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甄灵宇 贺雷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收录于合集 #上海法学研究 897个

甄灵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贺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要目

一、关于起诉解散公司的法律规范

二、对解散公司法定条件的理解

三、股东失联解散公司诉讼的难点和建议

股东失联造成公司经营无法进行，但又无法形成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无法以正常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流程注销公司，其他股东如何解散公司？起诉解散公司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分别应如何理解？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研究相关权威案例，试图得出指导性的结论。

公司经营中，大股东或超过1/3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如自然人股东失踪、被羁押判刑或机构股东出现停业歇业等异常无法联系），可能造成公司经营无法有效继续，同时又无法形成符合法律要求的2/3以上表决权通过的解散公司的有效决议，无法以正常流程解散注销公司。而公司又因特定原因，比如关联公司拟安排上市、资产正在迅速贬值或流失，无法等待失联股东出现，此种情况下，公司如何解散？起诉解散公司是否可行？起诉解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要提供什么证据才可以？

一、关于起诉解散公司的法律规范

无法以正常途径解散公司的，法律赋予了诉讼解决的途径，见于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关于诉讼解散公司的法律层面的规定，只有这一条。但显然比较笼统和原则。面对这条规定，可以升起无数疑问：“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如何理解？资金紧张算吗？连续亏损算吗？股东争斗算吗？股东失联算吗？依条文可见，“困难”“损失”“无其他途径”三个条件，是需要同时满足的，那为什么要增加“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样的条件？继续存续但股东无收益为什么不够？重大损失如何认定？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如何证明？

所以，公司法这条规定，需要更细化的规定来指导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实是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这一表述的解释，未涉及其他问题。并且依据以上解释也无法直接判断，股东失联，但还不够两年以上的，是否可以视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将目光投向司法判例。

二、对解散公司法定条件的理解

鉴于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都未能回答我们的疑问，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研究具有参考意义的判例，从判例中理解推敲法律规定的含义，以及司法裁判尺度和思路。

对“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发布指导性案例8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要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了严重困难，应该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侧重点在于判断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单纯的公司经营困难，而不是治理结构上的根本性冲突，如公司经营亏损、资金周转不畅等都不是股东可以提起强制解散公司诉请的理由。但是，如果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治理结构出现根本性障碍，则即使公司目前仍处于盈利状态，也不影响股东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强制解散诉讼。也就是说，公司本身是否处于盈利状况并不是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有无出现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

这个指导性案例很好地解答了我们的部分疑问，即公司资金紧张、经营亏损都不能作为“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理由，甚至公司盈利也有可能被认定“严重困难”。法律所规定的“严重困难”，是指公司治理失效。笔者理解，之所以要做如此认定，是因为，作为司法裁判介入公司运行的特别规则，司法必须克制，手不能伸的太长，法院应当关注和审查、判断法律问题而非经营问题，资金紧张或亏损是个经营问题，治理失灵才是法律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任丰公司与富钧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即产生了公司僵局情形；一种是公司的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如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如果公司仅仅是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不存在权力运行严重困难的，那就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解散公司条件。

这个判决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理解，就“经营困难”的解散条件，法院审查的是法律问题、公司治理问题，而非业务问题，法院不做商业判断。司法裁判的任务是维护权利，维护法律的有效运行，只有在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秩序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司法才会插手。

在这个裁判思路下，甚至业务良好的公司，都可以视为“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都可以判决解散公司。内蒙古高院（2013）内商终字第86号就是一个例子，该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与否，并不是判断公司解散案件的必要条件和衡量标准，除此之外，公司经营处于盈利状态，但从未向公司股东分配过任何利润，反而可以说明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回到我们的问题，股东失联情况下，是否可以认为“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依据以上裁判的思路，如果大股东失联，显然公司无法就任何事项作出有效的股东决议，可以视为公司治理失灵。但如果1/3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公司只是无法就“增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等公司经营中不大常见的特别问题形成有效决议，但是公司日常经营的一般问题，比如业务和投资决策、财务预算决算、任免董事或总经理、分红等等，在1/2以上表决权就可以通过，此时是否属于“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还需要根据董事会的运行情况、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有效掌握与否等综合判断。但我们大致认为，1/3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正常情况下，很难认定“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所以，在此情形下，解散公司的理由很难成立。当然，如果是小于1/3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更加无法认定公司治理失灵，因此起诉主张解散公司几乎不会被接受。

对“继续存续会使公司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解

该要件本身无法外化为客观具体的标准，因此会由法官结合个案情况，并综合考虑分歧原因、存续时间、化解可能性等因素后进行判断。

前述仕丰与富钧案判决中，法官认为：富钧公司僵局形成后，公司经营就陷入了非常态模式，在永利公司单方经营管理期间，富钧公司业务虽然没有停顿，但是持续亏损，没有盈利年度，公司经营能力和偿债责任能力显著减弱，股东权益已大幅减损至不足实收资本的二分之一。认为构成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重大损失的条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71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公司董事长擅自以公司名义高息借巨款不入公司账，并擅自以公司作担保人对外高息借巨款，致使公司背负巨额债务，进一步损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只有解散公司，才能避免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害。

