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曼·拉什迪
“影响力”。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变动不居的东西，某种“汇涌而来”之物。因为我总把想象力的世界拟想成海洋而不是大陆。只要我还这样认为，我对“影响力”这个词的感觉就算恰当。作家在这些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飘浮，他的自由迹近于恐惧。他试图凭借空无一物的双手，去完成变形的魔法任务。
——萨尔曼·拉什迪
影响力
文/[英]萨尔曼·拉什迪 译/李晖
澳大利亚小说家兼诗人戴维·马洛夫告诉我们：“写作的真正敌人是说话。” 他特别提醒道，谈论尚未完工的作品会出现种种危险。写作时的最佳忠告就是闭上嘴巴，这样语词才可以替代谈话，从指尖流淌而出。一个人在语词的河流上筑起大坝，是为了建造一座文学的水电站。
因此，我提议不必再讨论我的写作，而是谈一谈我的阅读。尤其是我对意大利文学的众多体验方式(我必须要算上意大利电影)，如何塑造了我关于“怎样写”和“写什么”的想法。也就是说，我想谈一谈影响力。
“影响力”。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变动不居的东西，某种“汇涌而来”之物。因为我总把想象力的世界拟想成海洋而不是大陆。只要我还这样认为，我对“影响力”这个词的感觉就算恰当。作家在这些无边无际的海面上飘浮，他的自由迹近于恐惧。他试图凭借空无一物的双手，去完成变形的魔法任务。就像童话故事里必须将稻草纺成金线的人物，作家必须找到能将涓涓水流编织到一起的戏法，直到它们变成陆地：直到突然之间，在原本只有海水流淌的地方形成凝结，在原本无形之处产生形状，在自己的脚下出现大地。(如果他失败了，当然就会被淹死。寓言是最不愿宽恕的文学形式。)
年轻的作家或许游移不定，或许壮志豪情，很可能两者兼具，并四处寻求帮助。然后他在海洋的流动中，看到某种蜿蜒稠厚的东西，像是一根根绳索，像是早年织工的活计，那些率先凫游过这条水道的巫师之作。是的，他可以利用这些“汇涌之物”。他可以抓牢它们，并在上面编结自己的作品。此刻他知道，自己会幸存下来。他怀着迫切的心情，开始工作。
午夜之子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著 刘凯芳 译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
文学影响力，那些他人意识里可资利用的源流，它们最明显的一项特征，是几乎能够从任何地方汇流到作者这里。它们经常长途奔波而来，抵达每一位能够将它们善加利用者的身边。我去南美洲的时候，拉美作家对孟加拉语诺贝尔奖得主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熟悉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多利亚·奥康波编辑曾经见过泰戈尔，并对他极其欣赏。她为泰戈尔的作品安排了极好的翻译，并且在南美大陆广泛发行。结果，泰戈尔在那里可能比在自己祖国的影响更大。因为孟加拉语在翻译成其他各种印度语言后，文字质量通常较差。想了解这位伟人的天才之处，只有依靠纯粹的信任。
另一个例子是威廉·福克纳。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目前在美国本土也没有多少读者。诚然，当代美国作家也很少有人强调他的影响力，或声称他是自己的老师。我问过另一位水平不错的南美作家欧多拉·韦尔蒂：福克纳对于她来说，是否曾经是一种帮助或阻碍。“两样都不是，” 她答道，“这就好比你知道附近有座高山。知道它在那里，也挺好。但这对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却没什么帮助。” 然而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在印度、在非洲，也包括拉丁美洲，福克纳却是最受当地作家称颂的美国作家。他被认为是灵感来源、能力赋予者和一扇扇大门的开启者。
根据这种跨文化、跨语际的影响能力，我们可以推导出某种有关文学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如果我可以暂时放弃一下水意象隐喻的话)，书籍可以像空气里飘飞的孢子那样随意生长，仿佛依旧维系在亲本植株独特的根部之上。语词的国际科属是存在的。同样存在的，还有那些在土地和血脉上更为接近的单种小群。有些时候，就像是詹姆斯·乔伊斯对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产生影响，然后又导致贝克特对哈罗德·品特的作品产生同等影响力一样。那种朝代延续的感觉，那种生生世世薪火相传的感觉，非常清楚，也非常强烈。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亲缘感并不怎么明显，但作用强度毫不逊色。
当我第一次读简·奥斯汀的小说时，最受触动的，是她那些女主角似乎都具有如此明显的印度特征，而且又如此富有时代感。这些书籍来源的国家和时代，迥异于我自幼成长的环境：二十世纪中期都市化的孟买。奥斯汀小说里那些聪慧、任性、伶牙俐齿的女子，周身上下洋溢着潜质，却被狭隘的传统困陷在无休无止的社交舞蹈和寻夫觅嫁的“密室”（原文为Huis-clos，让-保罗·萨特剧作《密室》的标题。“他人即地狱”的名言，即出自这部作品）之中和这些女子境遇相仿的人物，在印度中产阶级内部随处可见。至于奥斯汀如何影响到安妮塔·德赛的《白日悠光》，以及威克拉姆·塞斯的《匹配的男孩》也是显而易见（安尼塔·德赛(1937—)，印度裔作家，凭借《白日悠光》《被监禁者》和《禁食，宴会》而三次入围曼布克奖。其女基兰·德赛(1971—)的作品《继承失落》获2006年曼布克奖。维克拉姆·塞斯(1952—)是印度裔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金门》《匹配的男孩》《绘图》和《野兽的故事》）。
