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强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编者按
社会学与城乡规划专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城乡物理空间实际上承载了人们鲜活的生活，而且应该是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些生活绝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事都落在最基层、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最微小的社区层面。所以今天李老师从社区层面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跟我们的规划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特别是如今进入到存量更新时代，跟之前几十年的增量发展时代大不相同。面对城市更新，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既有环境里，我们首先要关注其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人们的利益诉求，找到共同点，明确能做哪些事情，以及如何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些对我们规划师的原有工作方法都是巨大的挑战。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学习一些社会学的工作和分析调研的方法，包括了解社会学的视角和工作思路，对于规划师来讲都是必修课程。
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视角，其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作为规划师来讲，要思考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对社区治理有一些正向的推动和干预，进而把社会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往前推动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的一点社会价值。今天这堂课李老师给我们深刻解读治理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
（根据袁昕院长现场发言整理）
本文字数：10115字
阅读时间：约26分钟
小编建议：先收藏，反复阅读，深度学习
特邀专家：
李 强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兼任中央网信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顾问等
主持人：
徐 刚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总工办主任、详细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会嘉宾：
袁 昕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袁 牧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
董淑秋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以下根据讲座内容整理，接上篇）
03
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这部分涉及到中国了。我们所说的“社区治理”在国际上并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基层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界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但是“社区治理”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领域。
其实新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新创的一些概念，对于国际学界来说都比较生疏，譬如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自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多有论述，但是如果翻译成英文，无论是“social construction”、“society construction”或“society building”、“social governance”西方学界都不是很理解。近年来，英文文献中大量讨论“social governance”的论文都是中国大陆学者写的讨论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国外学者论文中极个别使用了“social governance”，但是与我们说的社会治理也不是一回事。
西方学术界也没有“民生”这个概念，现代“民生”概念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基层社会治理”概念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包括我们抗疫所有干的事情西方都没有。所以他们弄不清楚中国采用基层社会治理控制疫情这件事情，不少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干扰人权，其实这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社会学跟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做市场、贸易必须遵循同样的交易方式，而社会学不一样。价值观、生活方式，这是local（地方）的，所以社会学历来重视“本土化”，总之，社会治理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社区治理”概念也是如此，如果简单译为“community governance”，从字面上国外社会学界也不甚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涵义。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者的社区治理研究还不是很熟悉（个别中国问题专家除外）。所以中国社会学界也要思考，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学界，让国外社会学理解中国社会学界在做什么。我比较主张直接用音译“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这些典型的中国概念词汇，然后再去解释我们具体做的事情。
中国之所以提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这与特殊的中国基层社区组织体系密切相关。新中国以来有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很大创新，这些在前述的西方社区研究文献中显然是探索不多的。中国古代也是完全不同的基层社区治理，这一点是大家要深刻理解的，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
一、传统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
