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舒晋瑜 中华读书报
第八届鲁奖中篇小说奖评委 谢有顺
参加第八届鲁奖评选，印象最深的还是评委们的认真、庄重。到后半段，二十部作品，真的是反复讨论、掂量、分析、比较，各种遗憾，各种舍不得，又各种互相说服。有些年轻作家被注意，就是在这样的讨论、比较中慢慢显露出来的，而有些名家作品也是在这样的细读中发现了破绽而被大家放弃的。
评奖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倒没有一定之规。它和写评论是不一样的，评论是面对一部作品，是具体解读、阐释这部作品，而评奖是在一堆作品中发现一部和几部作品。评奖的标准是在比较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的。没有好作品时，次好的作品你也觉得不错了，而一旦读到更好的作品，你的标准不自觉地就提高了。具体到这次评奖，我感觉，大家明显更倾向有时代感、有大局观的作品，对文字细节也更加注意了。可见，作家如果要参评国家的这些主流奖项，不能只琢磨自己的艺术趣味，还要倾听现实的声音，对时代性的命题也要有回应。小情调、小趣味的写作很难再感动评委了，大家还是希望在获奖作品中碰到一些有重量的话题、有使命感的思索。当然，如果纯属个人写作，不参评奖项，作家大可自由书写、自由发挥。
本届鲁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有亮点，有新意，但偏于稳重。《红骆驼》叙事上引而不发，简净而又情感饱满，读之令人感动。《荒野步枪手》描写两代军人之间既有相同的精神基因，又有不同的时代印记，对比之中见叙事力度。《过往》是一个疯狂的青衣和他的孩子们的故事，艾伟以其独有的叙事风范诠释了人性的美德和宽恕的力量。《荒原上》粗砺有力地展示了青春和生命的新鲜质地，而且作者是多数评委不认识的新人。这是一个大胆而有新意的选择。《飞发》在叙事上从容而细致，对日常人事充满深情和敬意。它讲述的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致敬一群人对传统行业的信仰与坚守，通过日常生活史的考证，写出了个人的深沉命运与岭南的现代精神，也见证着一种文化的兴变和融合。但总体而言，报送的两百多部作品，质量并不理想，比之以前，中篇整体质量是下滑的。我没有读到那种令人眼前一亮、错过了就会觉得有重大遗憾的作品。据说其他门类的评委也有类似的感叹。
做这届鲁奖评委，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孙频的《骑白马者》没有获奖，还有，王威廉因为同时有短篇小说闯到了最后一轮，他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也没能走到最后。孙频这些年状态非常好，在中篇小说创作上用力尤深，佳作不断，是中国文坛不可忽略的尖锐存在。但评奖常常融汇有平衡、妥协和遗憾。当然获不获奖并不是评价一个作家的唯一标准，大家不必太在意奖项。以往的许多鲁奖得奖作家，今天都不写了，也没什么人再记得他们了，而很多没有获奖的作家却越写越好，可见，真正决定作家地位的仍然是作品本身。好的作家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写得久。
潘凯雄：短篇小说奖——构成了一个讲究的立体组合
第八届鲁奖短篇小说奖评委会副主任 潘凯雄
最近几年，我主要关注长篇小说的创作，短篇小说相对则读得很少，相关作者也不是很熟悉。这倒使得我在这次选择中的视线很单一——就是选作品。这次有幸参加评奖逼得自己集中阅读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对近四年来短篇小说的创作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而且感觉出现了一批我完全陌生的新锐。
任何一项评奖都会有自己的标准，理直气壮地张扬自己的主张十分正常。作为国家级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以国家意志、家国情怀、艺术精湛作为自己的选择标准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也完全符合厚重内容与艺术个性完美融合的艺术规律。本次参评短篇小说奖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作家，最终获奖的五篇作品构成了一个讲究的立体组合，无论是作品本身的水准、还是作者的年龄及性别结构以及地区分布，几个重要节点都兼顾到了。
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也是各有千秋。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其实是个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但是处理得十分文学化和艺术化，把崇高的革命理想不动声色地植入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边塞的场景、胡杨的寓意，透出的是一种特定而鲜明的时代气息；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以对一个爱书人离世后藏书的处理为故事，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精神状态，构思巧妙、意韵丰满、表现十分细腻；蔡东的《月光下》标题就有诗意、有意境，虽然描写的是两代人生活的种种不易，但处理得却很温馨、很巧妙；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表现的是边防军人在边的日常生活，质朴、真实、接地气。
任何评奖只要有名额的限制，都会存有遗珠之憾。获奖的五部作品固然各有其特点和某种代表性，但未能获奖的更多作品中其实也藏龙卧虎。因此，我们在祝贺五位获奖作家的同时，也要向更多坚持短篇小说创作并致力于这一文体探索与创新的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
