口时，我忽然明白了“海拔”的重量——那不是数字，是胸腔里渐薄的空气，是血液中渐缓的流速，是祁连山脉用三千米的高度，在你身体里刻下的印记。
车窗外，雪峰一字排开。它们不是秀美的，是庄严的。积雪在山脊线上画出锋利的白线，像天神用巨笔勾勒的轮廓。向导巴特尔说：“我们蒙古语叫它们‘察干乌日’——圣白的山。不是因为它白，是因为它干净。”
肃北的故事，是从雪的融化开始的。
在石包城遗址旁的溪流边，我见到了六十三岁的护林员道尔吉。他正俯身在一块青石上，用皮囊接水。水流不大，从岩缝里渗出，在石面上聚成一小洼，清澈见底。
“这是今年的第一茬雪水。”他把皮囊递给我，“尝一口，有山的味道。”
水入口，凛冽如刀锋，却在喉间化成温润的甘甜。更奇妙的是，那水里真的有一种气息——不是味道，是气息。像冰川深处亿万年的寂静，像岩石在星光下冷却的体温，像风穿过雪粒时带走的那些看不见的晶体。
“我们肃北人，”道尔吉坐下来，点燃旱烟，“就像这雪水。看着冷，心里热；看着软，骨头硬。在零下三十度的冬天放牧，在海拔四千米的夏季草场扎营，没点山的性子，活不下来。”
远处的羊群缓缓移动，像撒在绿绸上的珍珠。牧羊犬偶尔吠叫两声，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荡出回音。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座名叫“团结峰”的雪山下——它终年白头，像一位沉默的祖父，注视着山脚下的一切生死枯荣。
岩画如脉：如果说雪是肃北的血肉，那么山岩就是它的骨骼。
在野马峰的天峻岩画保护区，岩画不是展品，是山体本身的语言。那些赭红色的线条——奔跑的野马、狩猎的骑手、祭祀的人群、太阳与星辰——直接刻在黑色的玄武岩上，历经三千年风雨，颜色依然鲜艳如血。
文物保护员苏和用指尖虚抚着岩画，并不触碰。“你看这匹马的线条，”他的声音在岩壁间显得很轻，“一笔到底，没有犹豫。刻它的人，一定天天和马在一起，马的肌肉怎么隆起，奔跑时鬃毛怎么飞扬，都在他心里。”
我仔细看去。那马确实在动——石刻的静态中，有种将要冲出岩壁的动态。更奇妙的是，当午后的阳光斜射过来，岩画的阴影投在石面上，那些线条仿佛真的活了，在光与影的交界处奔跑、腾跃。
“这些岩画不是艺术创作，”苏和说，“是生活本身。牧人把看见的、经历的、敬畏的，都刻在石头上。石头记得比人长久。”
他带我看了最新发现的一处岩画：一群人手拉手围成圈，中间是篝火的图案。“这是祭祀，也是聚会。”苏和的眼睛在阳光下眯起来，“三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围着火跳舞；三千年后，我们的牧民还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山脚下，举行那达慕大会。有些东西，比岩石还硬，比时间还长。”
离开时，我回头望去。岩画群在夕阳下泛着暗红的光，像大地的脉搏在岩石下跳动。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肃北的山不是沉默的，它在用岩画说话，用风声传唱，用每一道山脊的走向，讲述着人与这片土地三千年的对话。
牧人与山：真正的融合，发生在人与山之间。
在盐池湾夏季牧场，我跟着牧民孟克一家转场。那是七月的清晨，晨雾还缠着山腰。孟克的妻子其其格在拆卸毡房，动作麻利得像在解开一个复杂的绳结。九岁的儿子巴图帮忙捆扎行李，小脸严肃，仿佛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
“山教我们规矩。”孟克一边套马一边说，“春天雪化了才能上高山，秋天第一场雪前必须下来。哪条路好走，哪个山谷有水，哪片草场能让羊群安全过夜，都是山告诉我们的。”
