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至9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国际会议第22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22nd 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 CIRC）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来自全球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参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数字时代的前沿学术研究，持续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进一步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采访了数位国际资深学者，推出“为新访谈”系列。
本条推送是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汪炳华教授的专访，采访人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付砾乐博士。
【学者简介】汪炳华（Peng Hwa Ang）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SSCI期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国际传播学会（ICA）前主席，也是第一位当选ICA主席的亚洲人。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媒体法律和政策。他还曾担任区域非营利媒体组织亚洲媒体信息和通信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主席，也是新加坡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的副主席和新加坡广告标准管理局（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of Singapore）的法律顾问。汪炳华教授是CIRC的核心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曾作为负责人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办过CIRC。
付砾乐：您对今年CIRC的主题有什么见解，在会上有哪些收获？
汪炳华：我认为参加会议时，至少有两件事是值得关注的。第一是与会者的研究。这次的论文题材丰富有趣，由于我并不研究这些智能领域，所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在互联网方面，尤其是中国互联网领域的研究成果，觉得很有意思。我发现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路径与西方不同，也由此观察到一些有趣的新现象。比如，在德国的中餐馆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华人社区，人们纷纷前往那里，使中餐馆的规模在当地的发展超出了预期。这个有趣的现象让我思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是结识有趣的人。我已经认识了一些，我觉得北大这次的会议办得非常好。
付砾乐：您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是什么，为什么做这些项目？
汪炳华：目前我在韩国进行的两个项目整合了我的经验和工作。一个是关于传统媒体的财务生存能力。没有传统新闻媒体，人们就无从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他们的生存能力值得关注。社交媒体很少进行自我核查，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发布的内容是否有误。有时即使用户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有误，发布者也可能坚持自己是对的。而新闻媒体却会进行事实核查。所以我在研究新闻机构的生存能力。通常西方的模式是政府不应该资助新闻媒体。但我的研究表明，只有政府才能资助新闻媒体，问题在于政府如何资助。这项研究很有挑战性。
我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网络广告监管。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近30年，而在过去六年里，作为在新加坡监管这个领域的主席，我看到了网络广告监管的迟缓。问题是，网络广告为什么不能受到监管？一般来说，平台不愿意进行自我监管，但我和我的朋友们从Facebook上购买过基于其网络广告的产品，发现这些产品并不可靠。如果网络广告能够自我监管，整个生态系统会更值得信赖。实际上，如果平台能实现自我监管，网络广告也会运行得更好。西方的观念是监管对商业不利，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需要证明我的观点。
此外，我还在做关于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一个项目。
付砾乐：您对中国互联网的哪些发展最有兴趣，为什么？
汪炳华：我认为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中国互联网被大量审查。我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这并不是真的，但遗憾的是，我的调查结果没有得到广泛报道，也没有其他人对此进行报道。当时正值互联网发展初期，这让我意识到，CIRC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就会议的影响而言，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观察，而不是提出政策建议。
付砾乐：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研究目前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有哪些不足？
汪炳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路径与西方不同，这很重要。所以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全球互联网的发展都是一样的，比如微信和Facebook就不一样。我觉得，人们需要看到它们的差异，有时中国的模式会更好。
我认为有两方面值得再深入研究。一是经济维度的研究。目前中国互联网研究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而较少从商业角度入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很重要，但或许在某些领域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目前虽然有一些带有经济学色彩的论文，但并不深入。就像我在主旨演讲中提到的，中国所有的人工智能应用在一年内都无法实现高回报的收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投入了资金却没有相应的回报，这样下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谁来指出这一点呢？如果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提醒行业注意：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而不是陷入恶性竞争。
二是政策维度的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难度很大。我认为没有人会觉得官员们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处于中立地位，应该做有效的研究。如果能开展一些被官员接受并鼓励的政策研究，将会对政府、企业和用户都有帮助。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关于互联网的文化研究成果，但我建议可以在上述两个领域多做些研究。
付砾乐：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对您的研究领域有什么冲击么？为什么？
汪炳华：我不认为是冲击。人工智能是我研究的对象。我之所以研究人工智能伦理，是因为我之前创办了一家从事人工智能业务的初创公司。虽然失败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探讨人工智能伦理。比如，我们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是帮助学生写作文。我们发现在新加坡和香港，很多学生不知道该写什么。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写作思路。这并非是直接帮他们写作文，而是启发他们“可以这样写”“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但不幸的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定价很高，没有买家，所以我们不得不关闭了这家初创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是否应该给 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作文评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认为不应该。因为学生可能会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依赖人工智能，等到期末考试时，他们可能就无法发挥出真实水平。我们知道很多人希望能给其评分，但经过多次讨论，我们还是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人们或许应该思考，在哪些领域应用人工智能时需要慎重。
付砾乐：您对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汪炳华：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你们应该考虑把毕业论文发表。不一定非要写成一本书，写成期刊文章也可以，这更常见。因为出书耗时比较长。接下来是要在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是进入好科研机构的基础。
但问题是，如何提高发表数量呢？方法之一是找到好的合作伙伴。看看那些成果丰硕的人，他们往往都有合作伙伴，也就是合著者，这样每年的论文产出量至少能增加一两篇。有合作伙伴很有帮助，但找到合作伙伴并不容易。如果幸运的话，能找到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合作发表论文。那如何找到合作伙伴呢？首先自己要待人友善，而且自己也要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参加会议是结识合作伙伴的途径。合作伙伴不一定和你在同一个城市，但应该与你处于相近的研究阶段，比如都是博士研究生，同时有相似或重叠的研究兴趣。
你们也应该有引路人（mentor）。理论上来说，引路人在不同阶段都能提供帮助。你们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自然是引路人。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议中，还可能需要继续寻找导师。我就曾指导并帮助了别人。人们通常认为学术界充满竞争，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的学生能超越我，我会很高兴，我会帮助他们。我建议你们在会议上寻找这样可以信任的人，虽然这可能不容易。而且，毕业后，你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于自己导师教授进行学术研究。在学期间，你们处于教授的光环与保护之下，但现在要走出来。这需要巧妙地平衡。
最后，要多锻炼。年轻学者需要通过锻炼来保持健康。在我的学校里，有些人为了出成果拼命工作，结果因为久坐导致了背部不适。所以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坚持去健身房锻炼，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努力地工作。
汪炳华与访谈者付砾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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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新访谈｜南洋理工大学汪炳华@CIRC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