丁晓原：报告文学奖——可再兼顾创作多元化
第五、六、七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委 丁晓原
我参加过的三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选，每一届的评奖都基本顺利，但评奖不可能完美，总会有遗珠之憾，也会有并不算上乘的作品入选。评奖对于评委而言不只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从某种角度而言，鲁奖评选也是对评委专业能力和人格良心的评审。
简要回顾，第五届获奖的《震中在人心》是一部优秀作品。汶川地震从本身看是一场灾难，许多生命消逝，自然是一个悲剧。李鸣生的作品也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有对地震灾难的深刻反思，有一种思想的力度。还有第六届任林举的《粮道》，所写关涉“国之大者”、人类生存。这部作品从形制看像文化大散文，是对以往模式化报告文学的一种有意义的改写。
2018年第七届评奖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按通常规定，评委不能连续多次参加同一个门类的评选，因此，这一届报告文学评委名单中本来没有我。张胜友先生是报告文学的评委会主任，他觉得我比较熟悉报告文学的整体创作情况，言说观念又比较客观理性适体开放，专门向具体主持评奖工作的作协领导提出要求，得到同意后我得以补入。当时张胜友先生大病初愈，正在康复之中。但两个多月后，他就辞世了。其实，他是在带病主持报告文学的评奖工作。我们致敬、怀念他。
文学评奖有争议，这很正常。差不多每一次对一些具体的作品，特别是确定进提名和获奖名单的作品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第六届阿来的《瞻对》，这是一部题材和主题都有价值的作品，进入了10部提名名单。在议定获奖作品时，评委中有不同的主张，最后形成共识优先考虑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作品。还有一部题材涉外的作品，一些评委认为作品的报告性不强，而且当时的国际关系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而有一些评委认为作品题材独特，作者资深，对文学有特殊贡献。
《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对评选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对此，还有具体的说明。但这需要评委结合具体的门类、具体的作品加以把握。从报告文学的文体看，主题写作成果斐然，大多不缺失思想性。缺失较多的是思想的深刻性和文学性，即使是一些获奖作品的艺术品质也不令读者满意。所以，报告文学的评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更具针对性，也更有意义。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参评作品达330多部篇，为历次参评最多的一次，也高居各门类参评作品数量之首。评选工作任务重，压力似乎更大。我尊重评委会的工作，对于评选的结果比较满意，大致评选出了近年来主题写作中的优秀之作。但报告文学不只是主题写作，《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要求评选时既要关注重点，也“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如果能适当地兼顾到创作的多元化，那么可能更合读者之意。
在我关注的鲁奖评选中，有很多未能获奖的优秀之作。我认为，李春雷的《木棉花开》是他最好的作品，虽为短篇却有长篇的容量，更显才情和思想的风骨。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是汶川大地震题材书写中的出类拔萃之作。此外，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李发锁的《围困长春》等参评作品，也基本达到了获奖的水准。
罗振亚：诗歌奖——结构上相对理想
第六、七届鲁奖诗歌奖评委 罗振亚
这一届评奖获奖作品结构上相对理想，五位诗人确实都很优秀，有代表性。刘笑伟的《岁月青铜》饱含中国军人昂扬向上的精神和阳刚之气，富有家国情怀，具有思想深度。这是当下发嗲与软绵诗歌流行时节诗坛最需要的声音，正能量和艺术性结合到无缝状态，也值得诗人们揣摩。刘笑伟可视为军旅诗的代表，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劲旅，军旅诗在历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只是批评界对它的评价比较薄弱，相对滞后。陈人杰属于存在型诗人。他在西藏的眉目与形体“绘形”的基础上，尽力凸显西藏的骨骼和血肉，呈现西藏人的灵魂。他的《山海间》是高海拔的精神鸣唱，代表一种有精神重量的艺术取向，善于调整、化解异质对立的矛盾艺术因子，想象力繁复、高远、奇崛，给人天高地阔、豁然开朗之感，于当下诗坛不仅是一种抗衡，更是一种启迪。韩东是实力派的优秀诗人，曾代表过一个时代，现在也仍然不老，他的诗歌和当下生活的融汇很巧妙。他有写诗的天赋，平常的话语在他的唇舌之间吞吐之后有天然的诗性，把口语和诗歌这两个相对对立的东西化合得非常理想，看上去和读者打成一片，实则底蕴深厚。我认为这种诗歌会扩大诗歌的受众面，如果诗歌都写得过于晦涩、阳春白雪，读者可能越来越少。路也的《天空下》对现实有着细微体察，避免了以往诗歌进入生活比较薄弱的一面。她经常把叙述作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表现出处理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体现出深邃、阔达的诗意。它对诗歌发展有一点启示，那就是新诗要想克服自身“此在”占有性不足、处理复杂事体的能力薄弱的弊端，就必须借鉴叙事文学的长处，以缓解自身的文体压力。