由此可见，虽然法院不做商业判断，不以公司经营亏损作为认定“严重困难”的标准，但是法院要维护原告股东的合法权益。如果股东在公司治理失灵时，无法有效通过公司治理规则维护权益，同时其股东权益正在遭受侵蚀或贬损，公司继续存续只会使股东权益无可挽回的不断流失，则司法应当果断介入，判决解散公司，为原告股东及时止损，以司法之力给予股东公司治理规则之外的第二层保护。

因此，如果股东会失灵，公司治理出现僵局，同时股东的利益无法避免地不断流失，则法院可以判决公司解散。

对“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理解

其他途径指什么？法律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前提条件，将判决解散公司作为最后选择？这一条要求实践中如何证明？

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第8号指导案例判决认为：法律之所以将调解等等其他救济手段设置为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这是因为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且不可反转回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立法对此所抱有的精神态度不能被认为等同于前置程序可以久拖不决。对于那些已经陷入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在通过其他多种方法仍然无法化解纠纷时，只能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股东退出机制来打破僵局；否则，过于冗长的前置程序可能使得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司法需要掌握一种平衡。

前述仕丰与富钧案判决认为：公司僵局并不必然会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是有其他途径可以维持公司存续的，就不应该轻易解散公司。但同时，当公司已经陷入持续性的僵局状态，穷尽其他途径仍然无法化解，且公司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院则可以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解散公司。

前述瞿正明案判决认为：公司法没有规定解决公司僵局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现HX公司的持续性僵局已经穷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如维系HX公司，公司股东权益只会在僵持中逐渐耗竭。相比而言，解散HX公司则能为双方股东提供退出机制，可以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前述案例判决可见，法律之所以将判决解散作为最后的选择，是因为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且具有不可逆转、回复性，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这个规定显然包含了社会经济总体利益、社会效果的考量，出发点是司法应当鼓励维护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损害、阻碍经济发展。这也是刑法中谦抑性原则在民事领域的某种类似性体现。

所谓的“其他途径”，应指判决解散公司之外，能避免股东损失、解决僵局的其他替代方案，比如股权比例结构调整、股权转让、公司减资、改组董事会、司法调解或第三方调解等，但是否在每个个案中都需要证明经过了所有可行方案的尝试，且有证据证明，笔者认为也不尽然，存在一个可行性、合理性的主观判断及把握。如果要求在每个个案中都穷尽了所有的其他途径，并且提供证据证实，是一个现实中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所谓“其他途径”本身无法穷尽，理论上可以设想无数的解决方案，其次要求证明穷尽了其他手段也是个过于沉重的负担，这样的要求就是前面判决中所批判的“等同于前置程序可以久拖不决”。因此，是否确实“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由法院在个案中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掌握判定，比如股份比例关系、僵持时间长短、股东利益损失情况、以往纠纷中股东态度及过错等等。

回到本文的问题，股东失联，如果是大股东失联，则公司显然无法形成有效治理和决议，很难找到其他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如果大股东同时又是法定代表人，而变更法定代表人本身又需要股东会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替代解决办法更少，除了等待本人重新出现或等期限届满宣告失踪，几乎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可以解决僵局，但是宣告失踪需要等待下落不明满2年后才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立案，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选项。在此情形下，法院应当更倾向于判决解散公司。

如果是1/3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则替代办法还是很多的，比如在不进行增资合并等重大表决事项前提下继续维持经营、比如改选董事会、变更法定代表人、重新设立账户、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进行经营等等，在此情形下，法院判决解散公司势必会非常慎重。

股份比例对案件结果的影响

公司法虽然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但在原告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对决议享有一票否决权）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公司股东会虽正常召开，但均由大股东一方自主决定的现象，使得小股东表决权形同虚设。此时小股东起诉请求解散公司，法院可能会以起诉方股权比例过低而不足以形成事实上僵局为由，驳回诉讼请求。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依不拉音与新世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解散纠纷申请再审一案中认为：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依不拉音的股权仅为15万元，不足三分之一，不足以形成僵局，而公司僵局是解散公司的重要前提。最终，本案法院综合其他因素，未支持依不拉音要求解散新世纪公司的诉求。

因此，如果是不足1/3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大股东起诉解散时，法院很可能认定不会构成公司僵局，第一个前提就不存在，很难支持解散诉请。1/3以上表决权的小股东失联，大股东起诉解散时，也会面临如何证明公司事实上出现了僵局的问题。大股东失联时，作为原告的小股东可能需要证明这种失联导致的僵局状态会可预见地持续下去。也就是说，这种失联不是偶发的，短暂的，而是可以合理判断短期内不会解决。