大家可以读一读费先生和吴晗先生的一本书《皇权与绅权》。我们知道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但是古代的通讯条件那么差，皇帝怎么统治中国？秦始皇称自己是始皇帝，他以为千秋万代就这么延续下去了，可没想到秦二世三年政权就垮了。所以贾谊写《过秦论》，说你这么一个残暴政权，仅凭暴力控制，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秦以后的政权就开始思考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到底怎么统治。我国虽然是中央集权，但古代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集权到基层社区。
基层是谁在统治呢？是绅权制在统治，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费先生写的《中国绅士》。中国的绅权在民国以来、日本人入侵以后，加上战乱等因素就不断衰落，到土地改革以后被彻底消灭掉了，当然，科举制度的结束与绅权的衰落也有直接关系。科举是中国把绅权通过基层家族宗族联系到皇权的一个必要机制。科举不是考大学，是直接任命官员的，状元是可以出任宰相的。科举考的是一种思想体系，所谓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让你接受皇家的统治思想，但是在基层具体事情的管理上，奉行“皇权不下乡”，基层家族宗族自治。这样的制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基层社区自治，基层群体的事情基层群体的组织自己管理，当然更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位学者将绅权写得很深入，就是张仲礼先生写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绅权在古代中国基层治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自古是一个家族、宗族社会，人们靠血缘连结，形成血缘信任。皇权允许这个体系自己自治，但是要遵从于皇权。如敢违反皇权，灭九族、满门抄斩，这个刑罚很重，所谓古代的“连坐制度”。中国古代皇帝不用管基层，只任命县官，政权的触角只到县这一级，基层是绅权治理的社会。
谁是绅呢？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地主。其实地主也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坏，就是村里最大的那个富人，他往往也是族的族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他要保护本族，要交很多赋税给皇帝，完成跟县太爷以及皇权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国两千多年就是这样统治下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不是现代国家，所以在全社会、在基层没有公共服务体系。比如中国古代从不办学校，都是民间自办私塾。比如古代的北京城就缺少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公共厕所，基层的绅权是通过自己的家乡关系与首都连接的，比如绍兴会馆、湖广会馆。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巨变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就曾经尝试了基层社区组织的改造，建立农村党支部，可以理解为农村社区。美国教授杜赞奇写了一本书《文化、权力与国家》，大家有机会可以读读。他在书里介绍，新中国建立的这套体系是共产党先在根据地里实验的，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后来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就把这套东西带进城市里来了。所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有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使中国连成一个现代国家了。
新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的变迁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基层政权与基层社区的实验（1949-1978）
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立以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城市里逐步尝试建立居民委员会、建立最为基层的党支部，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到了基层社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要更早一些，早期在“解放区”就已经尝试了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全国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将绅权彻底消灭，在全国范围建立了村级组织、村庄党支部，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连成了一个体系。当然，后来到了1958年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是搞过头了。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说大家都是公社社员，所有土地都归公社，农民看不到自己家庭的利益与公社的关系，这下老百姓干活就没有积极性了。当时弄大食堂也是共产主义实验，真的以为中国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可实际上农村粮食就那么多。在大食堂里，大家胡吃海吃，吃着吃着就吃完了，后来1959-1962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后来又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就是名义上还是人民公社公有制，但是，实际上生产队（村庄）是基础，还是人民共和国所有，核算的时候按照生产队（村庄）核算分粮食。这样老百姓看到村庄的产量与自己家庭收入有直接的关系，再加上允许农民家庭有“自留地”，农民又开始积极干活了，因为农民知道不干活村里没粮食，自己家庭也分不到粮食。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彻底解散了。1949-1978年这是很特殊的一段时期。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与基层社区变迁（1979-2022）
第二段时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最大变化就是人民公社解体。所以，人民公社就是今天的“乡镇”，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没有乡镇，只有人民公社。如果将这段时间的基层政权说成乡镇，这属于学术型错误。所以要特别小心，1983年以前，只能说人民公社。总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发生了极大变化。
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体制不同，农村社区的变迁经历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大包干”、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经济的家庭化等；农村社会组织的变化包括：农村经济股份制变革、农村新型合作社实验、公司加农户实验等等。全国各地还进行了农村土地变革实验、新农村建设实验、乡村振兴实验、农村基层社区治理实验等。
