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黄炜与北大校园久别重逢。
这是他正式入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第一天，被拉进学院教师微信群的那一刻，“欢迎回家”的消息刷满了黄炜的手机屏幕。
彼时，距离他从国发院硕士毕业已经过去了十一年。这期间，他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又辗转多国，先后任职于美国经济研究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埃默里大学。在硕士毕业时，黄炜曾在留言册上写下心愿——“希望回到这里教书”。
时隔十一年，从北大到北大，黄炜如愿以偿。
“不甘”也是一种天分
看似是一场随“俗”的误打误撞，让“乱花迷眼”的黄炜意外寻得一份学术志趣，实则是持之以恒的努力，让不甘平凡者值得这般厚积薄发的境遇。
2004年，黄炜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千世界”是黄炜对燕园的第一印象。
着迷于从未接触过的北方园林景色的同时，黄炜也一度感到很自卑。那年，北大物院一大半同学是保送生，他们拥有丰富的竞赛经验和夯实的专业基础。黄炜并非保送生，物理专业启蒙相对较晚，面对这么多天赋异禀的同学，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惘：“那种感觉是，大家好像什么都会，但我好像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因此，在黄炜修习物理专业的时光中，大多的故事都与“勤奋刻苦”紧密相连。从“力学”到“电磁学”的课程学习，大大小小的挑战接踵而至。虽然能通过努力做到学有余力，但黄炜意识到自己在物理专业领域里始终缺少一份天赋：“有天赋的人那么多，一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再努力也可能只会是个平凡的人。”但年轻而不甘平凡的黄炜还是忍不住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该走向何方。
迷茫之际，校内广为人知的“北大三俗”传入他的耳中：吃鸡腿饭、未名湖边谈恋爱、修读经济学双学位。对“大千世界”知之甚少的黄炜并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学，怀揣着“大家都做的事情我也试一试”的心态，他选择了修读经济学双学位。
黄炜买来大名鼎鼎的曼昆《经济学原理》，因为担心被本专业的同学戏谑为“物理的叛徒”，他把书藏在不显眼的角落，有时间再“偷偷”拿出来阅读。在这样的“窃读”时光中，黄炜慢慢开始了解到经济学的奥秘，一种崭新的学科体系缓缓呈现在他眼前，深深吸引着他。在酣畅的学习体验里，黄炜发起了一股“猛劲”。
在经济学专业学习时，他修读了北大经济学院平新乔教授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以及汪浩教授的“产业组织”两门课程，黄炜不仅在其中收获颇丰，也在期末取得了拔尖的成绩。这样的深厚积淀与优异表现让他顺利入选夏令营，并成功保送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修读经双的决定成为黄炜漫漫学术路的开端，他笑称自己和经济学的相遇是一场“阴差阳错”。看似是一场随“俗”的误打误撞，让“乱花迷眼”的黄炜意外寻得一份学术志趣，实则是持之以恒的努力，让不甘平凡者值得这般厚积薄发的回馈。
以北大国发院为起点，黄炜开始在学术之海上扬帆远航。
△2008年，黄炜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
自我注解：“承前启后者”
“我们不缺会方法的人，我们缺的是用正确、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我们中国现实的人。”
2008年对北大国发院与黄炜而言，都是一个印记鲜明的时间节点。随着科研和教学方向的扩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NSD），黄炜到国发院读研期间研究方法也从理论研究转变为实证研究。黄炜见证了国发院的成长，国发院也同样见证了黄炜的蜕变。
大四成功保研的黄炜，过得其实并不轻松，他选择去体验一些从未涉猎过的课程领域——虽然没有数分的基础，但是他选修了“实变函数”、“泛函分析”、“测度论”等数学专业课程。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发挥其潜藏的价值：“后来的科研经历证明这些学习真的很有帮助，”这些课程为黄炜之后实证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黄炜读书期间攀登黄鹤楼
攻读硕士期间，在北大国发院雷晓燕教授与赵耀辉教授两位导师的带领下，黄炜的研究方向完成了从理论研究到数据实证研究的转变。
与雷晓燕老师结缘，得益于黄炜不断拓宽视野和研究赛道的进取心。在大四时，黄炜从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个消息——CCER新来了一位老师正在招助研，他就去申请了名额，正是这次机会使他结识了这位令他受益终身的良师益友和合作伙伴，也让他初步接触到了数据处理这个领域。
同年暑假，黄炜跟着赵耀辉老师进行数据库的预调查数据工作，每天负责汇总各地数据后导入系统，最后生成质量质控报告。虽然每天的任务都很艰巨，工作过程也很艰辛，但这也为黄炜打开了有关“劳动经济”和“应用微观计量”方向的新研究道路。
黄炜跟着雷晓燕老师和赵耀辉老师开展了关于“一孩政策”的研究项目，探究“一孩政策”如何影响到国家双胞胎的出生率。这是黄炜人生中第一个实证研究，研究进程也一直延续到他的博士期间。七年后，研究成果被发表在经济学国际顶尖学术期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经济与统计评论》）上。
黄炜的第二个实证研究，也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主题，是他从生活场景中发掘出来的：每一次黄炜放假回家乡时，外婆都会问他：“你怎么越来越高了？”他每次都耐心地向外婆解释：“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不会长高了。”外婆便总是自嘲道：“看来是我越来越矮了。”