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这一遗憾到了穆旦、洛夫等诗人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而臧棣在这一向度上做得更为彻底，使观察、聆听事物之“思”由片段、局部、不自觉的穿插，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完全打破了诗歌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以理性深邃的筋骨支撑使文本愈发坚实，这也是他《诗歌植物学》的一大亮点。百年新诗对植物的观照基本属于咏物诗范畴，诗人们的想象总是盯着其外在形态，将其作为对社会、人生和自我情感认知的隐喻体，很少能够抵达植物本质的深层。在这样相对黯淡的背景下，臧棣植物诗学建构的出场意义非凡。
鲁奖是我们国家级的文学奖项，参与评选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每一个评委的态度都非常端正认真，我曾参加第六届、第七届鲁奖诗歌奖评选，最后选出的五部作品，代表了当代诗歌最高的水准。我认为旧体诗、散文诗的评选值得探讨，比如有近三十部旧体诗参评，是否需要单独设一个名额？散文诗的评选标准是否和诗歌完全一致？耿林莽的散文诗初评时排名比较靠前，但最终未能评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遗憾。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意味和审美形式共时性的体现。有些作品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近距离看不一定和现实、时代发生多么密切的关系，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和艺术、和人生关系更密切，这样的诗歌也应该被关注。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应该是思想和艺术达到一种平衡，有用和无用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做得恰到好处，更能够被人们认可。如果完全都是贴近现实的诗歌，可能若干年之后就成为明日黄花；如果完全强调艺术，也会出现失衡。
整体上看，历届获奖作品体现了21世纪诗歌的一些变化或趋势，至少有几个方面：
第一，诗人们经历了21世纪整个国家民族很多大悲大喜的事件，比如非典、雪灾、海啸、地震、奥运、共和国华诞等等，及物意识越来越深细化、内在化，很多诗人注意参悟、承担诗歌伦理的内涵和分量，在承继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遏制1980年代的大词、圣词入诗的同时，努力在疼痛感和烟火气中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一种对话途径，把周边的生存境遇和感受作为诗歌的资源，建构诗歌美学。并且因为诗歌直觉力的超拔，很多诗歌已经超出片段的、灵性的感悟层面，传达出对人和社会的一种独到理解，暗合读者的深层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把若干年前诗歌和现实关系悬而未决的难题基本协调好了。
第二，诗人艺术上最明显的变化是日趋沉潜，注意诗歌本体的打磨和可能性的开掘，使整体艺术表现水准获得大幅度提高。比如说有的诗人用象征、意象的追求，但是更成熟，达到了习焉不察的程度。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和入世化的倾向相应和，诗人们注意挖掘细节、过程、对话和场面等等叙事性文学因素的能量，以克服诗歌此在经验的占有和处理复杂事体等方面的不足，向小说、戏剧、散文等文体进行扩张，使得叙事意识越来越强，甚至使叙述成为维系诗歌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比如路也、陈先发的很多诗歌都具有这些特点。还有一些诗人艺术上有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多数语言变得很朴素，返璞归真，读起来不那么累，更宽阔、更宽泛地贴近人性，贴近读者。
第三，诗人们把诗看得越来越重要，写诗、读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宗教的态度对待诗歌，非常虔诚，这实际上也是诗歌伦理的一种复苏。他们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把写诗当做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生活动，自身也注意人格的铸造，包括艺术手段的打磨，对整个文本精益求精，这些也都是值得深思的，也将对当下诗歌创作带来很好的影响。
谢大光：散文杂文奖——名气的顶点不是实力的顶点
第二、三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委 谢大光
我先后参加了两届鲁奖散文评选。
2002年，我参加了第二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选。说是评奖，其实没有硬性的标准，思想、艺术的评价都很笼统。评选要求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二才能获奖。记得那届讨论时分歧很大，评委们各自根据自己的主导思想提出五部作品，名单很分散，投了三次票才选出获奖作品。
和其他门类不同，散文评选的评委眼光区别太大了，大家对各自心目中应该得奖的篇目分歧很大。鲁奖评选不能光在资历和声望上做文章，应该更多地针对文本，同时也应该新老搭配，写作时间不长但水平不低的无名作家也应该纳入评选范围。所以我当时提了三个年轻的作家——我更关心资历不高、有写作潜力的作家，他们的散文有比较先锋的意味，关注的事物和当时的散文界不太一样。但是遗憾都未能评上。
2005年我又参加了第三届鲁奖散文杂文奖评选。这一届评委只保留了上一届的三位评委。个人认为，评委中有些专家在各自的领域很有水平，但跨界时会说外行话，多少有点不搭界。