三、中国城市社区的重大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变化极大，最大的变化就是城市的房屋归居民所有了，这一点确实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大。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代初提出住房制度改革，起初很多人都有所怀疑，那个时候商品房确实很便宜，但是大家没钱，而且如果公家能分房，没人会花钱买房。直到2000年前后，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坚决卡断，任何单位都不允许分房，于是，房地产就真的走向市场化了。对于原来分配的房屋也采取了改革的政策，把存量的房屋卖给职工。
总之，城市的变化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社会学的社区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它是一个弹性概念，你可以认为它没有界限，大到城市，小到小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社区治理研究的基本单位。当然，目前媒体上说的“社区”多是指“行政社区”。今日中国有多少行政社区呢？我国农村共有村民委员会58.5万个，村民小组470.4万个，村委会成员230.5万个；我国城市有社区居民委员会96693个，居民小组135.8万个，居委会成员49.7万人。
历史上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原来的一个居委会的规模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小区。后来，民政部提出一个要求，一个独立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比如具备养老设施、一定规模的会议室、娱乐服务设施等条件。按照这些要求，一算下来，原来的居委会公共设施没那么大面积、没有那么多设施，于是就合并居委会。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不应该合并居委会，没合并的时候居委会有很强的自治特征。没合并前的居委会多是本社区成员，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很有社区活力。
所以，今天的社区居委会需要思考的是要怎么样真正实现自治（这是法律规定的）。总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社会学的社区治理研究带来了发展条件与机会。目前大家在研究社区和小区的关系。小区一般是指有围墙的商品房小区，现在是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几个小区，居委会规模太大，居委会也不了解各个小区的具体情况，这样“居民自治”就成了一句空话。
最近北京市政府提出各个小区都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新举措，有利于让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物业管理委员会”是在小区基础上建立的，委员会由小区居民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居委会领导承担，物业公司的成员不在这个委员会里。这样，使得物业公司在这个委员会的管理下，听取小区居民意见，提高物业管理水平。这样居民自治又恢复到了小区的规模，比较接地气。当然，现在名义上各小区都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继续尝试。
如上所述，社会学有深厚的社区研究学科基础，这些知识可以在社区治理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社区治理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从事多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载体，也是他们参与各级社会治理决策的最重要领域。
中央最近一再强调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四五”规划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都使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更接近于社区原来的涵义，更体现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们互助互惠的群体。全国各地对于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有迫切的需求，前一段做课题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想做基层治理研究。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社会治理委员会，这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上是我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简单介绍一下我带领清华大学团队进行的“新清河实验”。
04
“新清河实验” 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探索
本人组织的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在北京清河地区进行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实验与地方政府合作，得到地方政府和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自2014年元月开始，至今已超过八年时间。前面提到杨开道、许仕廉，燕京大学两位教授，在1928年带领学生做清河调查，其实当时叫“试验”，后来我们就加了一个“新”字，叫“新清河实验”。
研究地点选在清河的原因，第一因为清河离清华近，学生骑车出了五环就是清河；第二因为社会学历史上就有清河试验，有历史传承；第三有利于深入扎实的社会调查。传统上建设学生基地都很偏远，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省份，去了以后往往是走马观花，调查难以深入持久；第四清河这个地方社区类型复杂，大部分是城市，但也有农村，社区类型在全国有代表性。所以就选择了清河。
清河地区位于海淀区东北部，北到西北旺，南到北五环，西至京新高速，东至京藏高速。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本地加外来）接近20万，社区居委会29个（包括村庄）。
清河地区范围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清河社区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一、什么是“新清河实验”
究竟什么叫“新清河实验”，理论上就是刚才讲的第七种理论，是一种社区干预实验，是一种专家学者参与的社会学社区干预实验。以搭建社区议事平台、促进居民参与为重心，将参与的理念落实到社区治理、公共空间更新和推进民生保障中。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党和政府力量十分强大，但是老百姓参与不足，也没有动力去参与，基本上是一个指令型的社会，上面说什么下面做什么。但是这样就有一个大问题，下面有很多具体的情况，上面并不知道，什么事情都靠上面解决，必然出现很多漏洞。就像这次疫情一样，有的大城市本来是中国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城市，但是此次在疫情之下，简单采取一种指令型的方式，结果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出现很多漏洞。这就证明任何城市如果基层社会、基层老百姓没有活力，都不参与基层治理，完全靠上面指挥，那是无法管理好的。