羞耻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著 黄灿然 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6
查尔斯·狄更斯最初打动我的地方，也是他作为印度小说家的本质。狄更斯式的伦敦，那座臭气熏天的腐烂城市，充斥着狡猾、诡计多端的卑污小人。在那座城市，善良总是不断遭受到欺诈、恶毒和贪婪之辈的侵扰。在我看来，它像是对着一座座满目污浊的印度城市竖起了一面镜子。那些顾影自盼的精英们，在新光锃亮的摩天大楼里享受着高档生活，而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却在楼下喧嚣吵闹的街道里挣扎求生。在早期创作的小说里，我试图吸收狄更斯的天才写法。让我感触尤深的，是他确实极富创意：也就是说，他完成了自然主义背景与超现实前景的巧妙结合。在狄更斯的作品里，地域场景的细节，以及社会道德的细节，被一种不假怜惜的写实主义贯穿在一起，就像是烤肉钎上的肉串。这种自然主义的精确度从来都无人能及。在这块写实的画布上，他描绘出那些大于生活原型的人物。对待这些人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因为我们无法不去相信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因此，我在小说《午夜之子》里进行尝试，想通过细致观察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以“真实”的印度作为画布，来表现我的“非写实主义”想法：一群出生在印度独立日当天午夜的孩子，他们机缘巧合地被赋予了各种魔幻能力。这些孩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那次革命的希望所在，也是它种种缺陷的化身。
在充满权威感的写实主义框架内，狄更斯仍然能够让我们相信存在着一种绝对超现实主义的政府部门概念，那就是“拖延部”（原文为the Circumlocution Office，出现在狄更斯小说《小杜丽》第10章）。它的职责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泡汤，或是让我们相信，曾经有一宗绝对荒诞派、伊莱斯库式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原文为Jarndyce v. Jarndyce，出自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比喻无休无止的法律诉讼程序。）案件的本质是永远无法进行裁决，或是相信《我们共同的朋友》里描绘的“魔幻现实主义”灰堆意象，它具体象征着一个存在于自身排泄物阴影里的社会。这个意象，肯定顺带影响了近年来的一部美国文学杰作，它将美国的工业废料作为中心隐喻：那就是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
如果说文学里的影响力无处不在，那么我们还应该强调，它在任何高质量作品里总是屈居第二。当它过于粗糙、过于明显时，产生的效果会让人不禁莞尔。曾经有一位热心的作者给我寄送过一部短篇小说，开头便是“K女士在某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台前开门的洗衣机。” 我们只好想象一下：当卡夫卡看到如此拙劣、将原文风格洗涤得如此干净的致敬行为时，会是怎样的反应。
或许正因为如此之多的二流写作都是衍生品，也因为如此之多的写作充其量只是二流，影响力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指责，一种贬损其人其作的方式。影响力与模仿的边界，乃至影响力与剽窃的边界，近年来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两年前，杰出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受到另一位不知名的澳大利亚学者的指责。原因是前者获布克奖的小说《最后的命令》包含了一些内容，能让人嗅出近似于剽窃的气味：小说的多声部叙事结构，“实质借用”了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英国报刊把这项指责炒作成为一桩丑闻，斯威夫特立刻被人指责为文学“掠夺”者。那些替他辩解的人，则因为对他表现出“高尚的纵容”而受到了讥笑。尽管斯威夫特很快承认自己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或许正因为他的承认，事情才会发展成那样)；尽管还有一件让人尴尬的事实：这两本书的结构其实并不怎么相似，虽然有些地方的呼应比较明显。这些简单确凿的事实，最终让风波偃旗息鼓，但斯威夫特已经在媒体上饱受了一番煎熬。
东方，西方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著 林晓筱 译
出版社：联邦走马制作
出版时间：2013-06
有意思的是，当年福克纳出版《我弥留之际》时，他本人也曾经被指责借用了另一部更早时期小说的结构：纳桑内尔·霍桑的《红字》。福克纳的反驳可能是最好的回应方式：他说在构思作品的阵痛过程中，为了这部他谦称为自家拿手戏的小说，他会根据自身需要，能从哪里拿就从哪里拿，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而且从没见过哪位作家觉得这种借用是完全不正当的做法。
