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首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大红楼举办。与会者围绕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孕育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富有新意和值得借鉴的学术观点。本次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理论界、文博界的高度关注，半年时间共收到130余篇学术论文。现精选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以飨读者。
北京市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师范高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旧址。该校建于1908年，原名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女子师范高校，该校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办学宗旨和学科体系，开创了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办学模式，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师生们密切关注时政和社会思潮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积极探索国家救亡之道。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女高师逐渐成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在党的领导下，女高师的进步青年始终站在革命运动的前沿，砸碎封建统治的枷锁，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伟大事业之中，成为我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她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妇女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五四运动与新女性的觉醒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它不仅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为中国女性推开了一扇因长久闭锁而滞涩的厚重大门。以女学生为先锋的广大妇女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迪下，不断觉醒、奋起抗争，投入到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一）新文化运动把妇女问题推到时代前沿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社会矛盾依然激烈，广大妇女仍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仍旧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紧紧地束缚着。
辛亥革命前后，北京建立了一批传授近代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包括一批公立私立女子学校。这些学校开放的思想和新的教学方式，客观上培养了一批初具新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青年学生，也鼓励了女学生树立自尊自立的独立人格。但清末创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宗旨是十分保守的，其首要目的只是“以付幼稚园及家庭教育师资之缺”。1907年颁布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规定，该校的办学要义一是培养女子小学堂的教习和保姆，二是裨补家计，三是有益家庭教育。可以看出，该校的办学目的就是把女学生培养为宜室宜家的“贤妻良母”，仍延续着封建文化礼教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期待。民国建立后， 女高师虽是当时全国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但军阀政府固守封建教育思想，对女校实行严格管制，学校历任校长大多思想陈腐守旧，以孔孟之道来治理学校教育学生，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有的校长甚至公开说:“女子认识几个粗字，懂得一点裁缝烹饪以供家庭之驱遣足矣。”一语道破了这所女子学校的办学宗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这场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将妇女解放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17年初，陈独秀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都参加了编辑部工作。《新青年》杂志在进步青年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女高师一些学生每期必读。“有的同学把《新青年》杂志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们文风为之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辞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
妇女问题在《新青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第2卷第6号至第3卷第4号（1917年2月至6月），《新青年》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刊登《女权评议》《女子问题之大解决》《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女子教育》等文章，提倡女权革命，反对包办婚姻，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妇女就业等——涉及妇女问题的很多方面。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组织了“纪念易卜生”的特集号，专门讨论妇女怎样解放。在新文化运动中，许多报刊杂志都开辟妇女问题专号，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妇女观，为“新女性”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指导。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蔡元培多次到女高师演讲论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蔡元培一向主张女子通过学校教育，养成完全人格，达到自立，以期争取和男子同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首次到女高师演讲，他就从义务与权利的基本内涵及其互为因果关系的学理阐释入手，严肃指出女子师范学生毕业即为家庭羁绊不事社会，一来致使入不敷出的教育经费更加窘迫，二来致使自己沦为只享权利不履义务的食言背约之人；结果只能是“诸君有负于国家，亦是国家有负于人民”，与“国家造就之初意”相背离。
在蔡元培、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老师引导下，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迪下，女高师学生对旧道德旧文化对女性的不公与束缚及其损害都有了深入的认识与批判，许多向往自由、向往变革的青年女性，在女高师开始了她们的探寻。学生们纷纷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追求真理。从1918年3月到1919年3月，女高师各系部的学生就先后组织发起了学生自治会、文艺研究会等10多个社团，定期举行集会，还创建了《北京女高师半月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等各种报刊。
（二）在五四运动中吹响妇女解放的号角
1919年5月，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五四运动爆发。5月4日前夕，北京大学为联络女学生一致行动，曾派代表到女高师进行串联。当时的女高师管理十分严格，平时绝对不准学生外出，周末回家必须家长接送。北大学生来校后，校方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条为由，将男女学生代表隔离安排在学校礼堂对角的两个角落，不能互相对话，只能由女学监在中间来回传话，如此一问一答使男女学生没有办法自由沟通联络，女高师学生未能参加五四当天的游行示威。
但是，女高师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她们想方设法冲破校方的阻拦与破坏，积极响应罢课，撰文宣传演讲。5月7日，由女高师发起，由协和女医校、协和女子大学、贝满女校、第一女子中学等10余所学校的代表40多人，以女高师学生陶玄为会长，以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为领导机构，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联合会以“提倡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通过了《告全国女界书》《北京女校致巴黎和会各国代表电》等，呼吁全国女界要振奋精神起而响应，爱国不分男女，爱国女子不能落在人后，并向全国妇女发出号召，“所冀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惠然肯来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向政府陈告力争，保全我领土。勿甘雌伏之讥，共奋雄飞之志。我二万万女同胞，果尚有心肝血气乎！” 从这之后，女高师和各女校的女学生们开始组织起来。
6月4日，女学界联合会组织女校学生举行了五四以来在女学界影响最大的一次爱国请愿，“6月3日，军警大批逮捕街头宣传与叫卖国货学生的消息传到各女校，她们忍无可忍” ，15所女校学生代表在女高师召开北京女学生联合会议，商讨援助办法，决定上街游行、请愿。6月4日下午，15校女生身穿各校制服，到天安门内会齐。女高师校方竟把校门封锁起来，学生们奋力打开校门，整队到“总统府”请愿。到了“总统府”门口，请愿队伍被卫队拦住，女校学生就选举出4位代表要求面见“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让他的秘书陈子厚接见，女学生说明要求四件事：（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于学生只能诰诫，不能虐待。几十年后，曾经的亲历人程俊英，回忆当年女学生在五四运动期间冲破重重阻挠游行请愿时，感慨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
在强大的革命浪潮推动下，女高师学生们打破封建专制束缚，投入到五四运动，“这种热情侠举，不仅加了男同学不少的勇气，而且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女子自己解放，自己取得平权的第一声。”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女高师涌现出一批追求人格独立的新女性，产生了一大批女性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她们带动更多的女性树立新型的妇女观、世界观，以实际行动追求思想解放与平等的社会地位。女高师的学生们与北京高校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起，有了新的觉醒，他们放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前途，继续探索改造社会的新途径。
