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兰藉文化 红楼梦研究

归途如虹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里，薛宝钗和林黛玉谈心，对林黛玉表述了自己的读书观。

薛宝钗对林黛玉说了很多。简而言之，她的观念是作诗写字不仅不是女人分内的事，也不是男人分内的事，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才算好。

这样的观念很有正能量，很务实，很符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过在古代，不少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是把“作诗写字”视为分内的事的。而且，“作诗写字”其实也是一种“辅国治民”的方式。

当然，杜甫心中充满了“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感慨，因为无法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感到无比遗憾。但是如果杜甫因此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那他还能成为“诗圣”吗？

比如欧阳修，他和杜甫不同，他在政治上是颇有成就的。可是，他对于宋朝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加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作为一代文宗，欧阳修是很有意识地要开创一代文风，让宋朝的诗文展现出宋朝应有的风范。在他的努力下，“西昆体”和“太学体”对北宋文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得到了弥补，清新刚健，平易近人的文风得到了普及。而且，欧阳修慧眼识珠，善于提携人才，曾巩、苏轼等人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备受瞩目的。欧阳修在地方任职期间，不仅勤于政务，也热衷于教育，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比如他在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就通过开凿废井，疏浚清白泉，撰写《清白堂记》宣扬“清白而有德义”的“官师之规”。清白泉和《清白堂记》至今都是绍兴的廉政文化符号。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在文坛上有所影响，也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想在文化领域有所成就。比如包拯，他就是一心“辅国治民”，不想当文学家，他也的确做到了执法为民，铁面无私。可是，我们不仅需要像包拯这样勤勉务实的官员，也需要像欧阳修那样既能与民同乐，也能孜孜不倦地在文坛上耕耘的人。否则，人类文化史该多么黯淡无光啊！我们靠什么教育大众，提升全民精神素养呢？

贾探春在写给贾宝玉的花笺上倒是写下了“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馀脂粉”这样充满巾帼不让须眉豪情的句子。可是，当她得知贾宝玉把她们在诗社活动中所写的诗传播出去时，还是心存不满的。可见，贾探春成立诗社并不是真的想要和外面的男子一较高下。

林黛玉倒是对自己的才华颇有自信，也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愿意教香菱学诗，把写诗视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视作表达心声的方式。可是，她也并不是真的想成为李清照那样名垂史册的人。

贾宝玉是一个毫无志向的人，他既不愿意走仕途经济道路，也不愿意钻研文学，著书立说，当文学家。他完全是用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娱乐的，“不求甚解”的心态在读书。他写诗，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为了和姐姐妹妹们在一起享受人生雅趣而已。

爱国诗人陆游在《答陆伯政上舍书》里写到：“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他还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按照陆游的标准，《红楼梦》里的诗绝对不算诗。因为《红楼梦》里的诗，充满了风花雪月，春愁秋恨，既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没有承载凛然正气，更没有跋山涉水，羁旅行役的人生体验，只是一些吟风弄月的文字而已。

可是，正是这些或许真的不算好诗，甚至不算诗的作品让贾宝玉等人的心灵没有因为“四大家族”的腐朽没落而沉沦，闪耀出真善美的光华。

其实，文化的影响本来就是潜移默化的，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文学作品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无用”有时候才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

当然，薛宝钗的读书观无可指摘。毕竟，在当时的官场，没有几个人是为了“辅国治民”而当官：太多人为了功名利禄而蝇营狗苟；太多人为了沽名钓誉而装腔作势；太多人为了逃避现实而皓首穷经；太多人为了声色犬马而自甘堕落。这样的人，都是“国贼禄鬼”，无法让国家繁荣富强，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一个国家，想要迎来盛世，需要的就是一批又一批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心怀天下的人。

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辅国治民”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在民主时代，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都有自己的责任。老百姓不再仅仅是官员们治理的对象，而是和他们平等的独立的人。

原标题：《作诗写字真的不是男人分内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