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含颖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我们的未来：
解体的家庭观与社交冷漠
作者 | 王含颖
十一月份的某个晚上，我在回京近三个月后第一次主动和妈妈视频通话。她刚回到家，背后的厨房里冒出煮药时散发的热气。她的脸庞正朝向空旷而黑暗的客厅，在有些模糊的手机屏幕中显得很憔悴。
她告诉我，她最终决定不会和父亲离婚。
长达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让她从最初得知父亲出轨时的那种暴怒与悲伤中平复下来了，面对父亲的谩骂与嘲讽，她变得愈发漠不关心。这当然不是因为她全然不在乎，父亲很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在延续一种报复性的互相折磨，而这甚至与许多貌合神离的父母婚姻中维系家庭和谐的初衷无关，至于他们言辞激烈的争吵也从不避讳我和弟弟阿杰。
听到那句话时，我的心情并没什么起伏。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我当然不希望在即将步入20岁时忽然获得一个单亲家庭，但那种喜悦显然很淡——我所在意的问题正和我的父母所在意的相同，换而言之，我所担忧的是父母离婚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生活或许会因为这件事的余震而倾斜甚至混乱，是我和阿杰的抚养权分配不够公允，是独身漂泊在吉林而举目无亲的妈妈该何去何从……
但实际上，我并不关注我的家庭完整还是破碎，我本能地没有对“家庭”负有任何责任感。我在潜意识中认定家庭成员的幸福不受到家庭纽带的影响，并且笃信相互离散的生活反而能够使所有人都满意。
挂断电话后，我尝试以一种相对客观的目光检视自己畸形的家庭观，然而。我无法求得任何人的共情，因为我失真甚至错乱的记忆使得过往的经历难以复刻，而我同样承袭了父母的虚荣与软弱，这让我被迫过早树立的自我意识像气球般膨大。我不确信这些事实最终会导向何种结果，也许是一种全新的蜕变，又或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涨破。
一
自愿孤立与矛盾的亲密关系认知
我是在不久前才意识到，我和阿杰都不怎么习惯与关系亲密的人保持频繁联系。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停留在一个需要依附于接触的不稳定的阶段，并且这种倾向在我们相继奔赴不同的城市念书后变得愈加明显起来：我们几乎从不主动联系亲人和朋友。
在微信作为一种通讯手段得到推广后，大概所有人都可以得益于那种随时随地建立联系的便捷，唯独我和阿杰。漫无边际的交流一旦持续很久便会让我觉得焦虑，而这种焦虑曾经出现在我作为访客局促地坐在亲戚家中时、我被催促着拨通电话为姑姑送上新年祝福时，以及我以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和亲人或好友视频通话时。
于是这种冷漠与沉闷也更多地表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并且让父亲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缺憾，同时不忘将其归咎于母亲教育的失责。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对此感到不以为意，毕竟我所接受的衡水式教育并没有留给我喘息与反思的空间，倒不如说反而助长了这种社交倾向。直到我从那种没有任何死角的辖制中脱离出来后，我才逐渐发觉自己已经很难不带任何目的性地去主动和其他人沟通，这个“其他人”中，包括妈妈，包括关系要好的朋友，甚至也包括阿杰。
我记得高三时学校组织过一次鼓励学生与父母互相沟通的活动，我们需要预先告知父母这件事，并且在一次班会课上阅读他们提前准备好的信件。然而鬼使神差地，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活动当天我环顾四周，看着周围的同学露出灿烂的笑容或是流下感动的泪水，而我不安地拿着自己买的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
至今我都不能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受。我的确羡慕着同学们和父母之间的亲昵，但我也的确不敢向父母倾诉任何事。我想象不到他们会给我写下什么样的文字，如果真的是洋洋洒洒一大篇情真意切的诉说，我反而会觉得我们之间必然有谁疯了。在这个餐桌上永远缄默的家庭里，任何一种情感的外泄都是耻辱，任何时候的眼泪都是软弱与无能的表现。
简而言之，我很难和任何人持续性地、纯粹地闲聊下去，尤其是面对着微信APP模糊且时而卡顿的镜头时。我会觉得所谓的“保持联系”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宁愿去做其他任何足以消磨时间的活动。我也很清楚这种观点会导致必然的社交孤立，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也仅仅是和同学们保持着一种泛泛之交。但我不认为这是“社恐”的表现，我具备正常的社交能力，也并非恐惧和排斥社交，而是单纯地感到“社交无意义”。
这种心态当然对我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我在人际关系中的消极与被动，让我与很多曾经惺惺相惜的密友渐行渐远。我的交际圈长期地处在一个逼仄的状态中，我本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孤寂与落寞——即使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由我亲手造就的。