转场的队伍出发了。三十头牦牛驮着全部家当，羊群在前面开道，牧羊犬左右巡视，孟克骑着马在队伍最后压阵。马蹄踏过溪流，溅起的水花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巴图也骑着一匹小马，挺直腰板，努力做出大人的样子。
爬到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山口时，孟克勒住马，指着远方：“看，我们的夏场。”
那是一片被雪山环抱的盆地。草深及膝，野花如繁星，一条融雪溪流像银链般穿过。阳光正从东边的雪峰后升起，先照亮最高的山尖，然后光线如瀑布般倾泻而下，一寸寸染亮草地、溪流、还有即将成为新家的那片平地。
“美吧？”孟克笑了，皱纹从眼角绽开，“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里放牧。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草枯了又长，羊老了又生。变的只有我们——从骑马到骑摩托车，从住毡房到有定居点的砖房，但和山相处的方式，没变。”
那天傍晚，新毡房搭起来了。其其格熬了第一锅奶茶，奶香混着茶香，在雪山环抱的草场上飘散。孟克拿出马头琴，琴声响起时，连风都安静了。
他唱的是古老的牧歌，没有歌词，只有悠长的旋律在天地间回旋。巴图坐在父亲身边，眼睛望着远方的雪峰，嘴唇无声地跟着哼。三匹马在附近吃草，偶尔甩甩尾巴。更远处，羊群像云朵般贴在绿色的山坡上。
这一刻，人、牲畜、毡房、雪山、草地，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没有谁征服谁，只有共生共息；没有谁索取无度，只有取予平衡。这是游牧文明传承千年的智慧，也是肃北最动人的风景。
冰雪新章：但融合也在悄然变化。
在县城郊外的温室大棚里，我见到了大学生村官卓玛。这个二十四岁的藏族姑娘，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带领牧民种植高原草莓。
“很多人不理解，”卓玛的手轻轻拂过翠绿的草莓叶，“说牧民的根在马背上，在草原上。但我想说，我们的根在雪山下——无论做什么，只要不离这片山水，就是守住了根。”
大棚里的温暖与外面的雪山形成奇妙的对比。红艳的草莓挂在绿叶间，像小小的灯笼。卓玛说，这些草莓用雪山融水灌溉，用羊粪做肥料，甜度比平原草莓高，在上海能卖到一百元一斤。
“更重要的是，”她眼睛发亮，“老人、妇女可以在家门口工作，不用再跟着牲畜长途转场。孩子能每天见到父母，能按时上学。传统要传承，但生活也要改善。”
这种“改善”，在肃北是审慎的、有温度的。矿产资源开发严格限定在生态红线之外，旅游接待控制在草场承载范围之内，就连新建的定居点，也保留了足够的草场和转场通道。
“山养了我们祖祖辈辈，”一位老牧人在定居点的太阳能暖房里对我说，“我们不能断了子孙的路。现在的好日子，是山给的；未来的好日子，还得问山要——但不是抢，是商量着来。”
他说的“商量”，是肃北人最朴素的生态观：开发之前先问山允不允许，索取之时先想还不还得起。
天地共酿：临行前的夜晚，我参加了孟克家的小型聚会。来的都是附近几户牧民，带着自家的奶食、风干肉，还有用雪山融水自酿的马奶酒。
酒装在镶银的木碗里，乳白色，微微起泡。孟克的岳父——一位八十岁的老人，用无名指蘸了酒，先弹向天空，再弹向大地，最后抹在自己的额头。
“敬天，敬地，敬山。”老人用蒙古语说，其其格轻声翻译。
我学着他的样子，举起酒碗。酒入口，初时酸冽，像雪水初融的凛冽；随即化为温润的奶香，像草原夏日的丰饶；最后喉间留下淡淡的甘甜，像雪山在夕阳下的余温。
老人们开始唱歌。不是一个人唱，是所有人一起，声音不高，但浑厚，在毡房里回荡。年轻的巴图突然站起来，跳起了传统的蒙古舞。动作稚嫩，但眼神认真，仿佛在通过舞蹈与某种古老的东西连接。