在我的小说《哈伦和故事海》里，一位年幼的男孩确实航行到了想象力之海，他的向导给他描述出大海的模样（这里的向导是指“水精灵”(water genie)伊夫）：
他向海水里看，看到它是由成千、成千、成千道不同的洋流组成，每一道洋流都有不同的颜色，它们彼此交织穿插，就像是繁复得令人屏息赞叹的水织挂毯。伊夫解释道，这些就是故事的水流，每一股色线都代表并包含了单独的故事。在大洋的不同区域，包含着不同类别的故事，所有已被讲述的故事，以及许多仍在创造当中的故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故事汇流之洋，实际上是宇宙间最大的图书馆。因为故事在这里以流动的形式留存，它们保持着一种变化的能力，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颖版本，可以汇入其他故事而成为更新的故事；如此这般……故事汇流之洋，它远远超过了一间储藏纱线的库房。它并非死寂而是鲜活之物。
通过使用旧物，并把自己的某种新东西添加进来，这样我们就制造出了新的东西。在《撒旦诗篇》里，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如何进入世界？影响力，即汇旧入新，是答案的一部分。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卡尔维诺描绘了美妙的屋大维亚城。它悬挂在两山之间某种类似蛛网般的东西上。如果影响力是我们将作品悬挂其间的蛛网，那么作品就像是屋大维亚城本身，那座珍宝般闪亮的梦幻城市，它悬挂在网络的丝线之间，从来如此，只要这些丝线还能承受住它的重量。
我第一次遇见卡尔维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当时我受邀主持他在伦敦河畔工作室的一次读书会。那时英国出版了《如果在冬夜，一位旅人》，而我刚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讨论他作品的长文。比较丢人的是，它还是英国出版界发表的第一批关于卡尔维诺的正经文章。我知道卡尔维诺喜欢这篇文章，可尽管如此，要让我必须当他的面谈论他的作品，我还是感到紧张。当他要求在共同面对读者前先看一眼我准备的文稿时，我感到更加紧张了。他要是不赞成我该怎么办？他默默地读着，微微皱着眉，然后把稿纸交还给我，点了点头。显然我通过了考试。让他感到格外满意的，是我将他的作品与古典作家鲁齐乌斯·阿普列尤斯相比较。阿普列尤斯是《金驴记》的作者。
野棕榈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斯钦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 2022-07
“给我一分钱，我就给你讲一个金子般的故事。”这是古代米利都故事的口头讲述者说过的话。阿普列尤斯的变形故事，极好地利用了这些古代怪诞故事讲述者的寓言方式，并且还拥有那些文字上的优点。同样的优点，也体现在卡尔维诺身上。卡尔维诺在他晚年著作《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有过很好的概括：轻巧、灵活、精准、可视性和多重性等优点。当我着手去写《哈伦与故事海》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也考虑到了这些特质。
尽管这部小说在形式上属于儿童奇幻冒险，我却有些希望作品能够抹消儿童文学与成人作品之间的区隔。说到底，问题是如何准确寻找到恰当的声音语调。阿普列尤斯和卡尔维诺是帮助我找到这种声音语调的人。我重读了卡尔维诺伟大的三部曲：《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它们给予了我想要的线索。个中秘密，就是使用寓言体裁的语言，但同时需要回避类似于伊索那样的简单化的道德寓意目标。
近期以来，我再一次想到了卡尔维诺。他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第六篇里谈论的主题是“始终如一”。“始终如一”是麦尔维尔小说《抄写员巴特比》备显天才的地方。卡尔维诺想表明的是，这位如同英雄一般、不可理喻的巴特比，他只是毫不动摇地“宁愿不去做”。我们可以依此添加的类似姓名有：克莱斯特《麦克·科拉斯》的故事主角，他在追求微小而必要的正义时，是那么地不可阻拦；或康拉德《水仙号上的黑鬼》里的主人公，他坚称自己必须要活到死去的那一天；还有为骑士小说而癫狂的唐吉诃德；或是卡夫卡的土地测绘员，他永远渴盼着那座无法靠近的城堡。
我弥留之际
作者: [美] 威廉·福克纳 著 李文俊 译
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07
我们正在谈论史诗般的始终如一，一种朝着悲剧或神话境遇而努力奋争的偏执。但“始终如一”这个词，还可以从更加暗黑的意义来理解，例如亚哈船长坚持寻找白鲸，萨佛纳罗拉坚持焚书（萨佛纳罗拉(1452—1498)是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素以风格凌厉的布道方式而著称。他在1494年至1498年期间担任佛罗伦萨的精神与世俗领袖，极力反对文艺复兴思想与新兴艺术，提倡焚毁破坏艺术品和非宗教类书籍，以及不道德的奢侈品）霍梅尼坚持把自己的革命定义为针对历史本身的反叛。
让我感到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是卡尔维诺尚未探究的第六价值。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新千年，已经显示出一些迹象，它们是各种类型的坚持在实现掌控的惊人例证：伟大的拒绝者、狂热的堂吉诃德式人物、思想狭隘者、冥顽不化者，以及那些勇猛追求真理的人们。但我现在几乎正在做戴维·马洛夫警告过的事情：那就是，讨论自己尚在孕育当中的脆弱(因为尚未创造出来)的作品。所以我必须到此为止。我只能说，卡尔维诺早年的支持和鼓励让我永生难忘，他仍然在我耳畔低声絮语。
