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1008.8.5～1075.8.8），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他为相十载，辅佐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是北宋时期影响极大、口碑极好的名相典范。

韩琦出身于世宦之家，生于父亲韩国华任泉州（治今福建泉州市）知州之地，为家中幼子，4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扶养成人。长大以后，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20岁时考中进士，名列第二，历任将作监丞、通判淄州（治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开封府推官、右司谏等职，曾奉命救济四川饥民。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颇有声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韩琦奉调回京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主持“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后又迁知郓州（治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县）、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京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爵仪国公。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英宗嗣位后，出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参与调和帝后（英宗与曹太后）矛盾，确立储嗣之位。之后，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又进封为魏国公。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后拜司空兼侍中，坚辞相位，判永兴军（即永兴军路，北宋行政区划名，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兼陕西四路经略使。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判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民居房屋倒塌大半，民不聊生，大批灾民流离失所。鉴于北京大名府为“南北津途咽喉之所寄”的重要地位，派谁前去安抚灾民，赈济一方，恢复生产，巩固边防呢？宋神宗赵顼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德高望重的三朝圣相、两朝顾命的首辅老臣，现任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判相州的韩琦前往。于是，宋神宗先派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捧着手诏到安阳，手诏说：“河北发生地震，川防溃决，百姓流离失所，朕十分忧虑……大名的位置非常重要，如同天下咽喉，离卿的家乡又很近，人情和风俗习惯也很相同。朕打算让卿担任河北安抚使。故派遣刘有方前去告知朕的意思，如果爱卿能够担当此任，那么朝廷怎么会有北顾之忧呢？”韩琦见皇上对自己这样客气，十分感动，遂回奏道：“臣身体欠安，陛下恩准微臣回乡任职，今到任未满百日，年高体虚，恐怕未必能担当此项繁重任务，有负圣恩！”这时已到年底，等新年一过，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又派御药院侍者李舜举再降手诏，正式任命韩琦判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兼北京（即大名府）留守、河北路安抚使，并准许便宜从事。韩琦无法再予推辞，更惦记河北的灾民，遂立即赴大名府走马上任。

当时受灾百姓无法生活，带着衣物用具大量南迁，不绝于道。韩琦到大名府后，认为动员灾民返乡生产是当务之急，便派出人员分别到各地交通要道、桥梁、渡口张贴告示，晓谕灾民凡返乡者，由官府发给路费、口粮；原来富人乘灾害之机低价收购灾民土地的，一律无条件归还原主，等丰收之后，再归还买地的钱。又采取了开仓分粮等一系列救灾安民的措施，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逐步渡过难关。不久，就把大名治理得民心归附，有条不紊，河北灾区遂得以安定下来。

之后，韩琦在大名府主政四年时间，频遭水旱蝗之灾，他殚精竭虑，多方为民请命、治河修渠、建仓储粮、灭蝗除害、劝课桑农、赈济安抚，在他的精心治理下，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深受民众拥戴，并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颂的故事。

为民请命。北宋中期，河北兵役、河役繁重，加之灾害颇多，民变迭生，盗贼猖獗，致使民不聊生，“累据大名府、邢、洺、磁等州节次申报，军贼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两路数州之内惊劫人户，掠夺递马并乡村生马驹乘，倏忽往来，不辨头首姓名及每次人数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朝廷在大名府推行宵禁政策，即使上元之夜也不变通，给大名府百姓的生活带来极为不便。韩琦到任后，听说这种情况，便立刻上奏朝廷，宵禁始解，听到这个消息，百姓十分高兴，“今年始彻清宵禁，倍觉都人乐意长。”反映了解禁后人们的喜悦心情。同时，也反映了韩琦对百姓之事，无论大小，都放在心里，在不违反朝廷政令的情况下，一切皆便民而治。韩琦到任大名府时，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并在大名府等地试行《青苗法》等法令。韩琦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实施后会伤害农民的利益。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两次上疏陈述新法的弊端。宋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对执政大臣说：“韩琦是真正的忠臣,虽任职在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朕开始以为新法可以利民，谁知害民如此。况且坊郭怎能实行青苗,却也强行实施这一办法呢?”。熙宁年间（1068-1077年），大名府路的义勇兵额只有5700余人，与庆历二年（1042年）的13100余人相比，差额很大，因而朝廷令大名府补充缺额。韩琦考虑再三认为，河北强壮人丁自从庆历二年拣选义勇时，淘汰下来的不合格者，都被分流，且无补充，到现在有近30年时间了，现在立刻补充缺额，时机不对。遂上奏说：“今一路久罹灾困，非是添补强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朝廷欣然同意了韩琦的上奏。这样，当地百姓可以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开展抗灾自救，此举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百姓莫不感恩戴德。