火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我看见道尔吉脸上的风霜，苏和眼中的执着，卓玛眉间的朝气，孟克一家人的满足，还有老人们皱纹里藏着的全部岁月。他们都是山的孩子，雪的子孙。
而此刻，他们正把自己的生命——欢乐、忧愁、记忆、期盼——都酿进这碗酒里。这酒里就有了肃北的全部：雪的纯净、山的坚毅、岩画的记忆、牧歌的悠长、新时代的脉动。
离开肃北的那个清晨，我又来到石包城遗址。朝阳正从团结峰后升起，先给雪顶镀上金边，然后金光如瀑布般倾泻，照亮岩画，照亮溪流，照亮远方牧场的毡房。
风从雪山吹来，带着雪粒融化前最后的气息。我忽然明白了“融合”的真义——
肃北的融合，不是雪与山的物理叠加，是雪用亿万年的耐心渗透岩层，山用亘古的胸怀容纳冰雪；是牧人把生命托付给山，山用草场与溪流回馈生命；是古老岩画与现代定居点在同一个太阳下闪耀，是马头琴声与网络信号在同一个山谷里交织。
这是一种动态的、呼吸着的、活着的融合。像雪在春天融化渗入大地，在草叶里重生为绿；像牧人在冬季回到定居点，在暖房里延续着草原的梦。
而酒，就是这融合的见证与结晶。
它不声张，不炫耀，只是静静地、年复一年地，在雪山与牧人之间，在古老与现代之间，在自然与人文之间，完成着那种最深沉的酝酿。
饮下这酒的人会懂得：
有些地方，山只是风景；但在肃北，山是祖先。
有些地方，雪只是气候；但在肃北，雪是血脉。
有些地方，酒只是饮品；但在肃北，酒是山河与岁月融合的魂魄。
而这魂魄，此刻正安静地盛在木碗里，等着懂得它的人，仰头饮下这一碗——
雪山的白，岩画的赤，草场的绿，岁月的金。
所有的颜色，最后都融成一杯透明的酒。
饮下，便是与这片土地，有了生命的契约。
阿克塞： 路与歌的迁徙
阿克塞的酒，是马蹄踏碎旧梦、又在朝阳下重聚的晨露酿成的。
翻越当金山口时，风像一双巨大的、冰冷的手，要把车子推下山崖。老司机马师傅紧握方向盘，指节发白，却还有心思说话：“这风啊，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我们搬家那会儿，也是这么大的风。”
他说的“搬家”，是阿克塞人共同的记忆——1998年，整座县城从海拔近三千米的老县城，迁到山脚下红柳湾镇的新城。马师傅当时二十八岁，开着东风卡车，一趟趟往返于新旧县城之间，运送家具、粮食，还有老人怀里不肯撒手的旧木箱。
“最后一次车开走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马师傅的声音在风声中显得很轻，“老县城空荡荡的，那些土坯房像被抽走了魂。有只野狗站在路口，一直望着车队的方向。我鼻子一酸，赶紧踩油门。”
新县城在眼前展开时，我愣住了。这不像西北的县城——街道宽阔得有些奢侈，楼宇整齐划一，统一的哈萨克风格装饰：蓝色穹顶、白色墙面、弯月形窗棂。街道两旁的松树才碗口粗，显然刚种下不久。整个城市散发着一种“新”的气味，像刚拆封的书本。
在民族风情园，我见到了七十三岁的哈力克大叔。他坐在花毡上，面前摆着一把老旧的冬不拉，琴身被摩挲得油亮。“想听老歌还是新歌？”他问。没等我回答，手指已经拨动了琴弦。
歌声响起的瞬间，整个园子安静下来。那是一首迁徙之歌，哈萨克语唱得苍凉悠长。我听不懂歌词，但听懂了旋律里的山路风雪、回望故乡的泪眼、对新土地的忐忑与期盼。唱到一半，哈力克大叔停了停，用汉语说：“这里唱的是：燕子飞走了还会回来，人离开了故乡，故乡就只能在梦里见了。”
旁边年轻的女导游阿丽娅轻声翻译着，眼圈微红。她是搬迁那年出生的孩子，对老县城没有记忆，但从小听着这些歌长大。“每次听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虽然没走过那条搬迁路，但这条路已经刻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了。”