审判中的社会效果考量

虽然法院审理中不会进行商业判断，公司盈亏或未来预期属于法律规定之外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法院在最终裁决时，仍然会进行社会效果的考虑，在我们的国情下，法官除了要遵从法律，还要讲政治，顾大局。一个案件的社会效果，也是讲政治的一部分。例如前述依不拉音与新世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解散纠纷申请再审一案中，判决认为：目前公司名下80余辆车挂靠经营，承担着当地的大量客运任务，如果强制解散公司，不但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还将影响当地客运市场正常秩序，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因此，原告起诉解散公司，也不得不将社会效果纳入考量，进行相应举证，证明公司的继续存续除了损害股东利益外，也无助于社会公共利益或相关方的利益。

关于“不做商业判断”和“考量社会效果”，前者看似以公司为关注对象，后者看似以公司之外的社会利益为关注对象，其实有时候并不能严格区分，前述判决所谓“司法解散将导致公司主体资格的消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社会资源浪费”本身就隐含着商业判断，解散公司会导致浪费社会资源，还是属于对社会资源的及时止损，不能不考虑公司存续下去的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社会效果其实包含了公司的经营状况，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才会有助于增进社会资源，而经营恶化、亏损的公司，大概率是在消耗社会资源。因此，原告起诉解散公司，还是应当尽可能证明，公司在商业上也不会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是否会考虑原告股东的过错

个别案例中，公司僵局的形成，与原告的先前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原告本可以避免公司僵局，或对僵局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此种情况，是否影响案件的结果呢？

我们认为，解散公司的纠纷，不属于侵权纠纷，不应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司法介入公司经营，是为了解决微观经济运行中的病变，疏通堵塞，而不是追究责任。前述仕丰与富钧案判决中，法院认为，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

因此，从法律上判断，僵局的形成原因和责任不影响判决结果。不过，案件的判决或多或少离不开法官的主观判断，而法官的主观判断离不开对双方是非过错的评判，很难说法官内心形成的是非曲直在某些自由裁量余地较大的个案中不会对案件结果产生影响，这是个心理学范畴的问题，是个人性中潜藏的惩恶扬善的问题，无法避免，必须正视。

三、股东失联解散公司诉讼的难点和建议

严格来说，股东失联情形不属于关于解散公司司法解释的明确列举情形。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股东失联案件庭审中，被告很可能都不到庭，案件可能需要经公告后缺席判决，缺席判决对原告有利有弊，利处是对方不会提供反证及反驳，弊处是法官审理判决更为审慎，各个环节都需要证据支持。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原告必须掌握和提交更完备的证据。

解散公司的三个条件是，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证明股东失联后构成满足第1个条件的事实，仍需要提供证据满足第2、第3个条件，但后两个条件并不是完全的客观标准，只是对未来或可能途径的判断，因此，增加了主观因素和不确定性。

原告可以设法提供的证据包括：

股东失联，标的公司无法继续经营的证据

（1）标的公司的原社保缴费清单及现社保缴费清单，以证明公司员工均已离职完毕，目前无员工在职，或只有少量员工处理善后事宜；（2）离职员工有经济补偿金支付记录的，需提供该支付凭证；（3）标的主要管理人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公司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经营、完全停业；（4）银行账户密码、财务印鉴、密钥、营业执照或公司经营重要资料物品掌握在失联股东手里的证据；（5）失联自然人或机构失联的证据，可以提供其往来邮件说明其电话号码，然后至公证处拨打电话进行录音，说明电话无法接通；（6）失联机构办公现场摄影录像或公证，说明股东公司已人去楼空、无实际经营；（7）就失联人员或机构进行寻人启示等登报公告的证据；（8）失联机构因失联停业而被吊销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证据。

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证据

（1）标的公司客户、供应商等相关合作方书面、邮件等方式发函要求履行合同、支付款项等文件；（2）标的公司部分业务合同，证明公司停业状态持续将使公司承担大额违约金；（3）标的公司固定资产凭证，证明无法经营使公司资产价值不断折旧和流失；（4）标的公司无法继续经营，但需要持续支付租金、使用费、支付工资等等证据。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证据

（1）标的公司章程，证明原告无权通过股东会任命新的管理层管理公司；（2）原告曾经发函、发邮件给失联股东的证据，证明试图联络和协调，试图通过变更股份、出售股份、减资等方式操作而无果；（3）其他人或其他机构参与协调调解而无果的证据。

公司经营中，会发生形形色色的异常和纠纷，有一部分会转化为诉讼案件，需要诉诸司法来解决。但是法律规定面对五彩缤纷变化莫测的社会生活，不可能规定的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所以很多案件的解决，游走在法律规定的边缘和模糊地带，如何处理和适用，需要下功夫斟酌。股东失联案件就是此类问题之一，本文通过考察法律规定的立法意图和相关裁判案例的裁判思路，希望能为此类案件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原标题：《甄灵宇 贺雷｜股东失联情况下起诉解散公司途径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