不贪权位。韩琦任职大名府时，也兼任河北路安抚使，其职责是主持河北路军政，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事宜，原本包括大名府、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四路安抚使。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韩琦在上年河北夏秋粮食获得丰收、逃难的百姓大都返家、倒塌的民居得到修缮、北部边境安然无事的情况下，毅然上奏朝廷：“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灾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今已逾期岁，赖盛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庸复归，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已缮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得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乞只充大名府安抚使”，从而辞去了所兼的河北四路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一路安抚使，减少了职权。

以国为重。早年宋太宗、宋仁宗都曾经在大名府郊外狩猎，并题诗数十首，内容多是希望恢复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燕、蓟之地，诗文文笔流畅，气势雄壮，后来被留守贾昌朝将这些诗刻于石碑上留存。韩琦到大名府任职后，奉旨对大名府行宫进行修缮，在班瑞殿的夹壁中发现了这些诗刻石碑。这时有人劝韩琦把这些题诗石刻制成摹本呈献给宋神宗，韩琦说:“将它修缮保护好就可以了，怎能用来作为进献之礼?”此人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韩绛知大名府时，就把题诗石刻拓下进献给了宋神宗。韩琦听说后，感叹道:“当时我为什么不进奉呢?只是顾虑到皇上血气方刚，正锐意守边，需全面考虑国家大事，臣不应当再将他的心思引到一边啊！”。

威名远震。河北与契丹人的辽国为邻，在处理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与当年在陕西时对西夏一样，同样是采取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抵御外侵；一方面尽量维护两国的友好，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韩琦崇高的威望和对外奉行的和平、友好、平等的政策，使契丹人对他十分敬佩。契丹每年都要派使者来北宋朝廷，来人每次走到临清（治今山东临清市，当时隶属大名府管辖）时，都要告诫手下人说：“这里是韩侍中的境内，不准乱索财物！”。而且每当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的时候，契丹人一定会问：“韩公一向可好，现在哪里任职？”。按照惯例辽国使者经过大名,递交文书时只押字不留名。及至韩琦到此任职，则在文书上都写姓名，辽的使者成尧锡对接待他的北宋官员说：“因为韩侍中在这里，所以特地留名。”，以表敬重。韩琦离任后，过往的辽使就不再留名了。一次，一位辽国使臣为韩琦准备了一匹马，吩咐手下人说：“这是献给韩侍中的马，必须选择好的来！”手下人选好马后，使者看了很不满意，怒斥手下人说：“这能与给其他人东西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不加意？”，遂将手下人打了一顿板子，又亲自重新挑选了一匹好马送去。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奉命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国王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辽道宗问左右经常出使宋朝的官员说：“你们经常出使南朝，见到过韩侍中，你们看韩忠彦的面貌像他的父亲吗？”左右说：“很像”。辽道宗就亲自赐坐赏宴，即刻令工匠画下来。辽国对韩琦如此的尊重，可见韩琦不仅“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而且“德及海内，功施后世”。

宽厚待人。韩琦在驻守大名府时，他的一个表兄弟献给他两只玉杯，晶莹剔透，表里无丝毫瑕疵，是绝世之宝。韩琦花费黄金百两买下后，日日把玩，爱不释手。每逢宴会招待客人，都特别命人摆一张桌子，上铺锦缎，把玉杯放在上面。一次韩琦招待漕运官，特地设宴，用这两只玉杯盛酒招待客人。突然，一位侍吏不小心撞倒了放着玉杯的桌子，两只价值连城的玉杯都滑落掉地摔碎了。客人们都非常吃惊，那位侍吏更是吓得魂魄顿失，伏在地上等候惩罚。这时韩琦脸色未变，却微笑着对众人说：“任何东西都有破损的时候，不必太在意。”。然后又对那位侍吏说：“你是因为不小心才打破玉杯，又不是故意的，这有什么罪呢？”。言毕，继续招待客人，谈笑自若，毫无惋惜之色，在座的宾客无不叹服韩琦宽厚的德行和度量。

与民同乐。韩琦认为，天下的郡县，无论大小，位置远近，都应当有园池供百姓游乐。以园林的兴废，可以看出为政者是不是用心，是不是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韩琦在大名府为政期间，因地制宜修建了安正堂、善养堂、雅集堂、晚香亭、雪香亭、望春亭、骑山楼等一些亭台游乐场所，一方面与民同乐，让百姓在农闲之时有地方放松。当时大名府城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压沙寺，寺中种植了许多树种不同的梨树。每到春季，梨花竞放，雪白似海，香气袭人，蝶飞蜂舞，煞是喜人，引得百姓和官员都来寺中游赏，成为一方盛事。为方便游人歇息，他让寺内僧人在梨园中建造凉亭。建成后，寺内方丈请韩琦为该亭题名，他看着眼前雪花般一望无际的梨花，闻着扑鼻馨香，不由想起唐诗中“梨花白雪香”之句，遂命名为“雪香亭”。另一方面便于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如韩琦在大名府城南筑一凉亭，取名望春亭，一有空暇就在此亭会见百姓，了解他们所愿所盼。