午后，我去了老县城遗址。一百多公里山路，海拔不断攀升，氧气逐渐稀薄。当那片废墟出现在视野里时，心脏像是被攥紧了——残破的土墙沉默地立在荒原上，窗户成了黑洞，屋顶早已坍塌。野草从裂缝里钻出来，在风中瑟瑟发抖。唯一完整的建筑是那座老电影院，墙上的标语还隐约可辨：“团结一心，建设家园”。
我走进一户人家的废墟。灶台还在，上面落着厚厚的灰。墙角堆着几个空酒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款式。想象着当年，这家人围坐在炉火旁，喝着酒，谈论着遥远的、山脚下的新家，会是怎样的心情？
“舍不得，但得走。”陪同我的乡干部小巴合提说。他的父亲是搬迁的坚决支持者。“父亲说，我们不能让子孙后代继续在这里受穷。没有路，没有医院，孩子上学要骑马走半天。搬，才有未来。”
下山时，夕阳把新县城染成金色。我参加了阿丽娅家的晚宴。她的母亲准备了手抓肉、纳仁（马肉面片）、包尔萨克。客厅墙上并排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毡房前的老全家福，一张是新城楼房里拍的新全家福。同样的笑容，不同的背景。
阿丽娅的弟弟艾丹在县文工团工作，最近正在排练一场现代舞剧，讲的就是搬迁的故事。“我们用舞蹈表现那种撕裂与重建，”艾丹比划着动作，“不是悲情，是力量。就像我们哈萨克谚语说的：骏马折断腿骨，愈合后会更强壮。”
夜深了，我走在新城空旷的街道上。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远处传来冬不拉的琴声，还有年轻人的笑声——那是夜市刚散场。风依旧很大，但被楼宇切割成温柔的气流。
阿克塞的酒，是迁徙路上装在皮囊里的马奶酒，摇晃着，发酵着，抵达新家园时刚刚酿成。它混合着故土的苦涩与新地的清甜，混杂着告别的泪与重逢的笑。饮一口，你会尝到抉择的艰难，也会尝到希望的光芒；你会尝到断裂的疼痛，也会尝到重生的力量。
这酒告诉你：有些路必须走，哪怕步步回头。而真正的故乡，不是一片固定的土地，是带着全部记忆，在任何地方都能扎根生长的勇气。
瓜州： 光与蜜的馈赠
瓜州的酒，是风的烈与蜜的甜在沙土中碰撞出的火花。
到达锁阳城遗址时，正午的太阳像烧熔的白铁，倾倒在无边的戈壁上。风是烫的，裹着沙粒，打在脸上微微的疼。向导老周递给我一顶草帽：“在这儿，人和庄稼一样，得学会‘硬扛’。”
锁阳城的土墙已经坍塌大半，只剩下些断壁残垣，在烈日下泛着惨白的光。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唐代的军事重镇，商旅往来，戍卒云集。老周抓起一把土，轻轻一捻，土就碎了，从指缝间流下。“你看，沙子已经吃掉了泥土。再过些年，这些墙也会变成沙。”
他指向东北方向：“但你看那边。”
我转头，呼吸一滞——地平线上，白色的风车森林一望无际，巨大的叶片缓缓旋转，与千年土墙形成惊心动魄的对比。时间在这里被压缩成两个切片：一个是正在消逝的历史，一个是正在生长的未来。
“我们瓜州人，就活在这两个切片之间。”老周说。
下午，我来到瓜州著名的蜜瓜基地。大棚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湿润、凉爽、弥漫着甜香。技术员小杨正在检查滴灌设备的数据屏，她是甘肃农业大学毕业的，回家乡已经三年。
“瓜州蜜瓜为什么甜？”她边记录数据边说，“第一，日照长，每年超过三千小时；第二，温差大，白天能到四十度，晚上降到十几度，糖分积累得好；第三，沙土透气，根系发达；第四，”她顿了顿，“是我们这些‘较真’的人。”
她带我看了正在试验的新品种——果肉金黄如琥珀，糖度能达到二十度以上。“但甜不是唯一标准，”小杨说，“还要耐储存、抗病害、外形好看。我们现在做的是‘订单农业’，上海、广州的客户提前半年下单，对每个瓜的重量、甜度、成熟度都有要求。”
在大棚外，我见到了种瓜大户老冯。他的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古铜色，笑起来满脸褶子，但眼睛亮得惊人。他切开一个新摘的“甘蜜宝”，金红的瓜瓤，汁水瞬间淌了一案板。