这个生活场景让他发现，随着老人年龄的增大，由于驼背显著，身体会显得越来越矮。经济研究领域里都会把身高或骨头的长度作为营养摄入或者经济增长的一个代理指标，身高与人的健康和收入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说明生命早期的营养摄入十分重要。由此，黄炜进一步提出问题：“如果说老年人的身高跟健康存在强相关，那么老年人的当前身高到底是受青少年时期的身高影响更大，还是受中老年时期身高缩减较少的影响更大？”
黄炜决定开始研究这个现实问题，并且把这项研究延伸到了他的博士时期。
“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研究问题”，这是黄炜在北大国发院攻读硕士期间得到的最深刻的体悟。现在，黄炜也将其教授给自己的学生，鼓励他们在生活中察觉问题，去创造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黄炜开设的“计量经济学”是一门难度系数较高的专业必修课，能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并在课堂内外获得诸多好评，这与黄炜始终致力于让课程贴近现实、贴近中国事实密切相关。
国发院老一辈的教授对中国现实有敏锐的洞见，对中国问题有深刻的观察。而在之后黄炜发现，如果过多地强调方法会和现实产生一定的距离：“我们不缺会方法的人，但是我们缺的是用一个正确、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我们中国现实的人。”黄炜希望能够把北大前辈们对现实的洞察与新生代的科学方法相互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承前启后。“希望学生们做到能够把方法真正应用进中国现实中去，”这是青年学者黄炜对“承前启后者”的自我注解。
△黄炜参加国际会议
在国际体系中，研究中国问题
“回到北大，感觉心就安了，”黄炜感慨道。
在黄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合办了一个国际活动，并邀请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黄炜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他的一对一接待志愿者。理查德对物理学和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与黄炜聊得很投机，从量子力学聊到劳动经济学，理查德在这个青年身上看到了热情与希望，于是他邀请黄炜去哈佛读书，并亲自为他写了推荐信。
2011年，黄炜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时他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在哈佛这样的国际顶尖平台上，可以研究的内容和国家都很多，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黄炜在本科毕业典礼上，听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演讲过这么一段话：“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还在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还在苦难，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黄炜一直铭记着这段话，在博士期间面临研究方向的选择时，这段话也再次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觉得自己也应该把这种北大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与此同时，黄炜发现研究中国劳动领域的国际学者比较少，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公共政策，在国际上能发声的学者相对来说就更稀缺，有时还会有一些国际上的学者误解中国的政策。他说：
中国制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政策，使得我们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起来。然而国际上这领域的声音却太少了，真正了解中国公共政策的人也不是很多，我又实实在在地觉得这些方面值得被大家知道，也值得大家去借鉴。
秉持着关怀天下的北大胸怀，黄炜向导师分享了自己的发现与感悟，而导师的话也肯定了他研究中国的劳动经济与公共政策的想法：“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经济市场，也有非常典型的政策，但是很少得到关注，国际上对它的研究是不够的。”
国际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导师的鼓励使黄炜意识到，即使他即将踏上一条艰辛的学术道路，但背后的意义与价值，让他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黄炜的几篇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的劳动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这期间，黄炜也跟着哈佛的其他教授做了一些他国研究，但或许是北大精神给予他的禀赋，他发现在做中国的相关研究时，自己更能体会到一种“通透感”。
△黄炜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后，黄炜与老师的合影
博士毕业后，黄炜觉得自己积累得还不够多：“在哈佛这样一个‘象牙塔’里面了解世界、了解中国，这还远远不够。我还需要积累更多。”
