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1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与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暨《儒家功夫哲学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就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倪培民教授的新著《儒家功夫哲学论》（“复旦哲学·中国哲学”丛书，商务印书馆2022年）进行了讨论。来自海内外各地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网上旁听者近千人。
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主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鲍静静总编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及倪培民分别致辞。整场会议分五场“发言”与两场“回应与讨论”，与会者围绕儒家功夫与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艺术乃至与政治儒学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讨论和思想对话。
一、“儒家功夫哲学论”的定位
与会学者对“儒家功夫哲学论”的理论创新性作了充分肯定。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指出，倪培民早年浸润于西方思想，近年来逐渐取会通中西的进路，故其著体现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认为，倪著不只是讨论儒家功夫哲学，实际讨论了整个中国哲学，回应了现代哲学的诸多问题，全书充满传统与现代互动的思想亮点。
倪著展现了“儒家”“功夫”和“哲学”三合一的新思路，因而首先引发争鸣的是，“功夫哲学”之提法及其蕴含的功夫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教授指出，功夫能否归属于哲学，对此，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就有争议，我们可以讲功夫论，但不能把功夫论说成是西方传统的哲学反思的体系，不能完全依据西方对哲学的理解来建构功夫论。对此，倪培民的回应是，功夫虽不属于哲学，但可以对功夫进行哲学思考，正如宗教不是哲学，却不妨有宗教哲学。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认为“儒家功夫哲学论”可以定位为“功夫的哲学”，具体而言，乃是以“儒家功夫”为底色的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信仰论—政治哲学相结合的一套系统。陈立胜强调，“功夫的哲学”不同于“功夫底哲学”，后者只是对功夫的哲学研究。对此，倪培民表示，该著英文版书名拟作Philosophizing Gongfu through Confucianism，或可更好地表达其主旨。
其次引发关注的是“功夫”概念的问题。陈来指出，倪著对功夫概念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儒家的功夫是为学功夫、心性工夫，倪著将武术、烹调、书法等纳入功夫，未免过于宽泛。对此，倪培民承认自己对“功夫”的理解确有一定的泛化，但这种泛化其实是有其必要的，心性修炼固然是儒家功夫之核心，但不能对心性修炼作狭隘化理解，将其与其他生活艺术分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正副编审认为，倪著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关注的范围与书名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与其说是泛化，不如说是溢出，即书的内容溢出了书名“儒家功夫”的范围。陈立胜指出，倪著在行文中常将功夫的一个面向如功效当作功夫本身，而纯粹的功效视角实质上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与儒家的道义原则似有距离。对此，倪培民表示，实用主义更重视行为而非主体转化，且功夫视角并不否认非实用主义对人生的作用。
针对“儒家功夫哲学”的定位问题，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明辉研究员认为，倪著为凸显中国哲学的功夫论，夸大了中西哲学的对立，事实上，当代西方世界亦有大量关于生活艺术的论著，特别是欧陆哲学界有不少研究新成果，值得重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姚新中教授指出哲学概念在拓展与重新定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他认为功夫概念具有不确定性，质疑功夫能否涵盖儒家哲学的全部，如荀子、董仲舒等就很难纳入“儒家功夫哲学论”的体系。
二、儒家功夫与知识论、形上学
倪著共三篇十五章，在上篇“格物致知”中，第二、三、四章主要讨论“功夫认知”，与会学者就此话题提出了探讨。杨国荣指出，倪著扬弃了知与行的分离，知识的渗入使功夫脱离前概念、前言语的形态，避免了功夫过程的盲目化。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董平教授对倪著“超出真理的知识”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功夫认知本身须有限度，不可越界。新竹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杨儒宾教授则从物的角度看待格物致知，提出了心性论与物的关系、物的超越性如何理解等问题。
倪著第五章谈及“功夫本体论”，与会学者围绕此一提法展开商榷。郭齐勇指出，从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到熊十力、唐君毅，围绕本体功夫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吴震指出，倪著对明代心学的本体功夫论重视不够，黄宗羲“心无本体，工夫所至，便是本体”说可上溯至张阳和、王龙溪、王阳明，不能以黄氏一语为例，由此论证至清初本体问题已被功夫消解。吴震进而将阳明关于本体功夫的定论概括为：本体不能被功夫取代，又涵摄于功夫，必然由功夫呈现。董平指出，在中国哲学中，功夫是本性的自我表达，并非所有实践活动都可称为功夫，本体功夫一致乃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基本共识。杨国荣主张，与功夫相关的本体可区分出具体的与形而上的两层，前者亦不容忽视。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认为，“功夫本体论”的说法只可作为救病补偏的药，而不宜作为正面的理论建构。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员指出，将本体消解于功夫，容易抹平孟荀、朱王等在本体论上的争议。