是的，事情的矛盾之处大概就在于，我并不排斥、甚至渴望着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但我却本能地逃避占据主动权的可能。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和朋友或恋人出双入对的同学，在偌大的校园里，亲密的陪伴当然是学业焦虑的最优解。但很显然，我甚至难以迈出第一步，我恐惧自己好不容易发送出去的邀约遭到拒绝，就像当年我恐惧看到父母写给我的信上只有“努力学习”四个大字。
唯一能在我堪称神经质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下还能和我交往至今的，是我从七岁到现在的邻居兼玩伴。她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活泼并且健谈，无论何时都能拥有一群关系要好的朋友。我们都很珍惜这段看似巧合的友谊，但即便如此我偶尔仍然曾经将近一个星期和她没有联系。
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不想联系她，反而是因为她没有联系我。在我和她讲述过什么而并未得到回应时，我会避免主动再去联系她，尽管我很清楚也许她并非有意，尽管我们之间已经为此爆发了许多争吵。
总而言之，事实就是我不断地在交流的过程中捍卫某种可怜的体面，我在意的竟然不是交流的过程。我精确地丈量着交流提供给我的信息，以及我所展示出来的尊严，并且试图通过这种病态的方式避免自取其辱。于是我们的交流频繁地陷入怪圈——她认为我可以更坦诚、更热情，而我本能地认为这种迁就是出于同情和责任的勉强之举，并且希望她能一直做主导和强势的那一方。
二
家庭观溯源与排异反应
在阿杰高考结束后填志愿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父亲之间爆发了无数场争吵。
父亲认为他的分数并不够理想，比起念一所普通二本，他更希望阿杰在邻近的城市读警校，并且在家乡安家立业。但阿杰有自己的理想专业，他认为自己志不在此。情急之下，父亲质问他：“如果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该怎么在其他城市结婚、买房、定居？”
阿杰反问：“为什么一定要结婚？”
父亲愣住了，大概以为阿杰这种想法是基于他和妈妈糟糕的婚姻，而这件事显而易见地戳中了他的痛脚。他开始发怒，并且很快报以更加激烈的言辞。他像一头咆哮的狮子，怒吼着诸如“别人都结婚为什么你不结婚”“能不能考虑家人的感受”“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这样的言辞。
我当然不觉得陌生。因为在我报考时，也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套说辞。他认为女生就应该念传媒一类的专业，并且希望我能够做记者或是主持人这一类“轻松体面又好赚钱”的工作。我质问他：“为什么我不能念我想念的专业？为什么不能是外语、历史或者别的？”他对我回应以激烈的争吵：
“那你念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事情的结局演变为他摔门离去，我则是坐在电脑屏幕前沉默地流泪。在发生争吵前，我试图平心静气地和他讨论填报志愿的问题，我彻夜未眠地翻阅了一个晚上的报考书，以我所能有的客观和理性列出了不同的选择。但他甚至没有给我开口的机会，那天午饭吃到一半，他忽然便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和我说：
“女孩子念个传媒专业很不错，我看你就念这个吧。”
事情的后续发展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奇迹，他不想将事情闹大，而我耍了小聪明，折中地选择了现在的专业。对于他将“传媒”与“新闻传播”混为一谈的观点我从未纠正过，在独自赴京求学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照顾自己的专长与兴趣。
我的愤怒来源于父亲对我的俯视与轻蔑，来源于他在话语中包藏的控制与威胁。这也一直是我家庭生活的主色调，从我记事起，我和阿杰一直受到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审判，而从未被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沟通过。他为家庭树立的潜规则是：他作为父亲永远是对的，而反驳他、质疑他的人永远是错的。这种畸变的家庭结构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但幼年时期的烙印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譬如在得知父亲出轨时，作为家庭主妇的妈妈最初仍然希望通过谈话或者讨好来挽留父亲，但在意识到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后，她与父亲开始频繁地为这件事厮打或者争吵。大概是料定妈妈除了离婚毫无斡旋的余地，父亲索性夜不归宿，甚至曾经直白地威胁妈妈再这样纠缠下去就不再管我和弟弟。
那是一个元旦的晚上，刚上初中没多久的我站在厨房门口目睹了事情的始末，并且看着父亲将大门摔得震天响，随后扬长而去。
这个场景至今仍然会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或许父亲本人已经不记得他曾经说出过这种话。于是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这句话背后隐晦的意思一直伴随着我、暗示着我：我的家庭早已破碎，父亲随时都会甩开抚养我和阿杰的责任。以至于那之后无论是我想买无法负担价格的画笔还是执意想要填写心意的志愿时，我首先都会想到“如果父亲不给我钱该怎么办？”
