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哲学之外的维也纳学圈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观书评，作者姜昊骞

经观书评.

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维也纳学圈认为，每一个科学命题都必须还原到记述直接经验的句子，这些句子是运用明晰的数理逻辑规则搭建起来的。这些原则看上去有些枯燥乃至显而易见——这难道不是每个现代人都同意的真理吗？不过，即使现代的绝大部分科研人员，他们也很少会有意识地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成果，更不用说100年前的哲学家了。

作者 | 姜昊骞

图源 | 图虫创意

信息即解放

大家应该都见过一种示意图吧。图分成若干栏，每栏画着数量不等、大小相同的小人，小人还可能用颜色、形状等特征做区分，图的最下面写着一行说明，“每个小人代表100万人”，然后标题是“2000年至2020年日本人口总数与性别分布”，或者“近五年来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类。今天，这种图早已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我们只是从纯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待它，将其视为一种形象直观，特别适合青少年的数据呈现方式，而很少会去思考它涉及的其他维度或者历史。毕竟，这看起来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点子，肯定早就被聪明的人类发明出来了吧？

其实，这种视觉语言诞生至今连100年都不到，而且它在当时蕴含着不折不扣的革命性，这从它的名字就可见一斑：Isotype。这是一个双关语，iso是“同”的意思（比如同位素的英文就是isotope），type是“字型”，合起来就是“同型图”。另一方面，它是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的简称，意为“国际图文教育体系”。“国际”二字暗示了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它所倡导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绝不仅限于血统，而是面向全体200万维也纳市民。

Isotype的发明者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多才多艺。在哲学领域，他以“物理主义者”闻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物理学至高无上，像中世纪的神学一样统治所有学科。相反，他希望用一种普遍严谨的语言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实现科学的统一，并将原理运用到社会治理中。这便引出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实物计算思想，也就是用科学原理建立一套直接基于物品使用价值的生产分配体系，取代弊端重重的货币经济。不仅如此，他并没有停留在思考层面，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开展过实物经济实验。

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20年代问世的isotype，我们便不难瞥见纽拉特的意图。作为一名秉持启蒙理想的社会主义者，纽拉特相信，得到公众真诚支持与积极参与的社会工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争取支持和参与的必要环节就是让人们明白公共工程的意义。在那个年代，社会层面的知识壁垒仍然高不可攀。

在当时的欧洲大学，教授与学生之间宛如隔着一道天河。毕业于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回忆求学经历时写道，“对我们来说，他们[教授]遥不可及……教授和没有资格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之间没有接触。”即使是在相对民主的美国，所谓的“大众”杂志也远远没有今天的科普文章那样平易近人。比如直到1915年大改版之前，创刊于1872年的《大众科学》（1996年至2014年曾以《科技新时代》的名字推出过中文版）都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学术期刊，每期发8到10篇论文，插图“多达”10到20张。只是与当时动辄上千页的学术季刊和年刊相比，100页的月刊《大众科学》才显得有点单薄。简单地说，在当时的大部分学界人士眼中，向律师、医生、工程师和中层以上公务员介绍科技前沿已经是科普的下限了，至于杂货铺主、钢厂工人、办事员，谁会费心跟他们讨论这些事？

这正是纽拉特力图打破的局面。1925年，他说服社会民主工人党执政的维也纳市政府出资创办了社会与经济博物馆，而isotype正是博物馆采用的革命性语言。他在博物馆办公室里贴了一句口号，“话语造成分化，图画带来联合”（Wortetrennen，Bilderverbiden）。当然，这句话用德语念出来要顺口得多，而且就算不懂德语的人，光看字面也能明白为什么口号是少数几乎无法翻译的文体之一。

严格来说，图画带来的联合应该称作“共识”。他相信人民是讲道理的，只要有了贴近生活的准确信息，他们就能够得出合理的结论，进而在行动中支持政府推行的计划。尽管他对苏联那种依靠宏大数字宣传建设成就的做法有些许的反感，但无论如何，纽拉特的isotype有着明显的宣传面向。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埃德蒙兹（David Edmonds）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中所说，纽拉特的“大部分思想……背后，都是这样的信念：穷人的生活可以而且应当得到改善。”

这种信念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并不罕见，甚至在“维也纳学圈”中也是如此。维也纳学圈也叫“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学与科学哲学教科书中绕不开的一座巨峰，最著名的成员当属“哥德尔定理”里的那个哥德尔，此外还有卡尔纳普、费格尔、魏斯曼、菲利普·弗兰克等等。他们大部是数学或自然科学科班出身，讨论的问题在圈外人看来玄奥无比。比方说，学圈内部的一场关键论战主题是真的本质，用哲学术语来说是符合论与融贯论之争。简单地说，他们争论的是，“此时此地有一个蓝色的方块”这样的句子是不是确定无误的。（纽拉特认为：不是。）但就是这样一群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家，在1929年发布了一份宣言，题为“科学的世界构想：维也纳学圈”。

以理性的方式重塑社会生活

《科学的世界构想：维也纳学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正是纽拉特。宣言的核心纲领是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知识的唯一来源是经验，科学研究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换言之，维也纳学圈认为，每一个科学命题都必须还原到记述直接经验的句子，这些句子是运用明晰的数理逻辑规则搭建起来的。这些原则看上去有些枯燥乃至显而易见——这难道不是每个现代人都同意的真理吗？不过，即使现代的绝大部分科研人员，他们也很少会有意识地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成果，更不用说100年前的哲学家了。