“尝尝，这是‘喝’着祁连雪水，‘晒’着戈壁太阳长大的。”他递给我一块。
我咬下去，甜味在口腔里炸开——不是腻人的甜，是清冽的、带着矿物感的甜，像一股泉水冲过味蕾。老冯看着我笑：“怎么样？是不是甜到心里去了？”
“甜到心里去了。”我老实说。
“这就是我们瓜州的脾气，”老冯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种瓜是这样，搞风电也是这样。”
傍晚，我登上风电场观景台。落日如血，染红了整片戈壁。成千上万台风电机组向着同一个方向转动，整齐得像接受检阅的军队。叶片划破空气的呼呼声，低沉而恒久，像是大地在深呼吸。
风电场负责人小李是个“风二代”，父亲是玉门油田的老工人，他大学学了电气工程。“我爸那代人从地底下挖石油，我们这代人从天上‘捕’风。”他说，“你看这些风机，每一台都在为东部的城市供电。有时候想到这个，就觉得特别带劲——我们在这荒滩上做的事，能点亮千里之外的灯。”
夜幕降临，我回到县城。瓜州的夜生活简单而实在——烧烤摊、水果摊、露天KTV。我在一家老字号吃了驴肉黄面，老板是个话不多的中年人，面揉得筋道，驴肉炖得酥烂。
“生意好吧？”我问。
“还成，”他擦着桌子，“现在路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吃面的人也多了。不过最好吃的季节还是秋天，瓜熟了，人就更多了。”
正说着，几个年轻人进来，看样子是风电场的工人。他们谈论着叶片的维护、发电量的数据，也讨论着刚上映的电影。脸上有戈壁风沙的痕迹，但眼睛里有光。
我忽然明白了瓜州的魅力——它不回避历史的苍凉（锁阳城的废墟就在那里），也不掩饰自然的严酷（戈壁的风沙从不留情），但它更专注于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甜美与能量。这是一种务实的浪漫主义：在废墟旁种出最甜的瓜，在风沙中捕捉最干净的电。
瓜州的酒，就是这光与蜜的馈赠酿成的。它用蜜瓜的甜润做酒体，用风能的劲烈做酒魂，再用戈壁的辽阔做酒窖。饮一口，初时是沁人心脾的甜，随后是穿喉而过的烈，最后是回味无穷的醇。
这酒告诉你：真正的富足，不是向自然索取一切，而是找到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接受它的严酷，也珍视它的馈赠；承认自己的渺小，也相信创造的力量。
而创造本身，就是生命最甜美的滋味。
玉门： 油与风的转身
玉门的酒，是地火与天风在时光中淬炼的钢水。
到达老君庙时，夕阳正把那些废弃的抽油机涂成金色。它们还保持着鞠躬般的姿势，锈迹斑斑，却依然有种不肯倒下的尊严。守在这里的老工人赵师傅，每天黄昏都会来走走，像是看望老战友。
“听，”他停下脚步，“还能听见。”
我侧耳倾听，只有风声。“听见什么？”
“井下的声音。”赵师傅闭上眼睛，“油涌上来的咕嘟声，钻头破岩的轰鸣声，还有……工人们的号子声。”他睁开眼，笑了，“我知道，是幻听。可这声音在我耳朵里响了四十年，停不掉了。”
他带我看了“老一井”——中国第一口工业化油井，如今被保护在玻璃罩里。井口很小，很难想象就是从这里，奔涌出新中国第一批工业血液。“1957年，这里日产原油达到高峰，”赵师傅抚摸着玻璃罩，“那时候啊，整个玉门像过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火车拉不完，就走路来。为啥？因为这里有油，有希望。”
但石油会枯竭。上世纪九十年代，产量下滑，市政府东迁，老市区渐渐空了。赵师傅留了下来，像那些不肯倒下的抽油机。“我得守着，”他说，“守着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守着玉门的根。”
