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的与删掉的：一位社会学者故乡的暮年

文丨张雅丽

编辑丨陶若谷

对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很难真正完全理解土地有多么重要。这是前不久我在与仇凤仙的对话中，最先意识到的。当时她正在描述在自己的故乡李村——皖北农村，为了多种一些地，一个儿子开拖拉机要从父亲身上轧过去。

面对李村的一切，仇凤仙曾有一种无意识的适应感。但读研进入城市后，回看李村老人的生活，她感到痛苦和无力，这是仇凤仙写书的起点。书里的老人被一次次地分家，地位与话语权也随着住处一起，往越来越边缘的地方迁移。

在城里听闻的代际冲突中，鲜少像发生在土地上那样，暴力而赤裸。对话中仇凤仙多次停下来问，这是不是超出了你的认知？“我过去生活在李村，这就是中国农村。”她说。

书里的二十三万字，是仇凤仙基于安徽李村70个家庭、100多位老人做的田野调查，也是她的博士论文。在这份研究里，除了学科视角，还有一个农村女儿对人生困惑的求解——因为个人“成家”问题，仇凤仙曾经焦虑了整整六年。

她用一种惯常的语气解释，为什么农村对“成家”如此看重：一个男人如果不成家，进不了祠堂，在农村社会里没有姓名。一个人要跟另一个人组成家庭，跟旧的家分开，才算完成个人成长。无论男女，“成家”都是农村社会化的重要标识。

为了让孩子成为被村庄接受的人，李村的父母可以牺牲自己的体力甚至尊严，去捡垃圾，将子女送出家庭，组建新的家庭。这些充满矛盾的爱恨，才是真实的乡村。

在呈现时，仇凤仙几经斟酌，最终删掉了三万字——更多激烈的、真实的代际冲突案例，包含了老人与子代因资源匮乏产生的矛盾，以及子代对老人在物质和价值上的汲取。她坦承，现在保留的，还是会打破对农村和谐静好的想象。“对农村老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充满了冲突和价值交换，这不是温情脉脉的。”在这种反思中，她觉得如果回避了这部分残酷，就回避了最真实的东西。

而被删除的那三万字，是一个农村女孩进入城市成为社会学副教授后，对故乡饱有的深重又复杂的情感。

以下根据仇凤仙的讲述和论文整理：

退场

焕云奶奶去世了。村里人说，她死了比活着享福。

焕云奶奶是我家的邻居，人很善良。小时候，我父母在外面忙生计，家里孩子多，五个小孩的中午饭没人做，她来给我们拌面疙瘩，或者把家里的饭端来。就是村里一位很普通的老年女性。

在村里人的闲聊里，我听说了焕云奶奶去世前的日子。那时的她总离家出走，她的丈夫，一个性格有点古怪的人，用惩罚来规训她——不给穿衣服，捆在树上，关在小屋里，每天只送点吃喝。她的女儿还算不错，每个月还来几次，帮她洗漱照料一下，但总归也已经嫁了人，不可能带到婆家一起生活。后来应该是丈夫折磨她到了一定程度，没了吃喝来源，人就走了。

最后见到她那几年，大概是2010年前后，我已经在城里读书，每年回村也就两三次。碰到她，她还能认得我，披头散发的，一个人坐在那儿喊我的小名，笑嘻嘻地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后来再见到，她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手扒着门。我喊她，她已经认不得人。

她对自己遭受的苦难是无意识的，见人就笑。看到她的样子，我会很苦恼，脑子里也会有疑问，哎呀，这么可怜，老人们面对这种生活该怎么办？当时有过挽救她的想法，但这终究是在我（当时）生活了二十年的熟人社会。她有儿子，有家人，即便报警也没什么大用处，还是要有一个地方供养她，可能还会给她的家庭带来更多麻烦。想来想去，挺无力的，我意识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她患上的应该是老年痴呆，发病时还不知道有没有七十岁，就是个很自然的老年疾病。如果在城市，通过服药或者别的手段就能缓解。但在农村，面临的就是那种处境。

我前二十年一直生活在李村。太长时间在这里，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太常见了。但进入城市后，听说了焕云的去世，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晚年好像不该是这样的。

我在研究生课堂上跟老师说，想写自己村里的老人，被完全否定。那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学者，他说，写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农村老人都厉害得很，还开展助老活动，你怎么还要写他们可怜呢？我当时心里有点打鼓，问自己写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但又想，我们村里老人并没有这些呀。