但这份宣言的雄心绝非仅限于科研方法论，这一点在关于社会科学基础的讨论中就初见端倪。宣言以现代科学观念的斗士自居，以“清除几千年来的形而上学与神学残渣”为使命。在宣言的末尾，作者更是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科学的世界构想服务于生活，它也被生活所接纳。”

维也纳学圈可不是发了篇宣言就了事。纽拉特不仅是一名思想家，更是一名活动家乃至革命家。还记得他的经济实验吗？事实上，他的实验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南部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纽拉特负责主持慕尼黑的中央经济计划工作。共和国灭亡后，他也短暂入狱，不久在奥地利政府干预下才回国。战后，维也纳经历了十余年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史称“红色维也纳”，期间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和令人瞩目的公共住房计划。纽拉特博物馆的一大主题就是向市民讲解住房现状与公房计划。在相当程度上，isotype是社会主义民生建设背景下的一种宣传工具。进入30年代后，纽拉特更是将isotype推广到世界各地，包括苏联。作为外国顾问，他一度获得了礼遇。苏联政府更是在1931年颁布法令，要求“所有公有及合营组织、工会和学校都必须按纽拉特博士的方法进行图示统计。”

当然，维也纳学圈的大部分成员不像纽拉特这样“手眼通天”，但确实都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而其中一个重要的表达渠道就是教育。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成人教育在欧洲蓬勃发展，而且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用法兰克福劳工学院教师罗森斯托克（Eugen Rosentstock）的话说，成人教育学是让德国民众获得“重生”的唯一途径。维也纳学圈的不少成员积极参与成人教育。一方面，维也纳学圈成员里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在包括学术圈在内的主流社会中受到排挤，而在市民业余大学任教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收入。另一方面，相比于古板沉闷的大学，成人教育既接纳了更多样化的学生，也为讲师提供了更大的讨论空间。学圈成员，左翼哲学家齐尔塞尔（Edgar Zilsel）就讲授过个人崇拜问题，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右翼思想“民族天才论”针锋相对。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样说来，难道维也纳学圈是一个披着哲学外衣的政治团体？1934年，学圈公认的领导者石里克（Moritz Schlick）收到了警方传票，要求他解释恩斯特·马赫协会的政治倾向，并停止该组织的活动。恩斯特·马赫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速度单位“马赫”便是纪念他在流体动力学领域的贡献；同时，许多维也纳学圈成员将马赫奉为自己的思想先驱，遂以马赫为名建立了自己的公开组织。

石里克的回应是绝无此事，协会从未参与过反政府活动。他这样说无疑是正确的。1929年的《科学的世界构想：维也纳学圈》宣言开头就写着，“献给莫里茨·石里克”。但当时在美国访学的石里克收到文稿后大感不悦。当然，石里克是学圈里政治色彩最弱的成员，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政治辩论风气浓郁的维也纳维持一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净土。须知，自从19世纪以来，维也纳就从来不缺少各式各样的“圈子”，举世闻名的咖啡馆文化可不只是闲谈与玄谈。1907年至1914年，流亡奥地利的托洛茨基（他当时还叫列夫·布朗斯坦）就是维也纳咖啡馆的常客，期间还长期担任《真理报》的负责人之一。

不过，即便是政治参与度最高的学圈成员纽拉特也不得不承认，“并不是每一个科学世界构想的追随者都会成为一名战士。有些人乐于孤独，会在逻辑的冰坡上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可能不屑于与大众打成一片，并对这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以‘琐屑化’的形式传播而抱憾。”大部分学圈成员虽然怀有左派倾向，但主要手段限于知识理念传播。他们会办公益讲座，出版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遥相呼应的“新百科全书”，但政治中立终究是维也纳学圈一贯的指针。而且讽刺的是，在石里克收到传票的30年代初，恩斯特·马赫协会和维也纳学圈早已自我去政治化了。社会政策与马克思主义退出了学圈聚会的话题范围，纯粹的哲学问题占据了主导。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一时期的论争中成型的，包括卡尔纳普炮轰海德格尔的檄文《用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宣称“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能力的音乐家”。

可惜，不论石里克的辩解再有理有据，传票确实送到了，协会公开活动也确实停止了，学圈活动以私人聚会的形式勉强维系。在汹涌的政治波涛面前，实体形式的维也纳学圈日渐稀薄。

1936年6月22日，石里克被前维也纳学圈成员，曾在成人教育中心做讲师的内尔博克用手枪杀害。案件本身的原因可能没有多么复杂，用凶手的抑郁症和精神不稳定就能基本解释。真正有趣的是案件引起的反应。石里克遇害后十多天，一篇化名文章不仅对死者含沙射影，文字间更透露出不祥的意味：“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席应该由基督教哲学家担任！……希望维也纳大学发生的这起可怕的谋杀事件，能让人们加快努力，为犹太问题寻找真正满意的解法。”

石里克遇害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不到两年后，学圈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齐尔塞尔家进行。从此之后，维也纳学圈便只能以理念、通信与流亡的方式存续了。学圈成员间本就存在的思想分歧，地理距离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正如埃德蒙兹所说，流亡的学圈成员不再保持哪怕表面上的团结。对一个致力于探究真理的学术团体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但学圈与政治的关联——不论是积极参与，还是被动卷入——也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的“副业”那么简单。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