在父亲的世界里，我和阿杰永远是年幼的、愚蠢的，是欠缺管教的、尚未成长的、记忆短暂的，这曾经让他作为一位文化水平低而徒有经济能力的父亲能够轻而易举地树立威信。但随着我和阿杰的主体意识逐渐成长，他这种外强中干的威信也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很显然，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始通过否定我们的特长和成就来树立威信。
例如当我因为能画得一手好画而沾沾自喜时，他会冷漠地反问我：“画这些有什么用？学习学明白了吗？”而每逢寒暑假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争吵起来时，他总会怒吼一句：“你别以为自己考上北大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你什么也不是！”再例如在阿杰因为能拿到很好的单科成绩而自我安慰时，他会在一旁刻薄地挖苦，“单科好有什么用？总分提上来了吗？”他也不在乎阿杰有什么原因，当他发现阿杰背着他拿出手机时，他会发狂一样摔碎它，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对阿杰进行一顿殴打。
但事实是，我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并且会在闲暇时间用我“没有用”的画完成一些付费委托，给自己挣出平均每个月一千的外快。阿杰尽管学习成绩一般，但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flash软件自制一些动画短片，并且投放在一个名为“bilibili”的视频网站上，现在已经有了一万多个粉丝。
这些都是父亲他所不知道的，并且可能将是他永远无法知道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我和阿杰对于婚育的消极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逃避型的家庭观。这或许受到我们父母婚姻状况的直接影响，但更多大概来自于我父亲失败的家庭教育。
他的确尽到了一位父亲的基本责任，从未在吃穿用度上亏欠我们，但父亲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家庭印象中始终是模糊与复杂的。就像妈妈曾经和我说过的，我们并不是纯粹地讨厌着他，我们更多时候应该是在害怕他。我们复杂的亲子关系中包含了疏远、冷漠与厌恶，以及一种扭曲的、难以察觉的仰慕与爱。
当我发现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像他时，我在绝望与痛苦之余还感到一丝欣慰，似乎我们的距离也因此而拉近。这大概是很多东亚家庭的通病，只不过在我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极端。
我的家庭是由一种全然的约束维系起来的。我们切身体会着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约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约束……于是我和阿杰都下意识地将家庭划分为“外部环境”，并且尝试彻底家庭对我们的控制和影响。
而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社交焦虑与冷漠，我们所秉持的反婚反育的观念，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不自信。我们相信自己完美的遗传了父母的暴戾与优柔寡断（并且这一点在我身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并且由衷地相信自己无法成功地组建家庭和养育子女。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相信自己能比父亲做得更好：我的父亲是希望游离于家庭责任、自由支配生命而没有成功的失败者，而我和阿杰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做得更好。
三
看见未来：极端个例与群体共性
“然而，同样是当下这个时代，社交孤立和社会冷漠频繁出现，建立牢固的社会关系已变得十分困难。……人口学调查显示，我们与他人的共同活动越来越少，人们体验到的社交焦虑情绪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这句话出现在菲利普·津巴多在为《害羞与社交焦虑症：CBT治疗与社交技能中训练》所作的序中，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而言，显然算得上可靠和准确。
我认可人是社会性动物，也很清楚我那种依附于他人主动性的岌岌可危的社交状态可能会将我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这让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自我怀疑与厌弃，因为从本质上而言，我仍然不想成为“不合群”的那一个。
但在匿名向网友求助、翻阅相关书籍以及收集网友反馈的过程中，我发现依照尽管我的家庭生活很难再找到一个相似的案例，但作为结果的“社交冷漠”正在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特征。我看到了更多数据与结论分析，这让我隐隐感觉到或许社交冷漠是一种有解的社会现象，又或者我不止孤身一人。
不论结局如何，这对于我和阿杰的未来而言，姑且都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本文系202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选修课程《影视文化与批评》优秀作业。
注：因推文格式限制，未添加原文脚注。
原标题：《新未来 | 王含颖：我们的未来：解体的家庭观与社交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