韩琦不仅是北宋时期一位贤相，还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他主政大名府时，常在政暇之余，与身边的强至、沈唐、王岩叟、赵君锡、钱昌武、宋适、唐垧等僚佐文人进行宴饮游从，雅集唱酬，诗酒行乐，还与退居颖州的欧阳修诗笺往来，互相期许。每当压沙寺梨花盛开，韩琦总要在紧张的政务当中，抽出时间邀请同僚携觞花下饮，并留下《压沙寺梨花》：“压沙寺后千株雪，长乐坊前十里香。寄语春风莫吹尽，夜深留与雪争光。”及《清明会压沙寺》、《同赏梨花》二首、《壬子寒食会压沙寺二首》等诗篇。他还常常在安正堂、骑山楼、雪香亭、雅集堂等所建园亭楼阁，聚宾宴饮，作诗唱和，《九月四日会安正堂》：“秋光浓拂使君家，尚去重阳五日赊。且育好诗成素饮，更先诸客对黄花。池萍渍雨钱钱密，塞雁书空字字斜。但纵高吟开醉胆，莫惊摇落动悲嗟。”、《辛亥重九登骑山楼》：“西北楼高四望长，登临还赏节辰良。荀陈盛集星光动，相卫名山记字详。玳瑁不妨攲醉弁，茱萸谁自斗香囊。病翁安敢当能赋，只俟英瑶作报章。”、《庚戌二月十六日寒食会雅集堂》：“百五嘉辰此命筵，中分春色极芳妍。花遗嫩靥饶风地，云坼轻阴半雨天。淑景万容妆节物，胜游千路入神仙。酣杯莫顾归时夜，藏火难逢月尚圆。”等诗篇，均是在以上场所雅集唱和而成的作品。不仅如此，韩琦在大名府任上，还创作了许多关心百姓疾苦的诗歌，如《元城埽行河》：“怒河秋涨俯都城，纵啮长堤岂易平。气悍若从天上落，势高难使地中行。筑垣居水虽危事，沈马回波是至诚。故道几时循禹迹，免教常岁害民生。”，写黄河泛滥给大名府境百姓带来的灾难。再如《次韵答签判沈唐太丞应祈雨足》：“一雨滂沲过作霖，油云随祷极阴森。微诚未必回天意，灵答潜知渴众心。瑞绝莫先惟在谷，价高南拟不论金。朝来田畯更相贺，犁下侵淫二尺深。”写久旱无雨，甘霖骤降的喜悦之情，大名府恶劣的自然环境触动了韩琦悲天悯人的情怀。 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至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韩琦任职大名，四年间在大名府任上先后创作诗歌130首。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韩琦上奏请求辞去大名府所任职务，告归相州，神宗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降诏对他大加褒奖，劝说挽留其继续镇守“北门之钥”，并充永兴军节度使，再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兼大名府路驻泊马步军都总管。这时候，韩琦确实是年迈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遂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对朝廷的任命力辞不受，并多次上奏，乞请还判相州，神宗再三挽留，并派遣宫中御医前去为其诊病。有人劝阻说：“宫中御医不该为外臣看病。”神宗道：“韩侍中岂是一般外臣吗？”，可见神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之关爱程度。此后两年之中，韩琦连上8道奏折，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神宗才同意他回判相州，但仍带职行事。听说韩琦离任，大名府百姓遮道攀留，数日后才得以离开。之后，大名府民众感其恩德，敬其人品，在熙宁禅院内为其建立生祠，塑像供奉，每年七月二日韩琦诞辰之日，人们纷纷到祠中焚香叩拜，民间艺人弹拉说唱，终日不绝，以示庆贺。韩琦听说后笑着说：“我还活在人世，何必如此呢？”。

熙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075年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配享宋英宗庙庭，河北去相州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而大名府民众自发到其祠堂凭吊祭奠，痛苦失声，接连数日。自此每年逢韩琦诞辰及忌日，人们都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请佛家弟子诵经致哀，盛况空前。卒后九年，司马光亲自为韩琦撰写了《北京韩魏公祠堂记》，立于大名府魏公祠。明朝以后，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五贤祠，与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寇准、文彦博、欧阳修一同祭祀。

作者：柴元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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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历代名人在大名——韩琦主政大名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