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至9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国际会议第22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22nd 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 CIRC）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来自全球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参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数字时代的前沿学术研究，持续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进一步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采访了数位国际资深学者，推出“为新访谈”系列。
本条推送是对南洋理工大学邱林川教授的专访，采访人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张文杰。
【学者简介】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邵氏基金会媒体技术讲座教授， CIRC联合发起人、委员会成员，曾担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ICCA）前会长，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士。他的研究在数字劳动、数字鸿沟、移动通信与社会发展等批判性数字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开创性地探索了信息时代的阶级分化问题。邱林川教授已经发表了120多篇研究论文和章节，并出版了中英文著作10本，包括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 of Illinois Press, 2016),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MIT Press, 2009)以及《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代表性著作。
张文杰：您作为CIRC委员会成员，能谈谈对今年会议主题“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互联网的未来”的看法吗？
邱林川：CIRC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尽量不太参与主题讨论。委员会主要做质量把关，还有时在财务上帮需要的学校拉赞助、找合作单位。主题具体由当年主办学校定，这次就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陈刚院长、胡泳教授、刘金河助理教授等老师定的。他们写好会议策划初稿后给委员会看，大家觉得很合适。另外，委员会负责最佳论文奖、最佳学生论文奖，这是从第三届Peter Yu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时开始的。学生单独或与老师合写的论文会单独拿出来，由委员会阅读、打分、评论，每年大概两、三个获奖者。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会议的核心使命之一是培养下一代人才，这也是一种传承，很多获奖者后来成了杰出的学者，比如王洪喆老师是2010年的优秀学生论文获奖者。
张文杰：今年的会议与往年相比，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邱林川：我觉得今年比较研究的议题比较多。一般的AI治理往往限制在一个社会或场景下，比如中国医疗场景、新加坡电子商务的AI治理，都是根据自身制度、传统、资源配置来应对挑战，也有针对个人用户的AI产品研究。但AI治理应该更系统性，不是针对每个手机的管理，手机只是云终端，AI治理涉及社会层面的伦理、道德、法律。这次会议很多研究超越了单一社会、单一系统和微观层面，从跨国、跨系统等角度看AI治理，比如不同国家对公平、透明性的理解不同。这是个亮点。
张文杰：您现在做的研究项目有和AI治理主题相关的吗？
邱林川：我们有个项目，马上要去印尼和菲律宾，研究AI手机成像中的肤色包容性。现在AI成像算法的基础数据多来源于浅肤色人群，我们希望能以深肤色人群为数据根基，呈现不同肤色的美学，不是越白才越美。我们和传音公司合作，他们在非洲做得很大很成功。之前我和香港岭南大学的路淼老师分析过传音手机在非洲的情况，他们看到我们的文章后，希望在东南亚开展研究，因为东南亚有不同种类的肤色，有棕、褐、浅肤色等，我们会去当地做田野、交流、访谈。
张文杰：您目前关注和追踪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哪些方面？
邱林川：中国做AI研究的人很多，新加坡在地理上离中国有一定距离，我的行政事务也多，所以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研究项目并不多。我现在在改一篇相关的文章，不是讲AI的，而是关于墨家思想的。从疫情末期开始，我就在看墨家的东西，墨子是个技术专家，有自己的技术哲学，是和平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劳工阶级的哲学家。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当时儒学和墨学是百家争鸣中社会影响最大的两家，后来墨家被打压得很厉害，它除了思想层面，还有很多社会组织层面的东西。明年是墨子号量子通讯卫星上天10周年（2016年上天），我希望改完这篇文章，谈谈墨家思想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张文杰：总体来看，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创新性和不足有哪些？
邱林川：中国互联网研究呈现潮汐式变化。最开始，大家研究内容审核、管理等问题；过了些年，讨论转向文化，包括亚文化、次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还有字幕组这种非商业的网络文化；曾经讨论过博客，后来有段时间讲区块链等技术；最近AI、平台研究涌现出来。早期研究平台经济时，多持批判眼光，认为平台打乱了传统秩序，传统商家、劳动者、监管部门都是受害者；但疫情后，批判变少了，大家好像习以为常，各国开始治理后，甚至有点功能主义，觉得“存在即合理”。我认为，我们既不能完全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做研究，也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如果完全从功能主义角度讨论，就像传播学研究里的行政式研究，为研究对象正名，失去了独立学术价值。总之，要基于实证研究有创新发现后，再以批判为立场。
张文杰：AI对人文社科研究方法论带来了哪些变化？
邱林川：AI的影响很大，但我觉得有点被夸大了。当年搜索引擎出现时的冲击更大，是从0到1的变化。我90年代中在北大读新闻传播时，图书馆相关的书不到10本，有的还是台湾出版的内部资料，不能拿走，后来有了互联网，网上东西都免费，那是巨大的变化。现在用生成式AI（如DeepSeek），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增量变化，像从2到3，这和从0到1有着本质的不同。AI技术的更新太快，两三个月就有新东西，我们完全跟着跑是跑不过它的。但是，AI写文献综述，还是达不到用心读书的人的水平。AI做总结的能力可能会超过人类，但总结是为了发现研究空白（research gap），而洞见能力还是有阅历、能独立思考的人更强。另外还涉及伦理问题，年轻学者可能急功近利，这不全是个人原因，“卷”更多的是制度问题。好的研究生态是制度工程，不只是技术问题，技术背后有制度价值，会随时间调整。过于依赖AI，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大同小异，而研究的最高价值是独特性，包括理论、文献理解、实践分析、方法上的贡献。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需要深入人群，研究要有棱角，高质量科研要展现自己的棱角。
张文杰：对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或期待？
邱林川：要薪火相传，理解所在学科、学校的传统，不同学校有不同特色，应保持多元和棱角，不希望培养出的人都一个模子。本科生需要掌握基础技能，但研究生、博士生、年轻老师要有独特见解和贡献，这种独特性要建立在学术传统之上。
现在很多研究文献只看近几年的，比如2025年的研究，文献最新的是2020年的，这不行。很多重要问题，比如公平性，从报纸时代就有讨论，很多国家对报纸有规定，防止资本或国家垄断舆论市场，BBC这种公共广播电视和国家喉舌分开，这些都是公正性的体现。如果眼光只限于近几年，就无法和经典对话。有价值的学术产出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要有历史眼光，把技术、理论、社会问题分开。技术总在变，但背后的社会组织议题、理论挑战早就有人讨论过。
有了历史眼光，对比不同时期的中国，做跨系统宏观比较研究，可能做出有理论洞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疫情后，年轻学者和老师多用生成式AI等工具，习惯坐在电脑前完成研究，不愿意出去跑。但在AI时代，去做田野的价值很高，比如孙萍老师去外卖站点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工作，做的外卖平台（也是AI）研究，比用大数据、高级AI模型做的更有血有肉。在AI泛滥的时代，去街头、公司、应用场景做田野，结合AI工具，价值会很高，因为这种研究更稀缺。
邱林川教授和于海青教授为往届 CIRC最佳学生论文获得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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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新访谈｜南洋理工大学邱林川@CIRC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