我应该补充的是，在古罗马和现代意大利还有许多其他的艺术家，平心而论，他们都曾经驻留在我的肩头。当我在写作《耻辱》的时候，又重读了苏埃托尼乌斯研究十二位古罗马皇帝的皇皇巨著。书中记载道，这些污浊的君王，他们在各自的宫殿里，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性欲高涨、疯癫谵妄，不断陷入谋杀缠斗，相互残害。全书是一部政变与反政变的故事。然而，对于宫殿外的臣民们而言，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未改变。权力保留在家族内部，宫廷依然是宫廷。
美国讲稿（又名《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作者: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萧天佑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7
从苏埃托尼乌斯那里，我深入了解到权力精英们自相矛盾的本质。所以我可以在自己书里建构一个巴基斯坦模式的精英。这就是《耻辱》的场景设计：一名被仇恨和争斗撕裂欲死的精英，却被血亲和婚姻的纽带拼合了起来。关键是，他掌握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权力。对于被剥夺所有权力的民众来说，精英内部的残酷战争只带来极小的改变，或毫无改变。宫廷力量仍然在进行统治，人们仍然被它踩在脚底并痛苦呻吟。
如果说苏埃托尼斯影响到了《耻辱》，那么《撒旦诗篇》这部以“变形”为核心主题的小说，显然是从奥维德那里学来了不少东西。至于《她脚下的土地》，则受到了俄耳甫斯与欧律狄斯神话的启发，而维吉尔的《农事诗》则是必要的读本。此外，如果我还能够朝着尚未书写的未来再次迈出尝试的步伐，可以说我对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佛罗伦萨关注已久，并为之心驰神往。具体而言，我指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这位人物。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马基雅维利形象的妖魔化，这是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诽谤行为之一。在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的英国文学里，有四百多例涉及马基雅维利的评论，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当时马基雅维利的英译本还没有出现，英国剧作家是根据法语《反马基雅维利》的译本来描绘他的撒旦式形象。那时给马基雅维利打造的阴险、无道德的人格面具，至今仍然覆盖着他的声名。作为一名作家同行，我对妖魔化这种事情也略知一二。我觉得，可能过不了多久，就应该重新评估这位恶毒的佛罗伦萨人了。
刚才我试图稍微描述一番跨文化的授粉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文学就会偏安一隅、自甘边缘。在结束讲话前，我必须向天才的费德里柯·费里尼致敬。我年轻时曾经从他的电影里了解到：一个人如何将童年和个人生活里极其丰富的材料内容，转化成为表演的技艺和神话之类的东西。同样需要致敬的，是其他一些意大利裔大师：帕索里尼、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德西卡等等，等等——因为影响力和激发创意的来源，的确是无穷无尽。
（此文为1999年3月拉什迪在都灵大学所做的一次讲演稿）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著名英国籍印度裔作家，出生于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富商家庭。14岁时移居英国，后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历史，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他写过一系列讽刺穆斯林的小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格里姆斯》出版于1975年。第二部小说《午夜之子》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哲学问题，被称为“后殖民文学教父”。在世界文坛，鲁西迪是所有国际大奖的宠 儿，他高产且作品高质量，经得专业人士的品评，也赢得无数读者的好评，受到君特·格拉斯、戈迪默、米兰·昆德拉等世界文学大师的一致推崇。他的《午夜之子》，三次获得布克奖，可谓“布克奖”之尊。主要作品有《午夜之子》《羞耻》《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她脚下的土地》《小丑萨利玛》《佛罗伦萨的神女》等。拉什迪在《影响力》中非常全面地讲述了其作品风格的渊源承起，在《〈午夜之子〉再版序》中则用波澜不惊的口吻提到了《午夜之子》中的内容触怒了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而作者本人坚持己见，不惜与之对簿公堂，展现出拉什迪一贯敢于触犯时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