实际上，我对农村老人的体察从我外婆、奶奶的去世就开始了，那是一种刺痛。

外婆和奶奶都是在农村的家里去世的。我外婆是食道癌，她也算一定程度的独居老人，即便孩子们也在村里，但都分了家。因为没钱到医院救治，整个家庭，包括我家，眼睁睁看着她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直到逝世，人走的时候只有72岁。我记得特别清楚，她病了之后，我买了两袋单价五六块的牛奶打算给她喝。但她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我很难过，李村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有一个老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想吃一块牛肉，孩子没给买。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最后的愿望怎么能是想吃一块肉呢？

后来到了我论文开题的时候，有教授仍在说，“像你这样描述老年，那我们都不敢老去了。”我当时说，那是因为你们没在农村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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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后读硕士，趁放假，我专门到村里走了一下，发现起码一半的老人仍住在“老人房”——搭在儿子家房前屋后，或者自家承包田里的一种简易房。

一个老人独自住到了庄头（村庄的边缘地带），我觉得奇怪，他原来住在村子中心，怎么自己跑到庄头住了？一问，房子分给了儿子，自己没地方住了。

有一间屋子我印象很深，靠着国道，孤零零的。在我们这儿，盖房基本都用小的红砖。那个房子用的是十几厘米的大砖，不遮风。房子离村子有一段距离，没通电，用煤油灯。我往屋里看了看，里面非常脏，黑乎乎的。那老人就坐在这样的房子底下晒太阳。当时我就想，哎呀，怎么这么可怜。

村里这样的屋子慢慢多起来，庄头成了“老人房”聚集点。零零散散的，三五家老人聚集在一片田里，各自盖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前面再搭一个低矮的小屋，就算厨房。

我从小对老人们闲聊的那个场域很熟悉，夏天在路边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家就聚起来。但随着不停分家、分家，老人慢慢都到了村庄边缘——农村里有宅基地，位置固定，数量有限。一个儿子结婚，就分一次家，老人必须提供一个宅基地。分到最后，无地可供，很多老人就把仅有的宅基地留给最后一个儿子，自己出去搭个房子住。

老人的地位和价值感就跟他们的屋子一样，往边缘地方去了。

村里以前有个老队长，算是一个乡绅，前半生很辉煌，但后来他和儿子都因病去世了。乡绅的权威开始消散，他儿媳将生活的不满发泄到了还在世的婆婆身上，也就是老队长的妻子。在难以调和的代际冲突里，老队长的妻子最后自杀了。

我最终在书里删掉了这部分，觉得对老队长的儿女来说，可能不公平，因为在农村，没有人活得容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绝不仅仅归因于个人。但又觉得遗憾，老队长一家的命运，其实与中国农村的变化相互照应——农村衰弱，乡绅落寞退场。

常听到年轻人对老人的一种说法，“你天天在村里呆着，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说什么说。”现在外部社会变化那么剧烈，老人们跟不上，不懂，就彻底失去了地位，过去对老人的孝道和权威的东西很难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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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汲取的最后一环

我从2010年开始做调研。在“老人房”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村里的老人回答，“干嘛盖好的房子？自己手里有点钱，还是活的。如果把钱花到房子上，就是死钱了。我又没有收入来源。”在城市有退休金，在农村，老人们只能用那些钱应对所有风险。

地就那么多，在李村，人均3亩承包田。子代如果想多耕种，多积累财富，就希望父母尽可能提前“退休”。

但在农村，是没有“退休”这个概念的。访谈的时候，我听说，村里有个老人，儿子想种他的地，或者换个说法——强行霸占，要求老人做土地公证，被拒绝了。儿子就开着拖拉机，直接到他父亲的三亩承包田里去耕种。

结果老人就躺在拖拉机的前面说，“你要想来耕，就先把我轧死。”这家儿子真的开拖拉机轧了过去，好在老人最后逃开了，人没死。我问那个老人，为什么要这么激烈？老人说，“那也是我活命的钱。”

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我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老人的困境，而是在皖北农村的群体性生存困境。不劳动，意味着要被儿女赡养——被赡养的日子多数并不舒心，是失去自由的。

在2010年以前的李村，赡养老人，儿子需要每年定量提供粮食，但老人没有零花钱。有个老人就自己养了几十只小鸡，想卖鸡蛋赚钱。但儿媳妇不允许，说，“我们给你粮食是让你吃，不是用来喂鸡的；如果你喂鸡，再给多少粮食也不够吃。到时候该到处说我们给的不够了。”

老人说只要给够粮食，即便不够吃，也不会再要。但是儿媳依然不愿意，觉得老人为了养鸡，还到处去捡别人的庄稼，外人看了还以为自己不孝顺，糟蹋自己的名声。最终老人不得不卖掉了小鸡。