于是黄炜选择在外研究几年，真正实践“放眼天下”。
这几年间，黄炜先后来往于多国，任教于多所大学，与各国的学生结缘，和各国的学者交流，经历了世界疫情动荡的大环境，也经历了与家人分隔两国的生活小插曲。多年来视野的开阔、学术的成长和生活中的磨难都成为了黄炜宝贵的积累，支撑他源源不断地开展各个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继承着他心中的北大精神。
经过11年的历练，黄炜回到祖国，入职北大。这一次，他不再是孤军奋战，北大国发院为黄炜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让他能够安心地做学术，“回到北大，感觉心就安了，”黄炜感慨道。
在国际体系中，坚持研究中国问题。在回校后的一年内，黄炜在北大给予的支持下总计发表了10余篇中文论文，刊登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各大知名学术刊物上。
在不确定中建造避风港
“真的想为咱们的学生做一些事情，让他们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也会有咱们这里一点点的稳定与温暖。”
黄炜回到北大后接受青年教师入职培训的第一课是由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稼军教授讲授的——就像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王教授正是黄炜大一所修课程“电磁学”的讲师。当毕业留言册上“希望回到北大教书”的心愿成为现实，一切仿佛回到最初的起点，又将于此处展开故事的新章。
来到北大国发院任教后，既是“老人”也是“新人”的黄炜承担起了学院本科教学主管的职务。在这个格外贴近学生、更需要理解学生的岗位上，平易近人又幽默活泼的黄炜很快建立起了自身角色：“我是国发院的大兄长，学生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们。”为了做好大兄长的角色，黄炜努力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
黄炜主动地走近学生们，学生们也走近黄老师。在黄炜那扇几乎一直敞开着的办公室门前，常常挤满了各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学术研究上的疑问，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压力，黄炜对自己的要求是有问必答、保持对话。黄炜在新加坡任教期间，正赶上当地疫情，与学生的交流因此受阻，他主动邀请门下的博士生和自己同租，两人相处了一年多，黄炜甚至教会了学生炒菜煮饭，帮助对方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正因如此，黄炜的学生们似乎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顺当”，思想与情感的杂芜常常能够适时得到清理，而背后则是那个永远可靠、热忱的“全能兄长”，在不确定的外部秩序下，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建造起一处寻得平稳的避风港。
黄炜回国任教后的一年中，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参与本科生招生宣讲和宣传，第一次开展本科生毕业答辩工作，第一次参与学院夏令营招生工作，第一次组织博士生开题，第一次协调课程安排……“感觉这一年所经历的事情比过去五年相加的事情还丰富。”黄炜感慨道。
黄炜经历的很多珍贵的“第一次”，又何尝不是学生人生道路中许多不平凡的“第一次”。因此黄炜尽职尽责地做好每个“第一次”，为学生们的前行保驾护航，无论前路风浪多大，他始终给予学生们永恒而稳定的支持。
未来，我跟北大还有很长很长的缘分，我还有很多很多要在这里做的事情，把学术做好，把学生们培养好。
这是黄炜对未来的规划，更是对未来的愿景。
在国际体系下坚持研究中国问题，让学术方法融进现实应用中，从北大学子转变为北大教师，黄炜始终胸怀那份承前启后者的自觉，实践并传承着一名北大学者的庄严承诺。
△黄炜生活照
人物简介
黄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本科教学主任，北大博雅青年学者，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
2004年至2008年在北京大学修读物理学专业与经济学专业本科双学位，2008年至2011年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2011年至2016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黄炜先后任职于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埃默里大学。2022年6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课程有计量经济学（本科生），经济学研究训练（本科生），健康经济学（硕博生），应用微观计量（南南学院）。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等领域，论文发表于Na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学（季刊）》等国际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上。同时，黄炜担任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共同主编，China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JEBO）和《经济学（季刊）》的副主编，并担任《经济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
原标题：《从北大再到北大，黄炜“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