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与原因、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及其演化这三个问题，结果表明，廊坊最早的政区地名是西汉时期的“安次县”，但“安次”起源“安墟”的说法并无根据。“郎坊、郎房、廊坊、廊房”混用是汉字通假、谐音的结果，直到1989年廊坊升为地级市，混用局面才彻底结束，且“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应为“郎坊”。
关键词：廊坊；地名；演变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京津雄三角腹地，1989年升为地级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城市虽然年轻，但有关“廊坊”地名演变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时期“郎房、廊房、廊坊”的混用基于谐音的影响，但自1958年后三种书写形式混用的局面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廊坊地名混写只是古籍中字形的讹传，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无须惊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当前，提升廊坊城市文化品位是“五个廊坊”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有赖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果在地方文化寻根溯源过程中不能对廊坊地名起源与变化、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等问题给予科学合理解释与正确认知，将影响廊坊城市文化建设。因此，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厘清廊坊地名的演变问题。
一、廊坊政区地名沿革
历史时期，廊坊地名几经变化，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先明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状况。今廊坊政区地名源于“安次县”，而“安次”地名的由来，多数人认为可追溯至黄帝时期的“安墟”。
“安墟”最早见于明末成书的《长安客话》“东安县”条下：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东安县，旧为安次县。其后，乾隆时期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都抄录《长安客话》，认为“东安，即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并且，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也认为，“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笔者则认为，“安次”源于“安墟”的说法值得深究，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关于“安墟”并无考古发现，“安墟”主要出自文本文献记载。二是文本记载，互有错讹。乾隆《县志》卷16《古迹志》指出：
安墟在东安县界，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照《通志》纂入。按《史记》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志》云：始经安墟，不知何据。
此处认为黄帝时的安墟在清东安县界，《通志》当为《畿辅通志》，但乾隆《县志》又认为按《史记》记载，《通志》所谓黄帝“始经安墟”并无根据。虽不知《通志》是康熙还是雍正时期的《畿辅通志》，然雍正《通志》所记：安墟，在东安县界。《旧志》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旧志》应为康熙《畿辅通志》，笔者复查此志，并无此条。由此可见，文本文献记载混乱，不足以佐证“安次”始于黄帝时期的“安墟”，但古代的“墟”除有大丘之意，还为人口聚居之地，《说文解字》：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
。
谓之虚，从
，虍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墟，非是丘。那么安次是否源于叫“安”的聚落，以及是否黄帝时期即有之，都有待于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的进一步挖掘。因此，春秋以前的廊坊地名阙如，况春秋以前并无区划，所以彼时安次无所谓政区地名。