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实际上老人们一直是被汲取的状态，被子女汲取，学术上叫“代际剥削”。但他的子女其实又是被城市剥削的，没办法再剥削别人，只能去剥削自己的父母，农村老人处在被汲取最底端的那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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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的时候，一年学费3800，拿不出来，只能从信用社贷款。二妹辍学了，到南通一个纺织厂打工，我小妹成绩还不错，本来能考上很好的初中。但我父母说，“你不要再上学了，我们已经上怕了。”

那几年我们过得确实很苦，城市改革开放，农村成了支持城市发展的供给地。那时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常态。2003年，我爸到青岛务工，干了半年，只挑着几个锅碗回了家，被欠了工资。他很苦闷，但也只能认倒霉。那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意识，觉得农民的生活不该这样，但还只是个学生，刚读完本科，不知道能做什么。我父母一点都不懒惰，劳作非常辛苦，为了供我，我爸当时还在村里卖棉花。

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在城里生活，但想改变他们的生活，还是感到无能为力。我父亲快80岁了，有肺气肿，身上的病不少。母亲也75岁了。前几天，他们还在田里打农药，种着七亩地。他们在农村过了一辈子，不愿意离开。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就是现在农村的常态，老人务农。

我有个大娘秀娥，是在李村的远亲。很要强，老伴过世了，她一个人拉扯一儿一女，为了给孩子结婚盖房子，她常年去捡别人庄稼地里没人要的小麦、红薯。结果儿子结了婚，儿媳和秀娥总因为生活琐事争吵，常吵到邻里亲戚来劝。

“大不了鱼死网破。”秀娥感到挺绝望的，觉得自己当牛做马一辈子，老了却被嫌弃，自己没了价值。后来她自己搬进了老人房，那房子小小的，条件也不好。

几年后，儿子儿媳要进城打工，和秀娥之间的矛盾反而缓和了——儿子的空房子要看，孙女也留守在村里，交给秀娥接送上学。秀娥成了空巢老人，孙女成了留守儿童，但她也乐得照看孙女，毕竟自己又变得有用起来。但另一个层面，秀娥仍然是为子代服务的。

在钱上，秀娥分得很清楚，孙女在家里花的每一笔钱，她都记在账上，等着儿子回家结算。

在李村，像秀娥一样的老人很多。最近几年，新一代农民进城务工，两代人之间形成了清晰的交换关系。很多老人给子女带孩子，甚至会讨要工资。我接触过的一家老人，给自己女儿带孩子，女儿每月给他开1500块工资。

“知道儿女靠不住，还不如直接给钱。”当两代人之间的情感转化成金钱的价值流通方式，李村老人并不会展现出失落。

他们对子女不再抱有期待，老人早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在农村，只有送终，而无养老。这些钱对他们来说，未来或许还可以用来跟儿子做交换。有的老人想，等自己更老了，病了，用这些钱来购买孩子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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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乡删掉三万字

即便是这样，对于农村父母来说，给儿子娶媳妇仍然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有房子，才能娶到媳妇。

我的亲戚刘叔有三个儿子。为了给三个儿子盖房，刘叔夫妇到外面去捡垃圾，一个一个地（给儿子）把钱攒出来。我写论文上他家做访谈时，刘叔夫妇已经将近七十岁，到一千公里外的厦门捡垃圾，已经捡了十几年。写这部分的时候，我感觉生活真苦。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违反了普通人的生活认知，但在农村，儿子们会觉得理所应当，甚至兄弟之间还会攀比——你给他盖房子，也必须给我盖。对于前两个儿子，刘叔夫妇先找亲戚朋友借钱，把房子盖起来，然后他们去捡垃圾还钱。捡垃圾的十年中，他们很少回村，过年过节我也没见过几次。跟亲戚们说起来的时候，刘叔夫妇总说，“在外面日子过得很好，到处都是垃圾，随便捡。”

但其实他跟我母亲说，“你不知道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别人吃剩的鱼，都烂掉了，他们捡来吃。直到小儿子的房盖好了，娶上了媳妇，刘叔的任务结束了，才回到李村。

如果一对农村父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村里人会用谴责的目光看他们，说这家父母懒惰。因为在以前的乡村社会里，如果一个没结婚的人过世，是不能进祠堂的，他不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现在没有祠堂了，村庄里还在沿用这样的规范，它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规民约。不光在李村，整个中国农村都是这样。

