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涛 走近外交作者：曾涛
新华通讯社原社长、党组书记、顾问；曾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中国驻南斯拉夫、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
音频
前文
从北京回上海后，还没来得及办理移交手续，柯庆施同志便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负责中央来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的接待工作。就这样，我又紧张地工作了三个星期。
出席中央会议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苏中地区工作时的老上级。他知道我要去古巴工作后，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带着孩子去福建过春节。他说：“你要去古巴工作，那里的气候、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加工业同福建省非常相似，你至今还没有到过南方，不了解南方的情况，你先去了解一下福建沿海情况，对你去古巴工作肯定会有帮助。”他讲得很有说服力，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我从来没有到过南方，在福建省看到的一切都很新鲜，特别是甘蔗送到制糖厂去加工成糖的整个过程我是第一次见到。榨糖后的渣子可以造纸，或者代替煤作为燃料，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知识。福建的风土人情同江浙一带有些不同，而古巴的侨民有不少是广东和福建人，我到侨眷家中了解他们同国外亲友的联系情况。
陪同我去各地参观的是福建省委秘书长谢镇军同志，他和我在苏中地区一起工作过好几年。老战友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里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南方各方面的情况，深感福建之行对我的帮助。后来到了古巴，在农村参观时，看到古巴农民生产的农作物同福建大体相同，更觉叶飞同志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春节过后，我们回到上海开始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离开上海前，许多同志主动热情地来帮助我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其中有的解放前在上海“租界”和西方人打过交道、对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了解。他们建议我该做几套西装，还有建议做燕尾服的，我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也做了西装和夹大衣。到古巴后西装基本用不上，一则古巴天气热，穿件两用衫就可以了，二则古巴人从上到下不是穿军装就是穿短袖，穿着比较随便，我也就不必西装革履的太讲究了。
有的同志劝我学交谊舞，说交际场合跳舞是经常的事，并且热心地组织些会跳舞的同志来教我和妻子朱黎青，我始终没学会，她也只学会了点基本步法。还有不少朋友请我们吃西餐，教我们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等，虽然到古巴后因为古巴人吃饭比较随便，没有那么多礼节，故而没有完全用上，但对我以后去其他国家做大使还是有帮助的。
1995年，曾涛与夫人朱黎青在一起。
1960年2月，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外交部很关心，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小四合院，而且配备有常用的家具。上海的同志也很热情，派人帮我收拾行李，还一直护送到北京。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具，所以搬家还是比较方便的。
生活上安排就绪容易，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复杂多了。首先要向有关部门学习，在外交部除了部党委召开会议讨论工作任务和政策外，还要向礼宾司、美大司、研究室等有关部门请教。同志们都积极认真地和我谈我所关心的问题。新华社是我学习的重点单位，因为我对外是新华社古巴分社的社长，应该了解新华社的情况和业务。
1959年3月，新华社就已经派了孔迈和庞炳庵两位同志常驻哈瓦那。社长吴冷西，副社长朱穆之、邓岗向我介绍了很多情况，讲述了有关新闻业务的知识。石少华同志教我使用照相机，还帮我配备了必要的摄影器材，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此外，对外文委、侨委等单位我也去请教过，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都很热情地向我谈情况，并希望我去后关心他们管辖范围的工作。
古巴是我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派常驻代表的第一个国家，对于去这样一个革命刚成功的国家开展工作，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非常关心。周总理确定3月11日召开会议研究去古巴的工作方针。
在去周总理处之前，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召集外交部、新华社、中联部等有关部门一起讨论去古巴工作的方针、领导关系等，提出了初步意见。
谈到通讯联络问题时，外办廖承志、张彦两位副主任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意见是，古巴远离祖国，古与美关系紧张，公开电讯却又必须通过美国，新华分社的报道可以通过公开电路，但是有关两党、两国内部的联系，必须有自己的密码传送，因而应该让我带机要员和密码去。
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不同意这样做，他说：“新华社在外面不是一个，外国驻中国的通讯社也不是一个，古巴分社如果发密码电报，其他国家驻北京的记者也要求发密码电报，那就不好办了。”最终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964年1月，周恩来和曾涛在一起。
1960年3月11日下午，与会人员到达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总理汇报去古巴工作讨论情况，在明确了我的工作任务后，周总理强调指出：“古巴革命胜利，对拉丁美洲以至世界的影响深远，我们要继续支持古巴的革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美帝主义岂能容忍隔海相望的古巴成为革命的国家，他一定会用各种手段对付古巴。去后要相机向古巴领导人进言，希望他们提高警惕，善于运用策略，积极巩固自己，随时准备应付美帝的挑衅。”
会议明确了古巴分社由外交部、新华社双重领导，涉外工作由外交部负责，国务院各部委须委托分社办理的事项统由外交部归口，新闻业务由新华社负责。
关于通讯联络的问题，上次会议上不同意见的双方仍然各持己见。周总理和陈副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沉思了一会儿，陈毅同志站起来有点激动地说：“曾涛，你打了那么多年游击，现在还怕打游击吗？”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你什么也不带，带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好了，大不了你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击去，我相信你是应付得了的。”
陈毅同志是我在苏中、上海工作时的老领导，我对他非常钦佩和尊重，觉得他的话是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马上站起来说：“坚决服从。”周总理也微笑的向我点了点头。参会的同志们也就不再争论了。
就这样，我带着重过游击生活的思想,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
原标题：《一个午夜电话，开启了我的外交生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