我最欣慰的是，这一届把大连作家素素的《独语东北》评上了。评委们陈述评选理由的时候，我就比较明确地说，素素这一类作家，如果在这一届还不往上推的话，以后很有可能就不写了，那将是很大的遗憾。素素一个人走遍了东三省，写出了东北历史的沉重性和残酷性，这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而且她的案头工作做得很深入，把东北历史研究得比较透彻，《东北独语》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一种抒情化写法，和其他所有人写的东北完全不同。最后，素素在第三轮投票时以一票险胜。
第三届评选时我记得还有周晓枫的《鸟群》，终评会上我投了票。我希望以她的作品冲一冲沉旧的空气，但没有达到目的。当时散文界涌现出一些新气象，比如新散文，周晓枫就是代表作家。史铁生的作品《病隙随笔》获奖我心服口服，并且写了授奖词。鄢烈山的《一个人的经典》我也赞同，他的杂文写得确实好。但是到了第四届评选，只评出了四部散文，杂文空缺。其实散文本身品类多，杂文只是散文中的小类。如果这一届没有好的杂文，为什么非加一个杂文奖？
《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奖我也认可。贾平凹的散文写得好，但这部不是他最好的散文。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散文评奖很难评出一个人最好的作品。一个作家最好的散文往往是在他名气还不够大的时候写的，当然也不排除老年或晚年写出好作品，比如孙犁。有生命力、有闯劲、有爆发力的散文，有时候在散文评奖中很难评出来。所以获奖与否，对作家、对读者来讲，都不要太当真。名气和实力往往不是一回事。奖的名声越高、影响越大，对获奖者的压力越大。名气的顶点不是实力的顶点，有时候甚至可能是走下坡路的起点。这种例子在作家里实在太多了。
对作家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只对文本评选得出结论，是最好的评奖。2007年第四届鲁奖评选的时候，因为散文组有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我需要回避，就临时从散文组调到中篇小说组担任评委，发现小说界比较活跃，不陈腐。印象最深的是，崔道怡声嘶力竭地往上推葛水平的《喊山》。那一届非常遗憾的是，天津作家王松的《双驴记》写得非常好，我力推，但有的评委也许认为我是“门外汉”，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我始终认为，那是王松的高峰之作。好在他的中篇小说《红骆驼》获得第八届鲁奖中篇小说奖，我觉得这个奖对于王松来说迟到了15年。
杨扬：文学理论评论奖——小说评论一枝独秀值得思考
第八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委 杨扬
从161部（篇）参评作品中最终评选出的五部作品，作者无一例外都是高校教授。这反映出近些年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获奖的五位批评家，60后、70后、80后都有，还包括女性批评家，出版社东南西北都有，当然，主要是评论各有特色，时代性强。
本届鲁奖评选文学理论评论有一些特色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小说评论一枝独秀，其他文类批评，如戏剧批评和诗论、报告文学理论、散文评论、网络文学评论等没能在理论奖中体现出来，这可能一方面是申报的少，另一方面与小说评论相比，其他门类成熟的理论评论作品不多。二从获奖作品看，当代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的分野比较明确，体现了评委对“何为文学批评”认识上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评审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评委认为，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文学批评直面作家作品和当代文学，不一定像学术研究那样对问题追根溯源，强调历史性和系统性。
小说评论在获奖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应该引发我们思考和重视。从当代文学的发展势头看，多文体、跨文体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如果文学评论不能保持多样化和多类型，文学批评的生态就会受到影响。“五朵金花”评出来了，但是否能够做到百花齐放呢？是否有遗漏和遗憾呢？从目前文学评论发展情况看，各种文体评论的发展势头不平衡。小说研究人员多一些，戏剧评论、诗歌评论和散文评论人员不及小说评论，成熟的著作也少一点，但不能说绝对没有。1990年代王元化先生对样板戏的评论，就是非常好的文学评论，但那时可能没有申报奖项。
中国是文艺大国，有这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基数非常大，鲁奖难以覆盖，会有遗漏和遗憾。这次入围的十位评论家，都是非常出色的，有的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因为各方面因素的考量，最后只有五位获奖，而另五位没有获奖，不见得这些没有获奖的，批评水平就弱，只是机缘巧合的原因罢了。
评奖是直面当代文学、当代作家作品、当代文坛、当代现象，以理论的方式展现出来。目前常见的评论是以现有的理论来分析、阐释作家作品，而不是在评论过程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用现有理论对作家作品总结分析，固然重要，但从文学评论更高的理论追求来看，应该期待那些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经验有所提炼和升华的理论。这当然是非常难的，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和理论产生的过程，我愿借此来说明理论产生的难度。