从老君庙出来，车向新市区驶去。路上，风力发电机开始出现，先是零星几台，然后成排，最后成片，铺满整个视野。夕阳下，白色的塔筒染上暖色，叶片旋转的影子在戈壁上交错移动，像巨型的日晷。
在新市区的风电场控制中心，我见到了调度员晓婷。这个二十六岁的姑娘，是赵师傅的外孙女。屏幕上的光映着她的脸，数据流像瀑布一样滚动。
“爷爷总说，他们那代人给中国‘输血’，我们这代人给中国‘送风’。”晓婷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轻敲，“你看，现在风速每秒九米，风向稳定，全场风机负荷百分之九十二。这些电，一个小时后就会进入西北电网，也许今晚就能点亮西安的城墙灯。”
她的话里有一种平静的自豪。这种自豪，和她爷爷说起石油时的激动不同，但内核是一样的——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都是在最艰苦的地方创造价值。
夜晚，我去了新市区的夜市。灯火通明，人声喧哗。在一家叫“油城记忆”的烧烤摊前，我遇到了几个风电场的年轻人。他们刚从检修现场回来，工作服上还沾着油污。
“累吗？”我问。
“累，但值。”一个年轻人说，“你知道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里是什么感觉吗？能看到整个戈壁，看到祁连山，看到地平线是弯的。那时候就觉得，人虽然渺小，但做的事可以很大。”
另一个年轻人接话：“我爷爷是石油工人，我爸是石油工人，到我这代，成了‘捕风人’。爷爷说我们这代轻松，不用钻地下，不用扛铁管。我说不对，我们扛的是另一种东西——未来。”
他们的对话让我想起玉门的转身。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更替，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升华。石油时代的玉门，是“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血豪情；风电时代的玉门，是“捕风为电、点亮山河”的智慧浪漫。变的是方式，不变的是那种“在国家需要的地方扎根、奉献”的赤诚。
第二天清晨，我登上老市区旁的山梁。向东看，是废弃的油井和空荡的街道，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向西看，是绵延的风车和崭新的城区，像一幅正在绘制的蓝图。风吹过耳边，带来遥远的声音——是油井深处的回响，也是风机叶片的吟唱。
玉门的酒，就是这油与风的对话酿成的。它用石油的炽热做酒基，用风电的清劲做酒韵，再用几代人的奉献做酒魂。饮一口，你会尝到创业的艰辛，也会尝到转型的阵痛；你会尝到逝去的惆怅，也会尝到新生的喜悦。
这酒初品极烈，像地火喷涌；再品却清，像天风过境；细品则醇，像岁月沉淀后的wisdom。它不回避伤痕，因为伤痕是成长的印记；它不畏惧改变，因为改变是生命的常态。
这酒告诉你：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资源，而在于它的人民有什么精神。只要精神不垮，哪怕资源枯竭，也能从风中捕捉新的希望，在荒原上开辟新的道路。
而这条路，玉门已经走了很远，并且还在坚定地走下去。
尾声：山河入盏 共饮今朝
当我把七只酒盏一字排开时，黄昏正笼罩酒泉城。
肃州的酒清冽，是泉水的魂魄；敦煌的酒斑斓，是壁画的呼吸；金塔的酒醇厚，是胡杨的誓言；肃北的酒苍劲，是牧歌的悠长；阿克塞的酒复杂，是迁徙的回响；瓜州的酒甘烈，是蜜与光的馈赠；玉门的酒深沉，是油与风的转身。
七种滋味，七种颜色，七段故事。但它们都来自同一片土地，都被同一片天空覆盖，都经过同一群人的手掌。
酒泉文旅局的小马，是我此行最后的拜访对象。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七县市区用不同颜色标出，像一块拼图。
