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在《文汇报》撰文表示，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因其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与政策实践。他指出，中国采取“生产超前型”增长模式，通过产业能力先行带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形成了如“隔夜饭”变“扬州炒饭”般的附加值提升路径。中国经济应构建自身的发展理论体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推动符合国情的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创科转型、产业升级，还是参与国家区域战略，唯有结合理论与实践，才能为香港的未来发展提供更稳固的政策基础与方向。香港除了保持对西方经济学的吸收与运用，更应主动参照内地的经济实践与制度逻辑，思考如何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中找到定位与突破。

7月10日，国家商务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有关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作出有力回应。商务部发言人指出，衡量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不能简单以产量和出口量为标准，否则，欧洲多年来大量出口飞机和汽车，这岂非早就在输出过剩产能？中国新能源产业从全球视角和中长期看并不存在“产能过剩”，反而有“产能缺口”。欧方指责毫无道理。中方一直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中国的绿色产品非但没有冲击欧盟市场，反而助力欧盟绿色转型，令欧盟产业和消费者受益。因此，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恐怕是欧方因为长期研发投入不足、产业竞争力下降而引发的过度焦虑。

中国情况不应套用西方理论

笔者认为，这番回应不只是一次政策层面的澄清，更直接揭露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时的盲区。西方坚持使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评判中国，却忽视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制度模式以及政策逻辑，这种“理论套用”往往导致误解甚至误判。

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强调“供需平衡”与“消费驱动”，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在这一逻辑下，超前投资常被视为资源错配，产能扩张则被解读为无效增长。然而，这套理论在中国的环境下屡屡失灵。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典型的“生产超前型”——透过预先构建产业能力，再带动消费升级和技术进步。

对此，中国的发展逻辑有着更为通俗的表达方式。西方的经济理念是“10个人吃饭，就煮10个人的米饭”，而中国的方式则是“煮了20个人的米饭”。西方便质疑中国供需不平衡，中国回应：“难道你们不知道‘隔夜饭’？”更进一步，中国还用“隔夜饭”做出了“扬州炒饭”，不仅卖得更贵，还更受欢迎。例如，深圳曾是低端制造的集中地，密布着玩具工厂，这些可视作“隔夜饭”；但随着技术升级与创新提质，像大疆这样的企业制造的无人机，已成为高附加值的“扬州炒饭”。

讽刺的是，西方自身也在悄然背离他们长期倡导的自由市场原则，美国近期推出的“大而美”法案正是典型例证，该法案通过高额财政补贴和政策引导，意在重塑本国制造业竞争力。这一做法引发了中外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

一些机构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认为，这种政策是应对市场失灵的“良药”，可以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强化产业链安全。然而，另一些学者则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角度出发，批评该法案违背自由市场原则，认为政府大规模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引发资源误配与寻租行为，甚至可能带来长期的财政负担和削弱创新能力。简而言之，凯恩斯主义认为“大而美”法案“或许是药”，奥地利学派则视其为“病根”。

这场围绕“大而美”法案的理论争论，恰恰显示出西方自身对经济治理模式的分歧，也进一步说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并非铁律，甚至在面对自身国家政策实践时都难以达成共识。那么，为何这套尚未在西方达成统一的理论，反而被用来评价中国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作为全球标准加以推广？

事实上，中国学界对于“大而美”法案的看法也呈现多元。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此举动说明大国竞争已进入政策博弈阶段，中国应从中汲取经验，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有观点指出，该法案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角色正在被重新界定，单靠市场机制已难以解决核心技术与产业安全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长期规划与主动干预反而更具前瞻性和稳定性。

构建中国自身发展理论体系

从更深层面来看，西方频繁渲染“中国消费不足”、“政府过度干预”、“产能过剩”等论调，实质上是一种话语战。美国不断上调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游说盟友“去中国化”，目的并不只是经济利益，更是叙事主导。在他们看来，削弱中国经济的国际信心、制造外资逃离的预期，比单纯关税手段更有效。这种“话语武器化”的做法，正在破坏全球合作的基本信任，也暴露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结构性焦虑。

过去，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被奉为圭臬，是因为他们曾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全球话语权。但在今天，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市场和完整产业链，更拥有不断增强的理论自觉和制度自信。中国完全可以且必须构建一套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理论体系，不再被西方经济学“指导发展”，而是从自身经验中总结出具有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话语框架。

从“隔夜饭”到“扬州炒饭”，中国经济的成长并非偶然，也非偏离正道，而是一种适合自身国情的路径选择。它不仅是对西方理论的现实回应，更是对未来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中国的发展不需要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而应坚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参照内地实践逻辑 找到香港发展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作为中西交汇之地，不少经济学家长期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对西方理论有深刻理解，这既是优势也是挑战。未来在理解和研究内地经济情况时，一方面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否则容易产生误判；另一方面，更应善用香港的桥梁角色，把对内地经济特殊模式的理解转化为理论叙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经济奇迹的故事。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全球经济学理论体系，也使香港在国际学术与政策对话中发挥更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同样地，香港自身的经济发展，在面对当前全球格局变化及与内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也需要重新审视所依赖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框架。仅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如今已难以为香港经济重新腾飞提供足够支撑。事实上，许多长期奉行西方经济学处方的美西方国家，当下自身经济也陷入高通胀、低增长、债务高企与社会分化的困局，说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香港必须摆脱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路径依赖，争取发展新突破。

梁海明教授 |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鲁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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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海明：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何无法解释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