这也是鲁奖评奖中我期待的目标。
鲁奖是国家文学奖项，代表国家某个时期的文学水准。每届评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这对鲁奖评委来说确实是一种监督和考验。参加评奖的每个评委都很珍惜自己的声誉，认真阅读、反复研讨。
现代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曾强调，文学批评的本质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以此标准来看待鲁奖获奖作品，我们可能会说得奖需要诸多评委的集体认同，那些公约数最大的作品，其文学评论的个性在哪里呢？这本身就是个矛盾。历届鲁奖非常前卫的批评文章或论著得奖率不会很高，这也是客观事实。有人问：我们最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到底有哪些？在鲁奖中有没有得到体现？这个问题问得好！切中了文学奖的软肋——文学奖是有软肋的，不是说得奖的一定都跑在最前面，可能是那些跑得稳、跑的动作比较娴熟优美的，最终获奖了。我借此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为奖项而遮蔽了广阔的文学视野。世界很大，奖项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
获奖作品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学是有引领意义的，对作家创作也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媒体和传播有聚焦作用。而且评出来的作品无论对鲁奖本身，还是对评委、对作家都是一种考验。多少年后，大家回过头来看这些获奖作品时，这些作家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想这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课题。
董强：文学翻译奖——最大的特点是体现了多样性
第八届鲁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副主任 董强
我先后参加了两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评选，感觉鲁奖的评奖方式认真严肃，来自各全国各地的评委们专心阅读，相互讨论，每个人畅所欲言，尊重相互之间的意见。最后两场会有公证，程序严谨，仪式感很强。
这一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获奖作品丰富多元，最大的特点是体现了多样性。从体裁上来说，小说、诗歌、传记、散文非常全；从语种上来说，有英语、俄语、日语，尤其是阿拉伯语，在此之前没有得过鲁奖。
相对于其他门类的评选，翻译类作品因其语言的多样性评选难度较大，需要多重把关，所以更为慎重。比方说，有些小语种我们都不是专家，对于入围的作品会再请两人以上的外聘专家把关。一个优秀的评委在评选过程中，阅读时会有直觉，几乎不需要对原文就知道译本的好坏。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有一种生命力，内容、语言、结构等都有内在的逻辑，好的译者能把这些准确地传递过来，即使不懂外语也能感受到。即使有些不太好读的名著，也有自身的内在逻辑。
我连续担任十四届傅雷翻译奖的评委，对评奖有丰富的经验。我认为无论什么奖，都有一个基本前提：规则加良心。规则一定要公正，否则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好作品；良心就是我所说的对外国文学全部的经验和了解。这两个加在一起，比较容易出现好的结果。中国的翻译界完全投入翻译的人越来越少，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翻译家上手就是翻译福克纳等名家，因此会涌现出一些大家公认的耳熟能详的翻译家。翻译是需要有学识和学术作为支撑的，翻译家要靠实力，评选作品要看译者是否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打个比方，今年有个专攻艾略特的译者许小凡，翻译了戈登的《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艾略特是重要诗人、思想家。他的传记又是独特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精心投入，译著呈现了艾略特的生活历程和复杂内心，获得鲁奖就当之无愧。
从目前来看，学者型的译者也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很多年轻学者有机会留学、研究名作家，在这种前提下，如果文笔、语言各方面比较高超，就可能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翻译家。他们有学术的支撑，又有留学背景，可以平起平坐看世界，应该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翻译家。
也有一些遗憾。我个人比较喜欢《赫贝特诗集》。这部诗集收入赫贝特一生创作出版的10本诗集（含诗体散文），译者也是专门研究赫贝特的专家，没能获奖非常可惜。我作为法语专家，很遗憾法语语种没能入围。评奖遵循的是名作名译，法语翻译家阵容强大，法国文学的翻译也非常丰富繁荣，但是遗憾此次没有重头作品。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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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鲁迅文学奖评委谈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