“很多人只知道敦煌，不知道酒泉。”小马说，“但酒泉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丰富和完整。你看——”他指着地图，“从雪峰到沙漠，从草原到戈壁，从石窟到风电，从游牧到航天，这里装着半部中国的地理志，也装着整部丝路的文化史。”
她拿出一套新设计的旅游线路图：“我们不再只推敦煌一日游了。现在是‘酒泉七日酿’——第一天，肃州品酒寻根；第二天，敦煌朝圣问艺；第三天，金塔赏林观河；第四天，肃北驰马听风；第五天，阿克塞感怀迁徙；第六天，瓜州尝蜜捕光；第七天，玉门见证转身。”
“七天，刚好酿一坛酒的时间。”我说。
“对，”小马笑了，“我们想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不是来‘打卡’，是来‘生活’几天。尝尝本地人吃的饭，走走本地人走的路，听听本地人讲的故事。最后带走的，不只是一张张照片，而是一坛‘酒泉的酒’——装在心里的那种。”
夜幕完全降临，我登上鼓楼最后一次眺望。灯火如河，在城市的街道里流淌。夜市的热闹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烤肉的香气、人们的谈笑、孩子的奔跑，这些声音汇成了酒泉最生动的脉搏。
我想起这一路上遇见的人们：酿酒的老刘、守窟的老秦、护林的老段、牧马的布赫、弹琴的哈力克、种瓜的老冯、守井的赵师傅、捕风的晓婷……他们身份不同，口音不同，但眼神里有同样的东西——那种在严酷环境中磨炼出的坚韧，在漫长历史中沉淀出的豁达，在时代机遇前迸发出的创造力。
他们就是酒泉的酒——用岁月酿其醇，用风骨酿其烈，用匠心酿其纯。
下楼时，在鼓楼门洞下遇见一个卖唱的人。他拉着一把很旧的二胡，唱的是本地的民歌。歌词朴素，调子简单，但听着听着，七县市区的风景竟在旋律中一一浮现：泉水的叮咚、风沙的呼啸、马蹄的嘚嘚、驼铃的叮当、风机的低吟……
我在他面前的盒子里放了钱。他停下演奏，“你是外地人？”
“是。”
“酒泉好吗？”
我想了想，说：“像一杯酒，刚喝觉得烈，细品才有百般滋味。”
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这话说得对。酒嘛，就得慢慢品。急了，尝不出好。”
他重新拉起二胡，这次唱的是新词：“鼓楼高，泉水清，酒香飘过两千年。祁连雪，戈壁风，都在一杯酒里边……”
我站在那儿听了很久。夜风带着酒香，从巷子深处飘来。这香不浓，但韧，缠在衣角，钻进呼吸，最后落在心尖上，变成一种温热的、持久的感动。
酒泉的酒，从来不是商品，是这片土地与生活其上的人们共同酿造的时光之礼。它装得下雪山的高度、沙漠的广度、历史的深度、人心的温度。
饮过这酒的人会懂得：有些地方，你只是经过；但有些地方，你会带走一片它的天空，一捧它的泥土，一缕它的酒香。而这片天空、这捧泥土、这缕酒香，会在你往后的人生里，时时提醒你……
在河西走廊的西端，有这样一座城：它把山河装入酒盏，把岁月酿成诗篇，把所有人的到来与离去，都化作酒香一缕，飘散在无尽的时间里。
而此刻，它就在那里，等着下一个懂酒的人。
酒已温好，杯已满上。
你来，便是故事的开端。
你来，便是梦想的开始。
你来，便是生活的出发……
来源：酒泉市文旅局
END
监制：马彩霞
编辑：蔡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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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酒泉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