春秋战国为中国行政区划的萌芽阶段，“安次”为北燕之地。秦朝，其地隶广阳郡。西汉置安次县隶渤海郡，《汉书·地理志》载：“渤海郡，高帝置······县二十六：······东平舒，重平，安次······”东汉，安次县归广阳郡，《后汉书·郡国志》载：“蓟本燕国。刺史治。广阳。昌平故属上谷。军都故属上谷。安次故属渤海。”魏晋时期属燕国，“燕国汉置，孝昭改为广阳郡。统县十，户二万九千。蓟，安次侯相”。北魏，安次更名为安城，隶燕郡。《水经注》载：“圣水又东，通渤海安次县故城南，守敬按：······后魏曰安城，属燕郡。”北齐，其地属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其地改归总管府。隋复名安次县，隶涿郡。唐，安次县属河北道范阳郡。辽，安次县属南京析津府。金，安次县属中都路大兴府。元，安次县升为东安州属中书省大都路大兴府，《元史·地理志》载：东安州，下。唐以前为安次县。辽、金因之。元初隶大兴府。太宗七年(1235年)，隶霸州。中统四年(1263年)，升为东安州，隶大都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东安降州为县，隶北直隶顺天府。清，东安县属直隶省顺天府。1914年，县复置安次故名，属直隶省京兆特别区。1928年，安次县直属河北省。1936年以后，廊坊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日人民政权、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并立，相互交错，境域各县隶属不一。抗战胜利后，1945年安次县属人民政权冀中第十专区管辖。1949年3月，又归冀中第十行政督察署。1949年8月7日，河北省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安次县归其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4月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区专员公署改为河北省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安次隶属未更。1958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83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安次县，划归天津专区武清县。1961年7月9日，国务院第111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安次县制，归天津专区。1967年11月，天津专区改为天津地区，机关驻天津市区，安次县隶之。1969年3月，天津地区机关驻地由天津市迁至安次县廊坊镇。1974年1月，正式起用廊坊地区名称，辖安次县。1978年，河北省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建立，隶属河北省人民政府，安次县属之。1982年3月1日，廊坊市(县级市)正式建立，辖安次县。1988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廊坊地区和廊坊市(县级)。廊坊地区改为廊坊市(地级)，原廊坊市(县级)改为安次区。1989年4月1日，廊坊市正式建立，驻地廊坊。此后，安次区与廊坊市隶属关系未变。
通过以上梳理表明，历史时期廊坊政区地名演化顺序为：安次县(西汉)→安城(北魏)→安次县(隋)→东安州(元)→东安县(明)→安次县(民国)→廊坊地区(20世纪70年代)→廊坊市(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际上，安次与廊坊之间的辖属关系可上溯至清代，这也是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的开始。
二、“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及其原因
明晰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后，下面将对清以来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进行阐释。通过整理相关地名资料发现，最早出现的地名语词是“郎房”，见乾隆《县志》：郎房(村)，离城三十里。至于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的《大公报》(天津版)，其有关报道呈现当前目力所及最早的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清末该地出现了“郎坊、郎房、廊房、廊坊”四个地名的书写混用，且延续至民国时期，如表2所示：
为了突出说明廊坊地名语词的书写混用问题，仅列举了《大公报》(天津版)20世纪30年代同一时段的资料。事实上，民国时期廊坊地名书写混用比较普遍，如：
前日驻津英国司令，派遣武官一员，带兵五十名，由津开赴郎房驻扎。
令安次县长······国民革命军刘总指挥部下，移驻该县廊坊、落垡，县城杨税务等处，征集车辆，索要物品。
据敌发言人称：系永清方面我游击队向平津间之郎坊进攻，与日伪军发生战事所致。
永定河决口，廊房附近已泛滥成灾。
上面所举为不同文献的地名书写混用，有甚者同一文献也出现书写混用情况，如：
郎房教会穑多工少(直隶)：郎坊美以美会并捐款之踊跃，不能不归荣耀于上帝。长此以往，则郎坊教会，瞬息间必变为一至大之教会，可断言也。又郎坊教会之发达，已述于前。
又，民国《县志》不同卷别对廊坊地名的书写亦混用：
《地理志·四乡村落》：廊房，距城三十里。
《地理志·五行》：县北境有京津铁路于光绪二十三年修筑，由牤牛庄入境，横贯县界······车站在县境者凡三：万庄、郎坊、落垡也。
《列女志》：侯吕氏，廊坊，侯荣妻，年三十岁夫亡，抚孤成立，今尚存，年八十五岁，光绪十九年旌表。
除了文本资料，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外地图上的廊坊地名标注书写也呈混用状态，如表3所示。
吴志强认为，直至1958年后“郎房、廊房、廊坊”混用局面才结束。事实上，这之后混用依然存在，除了“廊坊”，还有“廊房”被使用，如1965年《北京日报》提到“丰台车务段抓住廊房站卸货，使托运单位受损失”；1982年《农业机械化研究通讯》中一篇文章，作者为“河北省廊房地区农机化所课题组”，另有1984年《开拓妇女解放的新途径——香河县七万余妇女投入商品生产的调查报告》，其作者显示为“河北省廊房地区妇联调查组”。1989年廊坊正式晋升为河北省地级市，彻底结束了地名混用的局面，以“廊坊”为其地名正字。
