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红楼举办。与会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富有新意和值得借鉴的学术观点。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文博界的高度关注，半年时间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现精选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往期回顾
研讨会论文摘编 | 《少年中国》及其历史作用（上）研讨会论文摘编 | 《少年中国》及其历史作用（中）（二） 促进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觉醒
李大钊曾说：“青年者，国家之魂。”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由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觉分子将国家改造的目光从政权层面转向思想层面，他们立志要唤醒青年内心的责任与担当，号召青年从旧式的血缘、宗法、专制的思想窠臼中解脱出来，呼吁青年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树立独立自强的人格，以此来改造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而《少年中国》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向外宣传自己的思想扩大影响力，向内沟通会员之间的往来、交流彼此探索的成果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的重要阵地，在促进广大青年的思想觉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年中国》“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一宽泛的办刊宗旨，使得广大青年得以在这个平台上畅所欲言，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发表观点和看法。如会员周太玄指出月刊是“又慎重又宝贵”的，他认为：“观望调和和依违两可的态度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是少年中国的少年所不应当有的”，所以月刊“对旧思想要有斩钉截铁明白确实的表示，要把科学及推理文字作为月刊的精髓”，月刊应当“提出的问题多，相互的辩论多，收容的意见多”，做到“文字一篇比一篇强，推理一次较一次密，收容一回较一回广”。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步步创造，时时进步”。
在办刊宗旨的指导下，《少年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涵养青年人格以及描述理想中国的文章，号召广大青年通过改造个人从而改造社会，并为实现理想的中国而努力奋斗。如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王光祈的《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恽代英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问题》等专题论文，围绕“少年中国”这一核心观点在锤炼青年品行和社会改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会员乃至青年知识界构建了一种创造中的“少年中国”理想，引导困惑徘徊的青年走向光明。
与此同时，《少年中国》刊载了一系列批判原有的社会、文化、文学等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既包括妇女问题、教育问题、婚姻问题、宗教问题等社会问题，也有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等理论或学术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关于学校教育问题，《少年中国》先后刊发了《中国家庭对于女子教育的根本错误》（左舜生）、《教会教育问题》（余家菊）、《学生与社会——有感于今日学校教育而发》（杨效春）、《大学开女禁的问题》（胡适）等文， 揭露了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揭示问题的存在基础与解决方法。
此外，《少年中国》还刊载了很多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如涉及生物学方面的有《生物互助论》（唐启宇）、《生物学纲要译序》（周太玄）、《古动物学上的物种原始和变迁》（周太玄），涉及人类学方面的有《原始人类》（周光煦），涉及数学方面的有《自然科学的进步与数学的将来》（魏嗣銮）、《分量论的数学基础》（魏嗣銮）等等。这些文章一方面同愚昧落后和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力图将科学引入自身的视野，力图在知识和思想方法上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并以此对全国青年进行启蒙。
（三） 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前，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旗帜，以反孔批儒和伦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输入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期间，介绍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著书立说，《少年中国》的创刊及发展正处于这一时期，无疑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从《少年中国》语言文字来看，稿件是文言白话兼采，但以质朴为宜，故人们惯称之为“白话文杂志”，在这一点上是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的，也正是少年中国学会探索新文学的一个体现。从《少年中国》发表的文章来看，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各类译作占了很大的篇幅，人们一般称许《少年中国》在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方面的贡献。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由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可以说，《少年中国》中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服务于或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为继《新青年》《新潮》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在新诗理论及创作方面，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新诗主张，尽管有不确切乃至谬误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所提出的有一定系统性和理论深度的新诗主张，有利于新诗运动的发展。又如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新罗曼主义及其他》等诗歌理论研究文章系统介绍了新浪漫主义思潮，提出了带有鲜明浪漫色彩的新诗主张，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新诗理论带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他在《少年中国》上面发表的大量白话诗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各国哲学的译介方面，田汉、方东美、张申府、刘国钧等人对罗素、恩司坦（爱因斯坦）、柏格森、尼采等的哲学观进行了疏解，不仅迎合了当时青年学生喜读西方哲学的“胃口”，也确实引进了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尤其是李璜等人从哲学史的角度，对法兰西哲学思潮的特征和渊源进行了深入剖析，旁及各派代表人物与思想，如其所言，一则宣传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二则为中国的法兰西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下手研究的途径”。
在文艺作品翻译方面，《少年中国》译介的外国作家、艺术家有惠特曼、朴思经（普希金）、泰戈尔、梅德林、罗丹、米勒、莫泊桑、波陀雷尔、科路伦科、微尼等，分别来自德国、法国、挪威、英国、印度等国家，其中译作既有音乐史、文学史、文学批评、诗史、画家雕刻等方面的介绍，也有文学思想、诗体等新理论的传播。总的来说，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情绪贯串其中，并与国内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由此，《少年中国》不仅在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欧洲文学传播史上占有一席地位，而且对于东方文学的译介也有重要的意义，有力催促了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史家评论说，“继《新潮》之后，对诞生后的新文学起了主要的中继作用和育苗作用的是《少年中国》，其在1919-1921年鼎盛期的文学译作与创作，正是新文学运动青黄不接、不绝如缕的两年，1921年后新文学才开始进入春风骀荡百花开的成长期。”这一论析充分肯定了《少年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少年中国》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研究西方思潮、传播学理和主义的主阵地，不失为五四时期的一份重要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思想觉醒以及推动新文化运动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少年中国》因其所处时代的限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在指导思想上，提倡兼容并包，不赞成确定一种主义，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有些文章内容过于空谈和专业化，与实际相脱节等。与同时期的《新青年》相比，《少年中国》在革命性、思想性和深刻性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少年中国》中的有些作者后来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不可否认的是，《少年中国》作为研究少年中国学会发展与分化的宝贵资料，研究著名共产党人早期思想活动的重要资料，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资料，将会被历史永远铭记。
作者：杜意娜 石碧兰，香山革命纪念馆
原标题：《研讨会论文摘编 | 《少年中国》及其历史作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