二、中国共产党为妇女解放指明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提出了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相伴而行的妇女运动路线，使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为中国妇女解放指明了正确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在女高师的传播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确定妇女解放理论奠定了基础。1919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文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妇女问题的研究之中，他这样写道“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也和老人一样。”“不但女子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李大钊分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妇女地位同其时代的物质与经济的密切关系，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0年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兼课。1920年至1926年，李大钊在女高师先后开设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等课程，分别讲授马克思主义、世界女权运动情况，宣传新型社会道德和反对忠孝节义的思想。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让女学生们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妇女争取平等自由的情况。他告诫大家，妇女不解放，是半革命，国家怎么能富强？封建礼教是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只有打破旧世界，女子才能获得自身解放。
李大钊（后排右三）与女高师学生合影
李大钊的授课，思想深邃，立论新颖，逻辑性强，又能联系实际生动鲜活地传道授业，学生们很喜欢他的课。比如在讲到妇女解放问题时，他向同学们提问：“‘家’字为什么是由‘宀’和‘豕’组合而成功的呢？”他解释道：“‘宀’本是门字的意思；‘豕’是猪的意思；‘宀’和‘豕’组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家’字，这就表示：妇女们成年累月关在家里，喂猪养鸡，操劳家务。”由此向学生们解释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就是，妇女真正摆脱家庭的生活琐事，参加社会活动，并且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
李大钊不仅把大学课堂当作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还把它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形象地把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理论称之为“点种”。女高师的学生程俊英曾这样回忆：他教我们要经常看马列主义的书。他有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中国的女权运动，假如不是社会制度改变，女子是翻不了身的，只有社会改变了，女子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地位”。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们才了解只有我国的社会改变了，妇女才能得到解放。李大钊的课对女高师的学生们启发很大，但因每周只有两节，常常使学生们感到不满足，于是缪伯英、刘和珍、杨德群等不少学生经常到北大去听李大钊的课。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女高师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以缪伯英等为代表的许多青年开始觉醒，肩负起了时代赋予女性的历史责任。
（二）女高师学生参加孕育建党的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得到广泛传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以指导中国革命的迫切要求。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并相约在北京与上海分别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中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李大钊把“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研究会会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成立了英、德、法文翻译组，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原著，并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北京和北方地区中共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经何孟雄介绍，女高师学生缪伯英也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不仅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革命书籍，和大家深入讨论俄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还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己任。她经常把马克思的书籍带回学校，介绍给女高师的同学们。由于缪伯英是这里唯一的女性代表，邓中夏希望她做解放妇女的工作，为广大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益。李大钊也教导她说：“妇女运动是很重要的，但妇女不光要争女权，妇女还要争人权，还要争工作的权利。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同学，多联系一些同学，引导她们关心政治斗争。注意把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缪伯英思想上有了很大提升，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思考问题，并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演讲中，她作为妇女代表参与了以“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为主题的演讲。她还撰写《家庭与女子》一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她明确表示，实现变革的途径就是革命，“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她号召女同胞以冲破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大声疾呼：“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同年11月，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召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北京地区的首批团员和第一位女团员。月底，缪伯英与邓中夏、高君宇等青年团的骨干成员一起，被吸收进北京党组织，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秋，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成为志同道合的“英雄夫妻”，并肩致力于党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与女高师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920年年底，北京党组织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到中共一大前，北京支部共有党员10余名，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党组织的全面工作，帮助北方主要城市建立党团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区党组织发出了第一份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各地发展党团组织和各项工作，提出了目标和要求。遵照党的一大确定的工作任务，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李梅羹任财务委员。这是在北京设置的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从此有了领导核心。
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加强了对组织工作的领导，着手组建基层党组织，相继成立了东城、西城、西山和长辛店机车厂4个党支部。其中，中共西城支部由女高师和北高师两校的党员组成，缪伯英任书记。这是北京和北方地区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缪伯英也成为北方地区第一个女性基层支部书记。中共西城支部成立后就以大中学校作为主要阵地，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缪伯英的工作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妇女工作，立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的女性争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派李大钊为中央驻北京委员，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根据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何孟雄、范鸿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先后任委员长（书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组织迅速发展，北京的党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壮大，许多学校都成立了隶属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领导的党支部。女高师也成立自己的党支部，由缪伯英任书记，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
作者：张瑾，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区志办）副主任；鲁杨，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区志办）宣传科副科长；袁晶哲，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区志办）党史科科长
原标题：《研讨会论文摘编 |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中女高师的作用地位及其旧址的保护利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