通过上述文本和地图资料的整理发现，清代以来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混用现象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混用问题最突出。第二，文本资料中是“郎坊、郎房、廊房、廊坊”四个语词书写混用，地图资料中是“郎坊、郎房、廊房”三个语词混用。第三，军用地图的地名语词书写一致。一地地名同音四种写法，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汉字的通假和谐音。
“郎”与“廊”互相通假。郎，“《正韵》：与廊通。《史记·司马相如传》：陛下筑郎台恐其不高”。廊，“又通作郎。前汉《董仲舒传》：盖闻唐虞之时游于岩廊之上。注：晋灼曰：堂边庑岩郎，谓严峻之郎也。又《司马相如传》：陛下筑郎台恐其不高。注：师古曰：郎，堂下周厢也”。
“坊”与“房”谐音。“坊”，据《康熙字典》载：《集韵》《韵会》分房切，
音方。邑里之名。《演义》：坊，方也，言人所在之里为坊······《广韵》《集韵》《正韵》：
(并)符方切，音房。障也，隄(堤)也。又《正字通》：与防通，有方、房二音。可见坊有两音：fāng和fáng，坊(fáng)与“防”通假，而郎坊和廊坊的“坊”字取“fáng”音，与“房”字同音。
基于以上分析，郎与廊互相通假，坊与房谐音，才会出现“郎房、廊房、郎坊、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情况，而“郎房”“廊房”“廊坊”地名语词的混用，不仅现于廊坊，今北京“廊房头条胡同”也曾出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则档案就将“廊房头条”写成“郎房头条”，至今廊房头条胡同的铭牌简介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如图1所示。行文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孔乙己般的字词写法研究。相反，研究地名语词书写混用，与廊坊地名正字演变及其背后的故实密切相关。
图1 “廊房头条”铭牌简介(课题组成员拍摄)
三、“廊坊”地名正字演变
根据前述可知，廊坊一名最早出自乾隆《县志》。彼时“郎房”只为东安县东北路的一个小村庄。谭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直隶》图幅则标为“郎坊”。二者同为一地，前后两朝地名用字发生改变。问题是：这两个地名语词是否是一种沿革关系？如果是，谁先谁后？如果不是，哪一个是清末以前的地名正字？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疑惑先要阐明廊坊地名起源。
廊坊地名起源主流观点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与后晋大臣吕琦有关。吕琦为幽州安次(今廊坊)人，历任户部、刑部、兵部侍郎。在任时，他在老家盖了一所大宅院。由于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加上房子的主人是兵部侍郎，所以就成为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老百姓管它叫“侍郎房”。叫的时间长了，“侍郎房”变成了村名。又经过长期的口传笔写，慢慢地就演变成为郎房。至今廊坊市内还有一个小廊坊村。这一观点遭到张洪英的反对，认为吕琦未在安次有所活动，与“侍郎房”并无关联。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向此地移民才形成村落。原名琅珐，因村有琅珐寺而得名，后取谐音改称廊坊。虽然，很多地名起源都与传说有关，但这些传说或多或少有信史可寻，例如“车牛返”，再如禹划九州之地名。以上两种观点中的侍郎房和琅珐寺已无迹可寻，但笔者认为，从信史的角度讲，在没有考古遗迹和实物的情况下，历史文献的文本记载能说明廊坊地名起源与吕琦有关。
主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吕琦籍贯“安次”和其官任侍郎记录于《新五代史》《宋史》中。二是，隋代开始“侍郎”直称为“郎”。《康熙字典》载，“《韵会》：秦初至郎中令，其属官有三署郎。汉官尚书郎，初，三署郎，既选入台称郎中，岁满称侍郎。隋文帝讳中字，惟置侍郎。炀帝置六侍郎，其诸曹直曰郎，除侍字。又员外郎，亦隋置”。三是，明清时期有以“坊名”做地名，如康熙《县志》载明洪武初东安县编户四十四里中的“澄清坊”“文城坊”，在县城内，就“以坊名”。明清廊坊地方多建“牌坊”，名目繁多，“官名坊”是其中一种，如明东安县的“大司寇坊”“都宪坊”“父子尚书坊”，虽无“侍郎坊”，但彼时其他地方方志对“侍郎坊”则有明确记载，如：
弘治《兴化府志》：侍郎坊，旧在侍郎巷口，英惠庙侧，宋为礼部侍郎散文阁待制宋裴立，今废。
乾隆《乐陵县志》：世侍郎坊，为□封宋应麟之洞立。
清《涿鹿县乡土志》：明时建坊甚多，南门内有······兵枢坊、侍郎坊，今已俱废。
道光《建德县志》：侍郎坊，康熙《旧志》一为明天顺间徐怀建，一为明正德间王浚建。
这些历史文献，可间接证明乾隆以前东安县“侍郎坊”存在的可能性极大。为什么要为吕琦建侍郎坊，或可从康熙《县志》中的万历《东安县创建名卿科第两坊记》得到答案，其言为让路人和后人记得东安县为“某名卿某贤士大夫故里”而建“昭明”“科第”两坊。可见，在吕琦故里安次建“侍郎坊”以章旌表则极有可能，借用“侍郎坊”这一标志性建筑，命名其所在地名也是合理的，且“郎”即“侍郎”，二字相较三字地名，更容易识记和传播，“郎坊”二字则被沿用。