结婚成家的事曾经困扰了我六年，从大学毕业直到读博一。但我不是因为进不了祠堂，女性本来就不能进祠堂。女儿没有继承权，不算个“人”，父母没有义务负责女儿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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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面对的现实是，到了适龄还没结婚，在农村是个谈资。不会有人面斥，中国人不习惯这样，通常是背后议论。这个压力会通过我父母传导给我。

他们不会忍心说，“你不带对象就不要回来”，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忧愁的。有时候聊天，我母亲听人家说，“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也嫁不了人，成老姑娘。”

这肯定会有价值感上的落差。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工作，那段时间特别茫然。工作上觉得自己是个还可以的人，但回到农村，大家的评价就只是“还没结婚”，人的社会地位在这时候是被悬置的。

县城已经是我逃到的一个地方，回村舆论压力更大。当时我回家就不出门，待三四天后赶紧找个理由逃走。但我离开了，父母还在村里，不得不面对。我特别理解父母的压力，给孩子结婚，这就是中国农村父母的任务和宿命。

在李村，儿子结婚了就要分家。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哥结了婚。当时家里应该也有矛盾，没有哪家分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分完的。

结婚之后，我终于不再害怕回家了。我和我爱人是在相亲网站上相识，他只带了两万块彩礼去我家。当时村里彩礼的行情是“一动不动，万紫千红”——动，是汽车；不动，是房产。万紫千红，一万张紫色的五元钱，一千张红色一百元，还有一张绿色的五十。都要备齐才能结婚。但面对两万块的彩礼，我父母没有微词，他们希望我尽早嫁人。

其实“万紫千红”已经不能约束我了，但总还是要给我父母面子。村里人都围着看，想着这家的女儿都读了博士，究竟能拿多少彩礼，实际上就是一种攀比。毕竟这就是一个乡土社会，各家对各家的情况都太清楚了。

我爱人也是农村出来的，择偶的时候，面对一个律师和我爱人，最终我选择了他。我觉得和城市的男孩子相处压力比较大。

进城后我很长时间无所适从，觉得融不进去，外表也土，这种自卑让自己单身多年。后来逃回校园读硕士，结果自卑又加一层——同学们都那样优秀，年纪比人家大不少，还学无所成，个人问题也没解决掉。

很没有归属感，在城市里，我是一个漂荡的人，一个无根的人；在村庄里，是被谈论的人。我那时候写：我是一个无根的漂萍，漂到哪里就算哪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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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硕士之前，我曾短暂到农村工作了一阵。那时才意识到，和老人们待在一起，我才是松弛的。乡村的一切我都那样熟悉，城市里的巷子和路，总感觉长得都一样。

这后来跟我的学术兴趣互相影响。我从乡村到了城市，心里总觉得那地方牵着我。但再回到乡村，其实是痛苦的。老人说话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听了，为什么我把书名叫做《倾听暮年》，因为他们就是失语的。

我想呈现农村老人怎么面对老去，怎么维系自己与子代的关系，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

在书里，我删掉了三万字。里面涉及很多家庭中的代际冲突，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最终我只呈现了一部分。人们对农村有很多想象，父慈子孝，和谐静好。但他们生活的核心场景之一——家庭，成为了一个斗争的场所，充满了代际冲突和价值交换，这不是温情脉脉的。里面的残酷回避不了，如果回避了这一块，就回避了我认为最真实的东西。

其实我会感到遗憾，但还是决定删掉一部分，因为子代还要在村庄生活，我不想伤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这次的观察有十年之久，中间也有一些乐观的变化。我生了孩子后，融入到一些随儿女进城的老人中。他们对儿子、儿媳的抱怨慢慢变成，“哎呀，他们非要让我死在城里才开心，也不放我回村。”我听到这个是有触动的，意识到农村老人在生活上也有了主动性和理性。

回李村后再看，不少老人跟子代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缓和，搬离了“老人房”，帮外出务工的孩子们看孙子，找回了一些价值感，生活上也多少拿到一些补贴。

但对老人的关注还要更快，更多。泗县（李村所属县）2021年人口普查公报中，65岁以上人口超过11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4.6%。老人们等不及的，一些人正在悄无声息地死去。在李村，有个老人自己去卫生所看病，液输完了，睡着了，没人照顾，血管回血，死掉了。

另一个冬天，一个大爷和老伴分别给两个儿子看家，一个人住一个儿子家。结果大爷去世了，都没人知道。直到第二天中午，他爱人去喊他吃饭，发现人摔在地上，已经走了。

“人老了不就是这样嘛”，“睡一觉，安安稳稳地直接死掉，就是最幸福的”。围坐在村边，聊起来，老人们神色跟往常一样。

（文中焕云、秀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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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记录的与删掉的：一位社会学者故乡的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