“新清河实验”逻辑上分成两块，第一是组织实验，要想让老百姓参与，就得有组织；第二主要做社区提升，要让社区治理水平上升，让大家满意。
清河这个地方之前主要是毛纺厂，后来毛纺厂衰落了，但是毛纺厂的社区还在。毛纺厂的老同志说起来过去的历史都是很有光荣感的，当年毛纺厂的工人在这个地方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怎么现在毛纺厂居民区弄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他们的一些老同志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组织，叫作“毛纺厂居民委员会议事委员会”，经常给居委会提意见。
城市居民委员会如何真正实现自治也是个大问题，改革难度很大。现在的居委会都是街道党政聘来的雇员，街道给发工资，绝大多数居委会工作者都不是本社区或本小区的居民。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作为上级派到这儿的工作人员、雇员，任务当然就是完成上级指令，“居民自治”从何谈起呢？
开展实验的三个典型社区（橡树湾、阳光、毛纺南）
（1）第一方面：社会组织体系实验
社会组织体系实验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居委会议事委员选举，组织居委会议事委员培训，建立居委会议事委员制度，建立居委会议事委员参会例会制等。
组织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选举，我的社区服务我做主，居委会议事委员真正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议事委员也属于居委会的成员，责任是向社区居委会反映居民意见，但是不拿工资，来议事参加会议有会议补助费。2015年1月，举办了议事委员选举大会。
组织议事委员培训，目的是使议事委员们学习议事规则程序，认识议事委员的职责、工作程序。
筹备议事委员选举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015年1月 议事委员选举大会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议事委员培训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第二方面：社区提升
社区提升的作用机制：促进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共建共享的基础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1
人的提升、组织的提升
我们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怎么形成共同思想，解决共同事务。然后讨论谁来提升，提升什么，怎么提升？阳光社区老百姓提出了95条改造意见，然后通过民主投票，从中选出5件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包括：南里活动室建造、自行车棚改造、北里垃圾楼建设、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
今天的小区跟老百姓的利益直接相关，因为老百姓的房屋产权归自己，一个小区建设好坏，关乎自己家庭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理解，今天的老百姓跟过去住公房的老百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房屋是自己的，所以老百姓有极大的参与社区提升的积极性。
议事委员、热心居民参与小区植树活动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
公共空间环境整体提升
下面的一些图片反映了清河阳光南里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整体改造与提升活动。整个改造都是清华大学课题组设计、参加、实施的，包括刘佳燕、谈小燕、肖林、陈宇琳、王拓涵、陈孟萍、赵罗英等，社会学系和建筑学院的不少学生都参加了。
改造初期重点：规范停车、议事厅、三角地带的改造、室外活动用房；
进一步的推进：其他微空间的改善、楼栋美化、整体公共空间提升。
阳光南里公共空间提升改造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阳光南里改造讨论会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多次讨论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3
文化提升：社区参与嘉年华，社区活力的发现
参加今天讲座现场的，大家学的学科叫城市规划，迄今，在专业学科上还没有社区规划。因为社区是微观层次的东西，不是传统规划讲的那些内容，而且大部分是和人打交道。要新创一个“社区规划师”职业很不容易，虽然市里也在提责任规划师，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认证体系和证书。目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建筑学院也在尝试社区层面上的规划课程教学。罗家德教授等已经组织出版了十本教材，估计未来会成为新学科。当然，在实践上也在尝试社区规划。而社区层面规划很大程度上要先了解民意，是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式规划。这方面虽然早就有理论与实践，但是在国内做参与式规划，实施起来极其困难，所以我们也在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清华学生向社区居民征求社区空间改造意见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下面是社区logo评选，我很惊讶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之高。社区小朋友也都来参与，设计者讲解自己的作品并给自己的方案拉票，居民投票选出社区logo。最后，我们给每一位参与的设计者用其设计的logo制作了一只杯子，送给他们。
社区logo公开评选：小区居民们都积极参与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街道、社区、居民、课题组的多元参与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4
社区空间环境改造的公众参与
在社区公共空间改造方面，居民参与度很高。居民对于空间方面提出的想法，有点像简·雅各布斯在书中所说的，居民常常没有按照设计师设计的路径去走，她批评说：美国规划师的一些想法也是在屋子里面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居民的实际行动轨迹、行动频率很可能跟规划师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公共设施的规划、建筑设计不合理，我想可能就是拍脑袋设计出来的。规划不能拍脑袋，需要有很多深入的基层调查、一线数据的支撑才能做好规划。
阳光南里社区的彩绘墙、墙绘、三角地改造都已经完成了。三角地改造之前是一个杂草丛生脏乱差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社区活动中心了。
改造完真人真景的彩绘墙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二、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模式