因此，笔者认为廊坊最早的地名正字应该是“郎坊”，而不是“郎房”，其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与其房屋无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祖籍安次的吕琦，虽未至安次，却成为廊坊地名起源追述的对象，以及谭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直隶》图幅所标地名用字为“郎坊”而非乾隆时期的“郎房”，二者不存在沿革关系，乾隆《县志》所记地名用字当有误。那么这种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应是受“坊”多为城内里巷地名用字，“房”多为村庄地名用字的影响，乾隆《县志》中，县城外东北路村庄以“房”命名的除“郎房”外，还有“小马房”“祝家马房”“伊家马房”。那为什么“坊”不取牌坊的“fāng”音，而取房的“fáng”音呢？这当与明清以来东安县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明代东安县：
畴平野旷，川秀地灵，南控海口，北接天城，四无山阜，平坦高旷之地。《旧志》。
此处《旧志》，即明天启《县志》。康熙时期东安县形胜：
负京师于北，面沱港于南，运河顺左而行，三关拱右而立，此畿辅襟喉之地，燕冀唇齿之邑也。
至乾隆时期县之形胜：
畴平野旷，川秀地灵，南控海口，北接天域，四无山阜，平原爽垲之地。《旧志》。负京师于北，面沱港于南，运河左绕，三关右拱，实畿辅襟喉之地，燕冀唇齿之邑也。《旧志》。
从此三志所论可知，明清时期东安县区位越来越重要，康熙年间已将东安县誉为可北上南下、东来西往的畿辅“襟喉”之地，乾隆年间的形胜记述抄录康熙《县志》，说明时人对东安县交通区位重要性的认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安县的郎坊村也逐渐成为商品集散地，零散农户、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交易往来的聚集地，“商人葛泽圃禀拟在东安县郎房村开设裕兴昌双甑烧锅”，即今廊坊老三角地所在区域。可见，“坊”取“fáng”音，作为地名用字，“俗称市肆”，即“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印证了清代郎坊地方经济的繁盛。到了民国时期，阴历三、八、五、十成为“廊房”固定的大、小集期，“廊房”也成为东安县有名的集市。
此外，光绪年间京奉铁路兴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站于郎坊村附近，站名得名于村名。由于村名语词的混用，导致站名在文本记载上也呈现“廊房、郎坊、廊坊”的混用：
今晨四时于廊房车站附近有段军与张军大激战，张军退却。
杨村站添设号志桥两架······郎坊站亦建设号志桥二架，俟杨村工竣，即移往工作，下月初旬亦可完成。
廊坊车站为整理站容起见，对于蝟集于车站两旁之商贩，均指定地区买卖，以重秩序。
根据火车站命名的一般规律，站名如与地名一致，用字书写也当一致，否则会导致交通混乱。从这一规律出发，廊坊老火车站站名应使用清代以来的正字“郎坊”，民国时期的老照片直观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图2所示。
图2 廊坊民国老照片
京奉铁路的兴建、郎坊站的设立，使郎坊这个小村，不仅成为东安县的有名集市，还一跃为京师东南的著名集镇：
离北京城一百四十来里地有一个郎坊镇，归安次县所管。前二十年的时候，本是一派的荒原，打京奉路设了车站以后，方才日渐热闹，不过人口稀少，也没见什么大店铺。每到阴历三、五、八、十等日，各乡的商人农家，用着大车，装运米豆及家常用品如桌椅板凳之类，来到郎坊摆摊，好比北京城的庙会夜市的模样，名叫节日。每逢这个当儿，道儿上挨挤的不堪，大概古时候日中为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郎坊镇作为京南名镇、交通要冲，这一地名出现在精确度较高的中外军事地图上，进一步证明了“郎坊”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地名正字，而乾隆《县志》中的“郎房”是谐音的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郎坊集镇的人烟辐辏与经济发展，由集镇升级为建制镇。汉语用字的多次改革和规范，使得廊坊地名混写现象日益减少，20世纪80年代中国规范字公布后，“廊坊”地名用字固定下来，之所以不采用起源地名的“郎”而用“廊”，当与“廊”是“郎”的本字有关：
廊，庐堂切，音郎。《说文》：东西序也。《广韵》：庑也。《文颖》曰：殿下外屋也······宇下曰庑，步檐曰廊，峻廊谓之岩廊，后人因庙廊或省广做郎，合郎廊为一。引《相如传》：陛下郎台恐其不高谓廊，通作郎。
结语
廊坊，位于京津雄核心腹地，是京津走廊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又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地理区位优势显著。本文主要讨论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现象与原因、廊坊地名起源正字三个问题。由于“郎”“廊”互相通假，“坊”谐音于“房”，导致清末出现“郎房、郎坊、廊房、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汉字规范化后，地名语词书写混用才彻底结束，“廊坊”成为正式地名。同时，历史文本文献、历史地图、老照片证明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应为“郎坊”，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依据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其命名，笔者推论应与旌表故里所在安次的五代名臣吕琦的“侍郎坊”有关，而非其所建房屋或是琅珐寺。希望这一新的观点，为廊坊历史文化寻根另辟蹊径，对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形成科学认知。
作者：穆俊，陈新海，郑京辉
原标题：《“廊坊”地名演变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