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发布戴逸先生讣告:“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戴逸,男,汉族,1926年9月10日出生,江苏常熟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入北京大学读本科。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读研究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小组、清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78年被评为教授,1981年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后转为荣誉一级教授)。1981年至1987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

戴逸教授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都卓有建树,贡献巨大。195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即享誉全国,这是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早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为教材。1977年,受外交部委托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编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戴逸教授先后组织了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90年代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等,并先后主持编写了《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丛书。主要论文集有《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等,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戴逸文集》12种14册,汇集了其主要著述,约700万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清史学科发展轨迹,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戴逸教授长期呼吁国家编纂清史,并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之不懈努力。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教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二十余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推动《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序开展,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至2018年10月,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

戴逸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包括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等。

戴逸教授贡献卓越,曾被评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以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越南胡志明勋章。其学术著述也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为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戴逸教授永垂不朽!

(原题为《讣告 | 沉痛悼念戴逸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