倪著第六章题为《儒家需要形上学吗？》，就此问题，孙向晨指出天道的面向不能为功夫本身所涵盖，而是功夫展开的前提，天道与功夫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认为，功夫转向未必会降低儒学的形上高度，孔孟儒学即是功夫型的，亦具有超越性，儒学之超越乃是中道超越，因而不同于宗教之超越。陈立胜比较了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倪培民“功夫的形上学”之异同，并强调形而上学的意义不应只限制在规范性这一面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提出，要将实践哲学视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必须真正彻底地重新理解“实践”，即真正彻底地回到“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观念视域，而这同样适用于儒家的“功夫”观念。
针对以上批评，倪培民澄清，“功夫本体论”并非不讲本体，功夫仍有其本体基础，此即功力，故功夫论不需要本体论作为其理据。他强调自己受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的影响，相比于“性”，“习”的问题更应重视。倪培民指出他之所以凸显功夫而淡化本体，用意在于：在世界哲学语境下，心性儒学过于小众化，在解构形上学的当代，再和西方人讲心性本体，其理论效果是有限的。
三、儒家功夫与宗教、伦理学
儒家功夫与宗教的关系也是本次研讨的一大议题。陈来、林月惠一致认为，儒家功夫哲学论应更加关注基督宗教与佛教等宗教传统中的灵修功夫。孙向晨也指出，倪著应就基督教、印度哲学中的功夫论作充分探讨，这样更有利于显示儒家功夫论的特点。
倪著第七章提出“如在主义”的说法，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教授指出，如在主义可能会导致对儒家天道的消解，以至失去超拔性而不足以约束心性。陈立胜认为，用来刻画“如在”现象的“敬”是意向性的，而非因果性的。针对以上批评，倪培民承认“如在主义”有一种功夫的吊诡，而之所以提出“如在主义”，本意在于回应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回潮。
功夫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倪著中篇第八章讨论“诚意正心修身”，重点参照了朱子从“静”到“敬”的转变等。针对该章，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张昭炜教授指出以程朱为代表的两宋理学家对于“敬”的四大偏失，并提出纠正的路径。关于倪著第八章第三节《儒家欲望观》，杨国荣认为，倪著片面强调对欲的调节，忽略了其消极后果。关于倪著第十章《功夫伦理》，黄勇发出了如下疑问：功夫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的区分标准何在？功夫伦理学如何区分人的品质好坏？对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功夫伦理学能否作出创造性的回应？
四、儒家功夫与艺术、政治
倪著第九章提出“艺术人生”作为儒学最高目标的观点，引发了热议。郭齐勇认为，这是倪著的一项重要特色。杨国荣指出，这一观点混同道的智慧与特定的术，将导致儒学的技艺化。张卫红质疑，“艺术人生”是否会造成对儒家天道的消解？王正表示，“艺术人生”的说法仍须加以限定，艺术与审美的联系更大，可能会降低儒学的神圣性。陈立胜主张，“道艺人生”或许比“艺术人生”的提法更适合儒家。林月惠强调，儒学的功夫论乃是道德功夫论，当以道德为拱心石，而非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指出，倪著认为“游于艺”高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而历代注疏的诠释则与此不同，倪著甚至认为无内容的游的形式是最高的，这个讲法可能并不符合儒学原义。
针对以上批评，倪培民作出了如下辩护：术只是四维功夫中的“功法”这一维，功夫并不因有此一维而术化。自己意在把艺术提高到神圣性，而非降低神圣性以迁就对艺术的浮浅理解。功夫包含道德而不排斥道德，功夫亦非仅限于艺术，道德保障一般好的生活，艺术则保障其更上一层。“游于艺”是功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最终使人能“游于艺”，“游”当然不是乱游，而是好地游，但其内容却不是固化的。
倪著下篇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围绕儒学与社会治理，与会者亦发表了不同观点。黄玉顺、赵法生一致认为，功夫哲学有利于儒学从精英儒学向平民儒学、公民儒学的转型。姚新中认为，现代社会仍需运用制度来治理，此非功夫所能奏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李晨阳教授集中探讨了儒家与民主这一话题。他指出，“儒家只有民本思想，没有民主观念”的说法极具误导性，活的儒家应当讲求民主；“功夫外体化为民主体制”的说法似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亦难为其他民主国家所接受；儒家的新民思想容易走入“民众永远不够开化”的陷阱，以至成为不实行民主的借口。对此，倪培民表示，功夫如何外化为民主，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议题。
本次会议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首次就“儒家功夫哲学”问题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议题集中，讨论热烈。与会学者相信，以功夫论为坐标，重新审视中国哲学传统，必将成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创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