由于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所以毛纺北社区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造，特别是不少单元楼门都成功加装了电梯。当时的一个难题就是一层住户普遍不同意，后来肖林同学等带队进行说服，与居委会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居然全都说服了，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后来，北京市蔡奇书记也来参观了。毛纺北社区是一个综合改造，还修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停车楼，所以应该承认，国家为基层社区、小区建设的投入确实非常大。
我们在调研以后才知道，北京市政府每年为每个基层社区居委会和党支部拨款额度真不小。经费由街道管控，社区居委会要申请，有了明确用途才能批钱。大家开始不知道这笔钱怎么用，因为从字面很容易理解为党员活动费，这样就很受局限了。后来我们给大家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建设。所以实际上北京的基层治理要想做点儿事情是完全可以的，这也正是我们推进的社区提升活动。
新清河实验团队骨干肖林博士在向居民介绍情况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三、归纳一下新清河实验五个方面具体内容
第一，从组织上进行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实验。全国各地也都做了类似的探索，等于扩大了居委会的代表，真正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第二，进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空间改造意义非常巨大，基本上每个社区、小区一挑就能挑出毛病来。如果有经费，做一些和空间相关的小的改造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大的空间改造动不了，得由规委批，小的改造是可以的。
第三，社区保障改善民生实验。这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最近我们在社区居民养老服务做得多一些，因为老旧小区的人口老化都很严重。
第四，社区物业管理实验。其实只要把物业建设好了，小区就建设好了。现在基本上物业分成几种不同情况，新建的商品房小区都有比较好的物业，但是非商品房小区、房改房、老旧小区很多没有完整的物业管理，这样的小区也没有缴纳物业费的传统，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多。
最后，社区社会组织实验。我们成立了一个社区提升中心，也是海淀区正式批准的。因为我们都是兼职的，做实验需要有专职人员。街道也比较支持，把它作为一个基层社会组织专门推进清河地区的社区提升。
四、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的新探索
最近，后疫情时期这段时间比较特殊，疫情更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我们实行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搞得了这套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基层社区组织。
疫情期间“新清河实验”并没有中断。我们在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探索一种以人们实际居住小区为基础，改进了传统社区居委会管理模式的、居民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模式。
我们尝试建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物委会”），这是北京市委和政府的一个新的尝试。北京绝大部分的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而且，我们的调研也证明，“业委会”真正实现居民、业主自治比较好的，也十分罕见。“物委会”是由居委会领导任主任，成员由小区居民、业主组成。一个小区成立一个“物委会”，解决了“居委会”管辖几个小区，“管不过来”的问题。由于社区居委会、党支部负责人任主任，管理物业也比较有权威，可以真正指导物业公司的工作。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明确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并支持在社区物业管理区域内成立业主大会。“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实验，给很多短期内成立不了业委会的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居民参与、决定物业管理事项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的“新清河实验”将继续探索议事委员基础之上“物委会”的组建与运行实验。
以下这些都是2021到2022年特殊时期“新清河实验”课题组组织的一些活动。实验的好处就是产生了社区居民自身的动力，已经可以自己运转。从我们的社区治理经验看，要想在小区内干成一件事，一定要把儿童带动进来，只要儿童带进来全家就都来了。
垃圾分类：由儿童为大家分享参与“我是小小分类员”活动感想；
2021年5月23日，“井盖彩绘”亲子活动；
2021年毛纺南小区社区端午节活动；
2021年中秋节联欢活动：节目表演+表彰奖励+互动游戏+猜灯谜。
重阳节敬老活动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后疫情时期无接触经济也使得我们科技创新有很多新的发展，最近中央也在提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科学管理、科学治理等。在这个情况下，“新清河实验”也在思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治理创新。
当然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也在考虑，怎么样让国际社会学界也能理解我们所做的基层社区治理的事情。中国学者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一些特殊性，但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共同的。“新清河实验”的很多事情，还要总结出社会学的通识理论。人类“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必然有其共同性。总结出这方面的理论才能够回到社会学学术的平台上来。总之，学术的研究不仅应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可，也应该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只要是科学的东西、有坚实社会事实为基础的东西，就必然会得到普遍的认可。这就是“新清河实验”的学术涵义和学理涵义。
我讲的内容大概就这些，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
原标题：《大师讲堂｜李强：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下）——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与新清河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