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与灵寿城
◎马东明
河北，历史悠久，文明璀璨。五千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在涿鹿大战，实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掀开了中华文明史的新篇。三千多年前，西周建国，再融华夏，为开疆拓土、巩固政权，推行了分封制，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城市化进程，诸夏族群观念始成。从此，河北大地上不只有燕赵，还有中山。当时，石家庄一带建立了中山国，都城曰“灵寿”。中山建都灵寿，使“灵寿”二字，实现了由植物名称向国都名称的转变，成为了地域名称，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扑朔迷离的中山国
由于年代久远等故，至今未发现关于中山国完整的史书记载，对后人研究中山国造成了一些困惑。战国哲学著作《荀子·儒效》有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有述，齐僖公二十四年（前707年），周大夫富辰谏周襄王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从中或能窥见中山国源头的影子。中山国的身影，伴随着列国纷争，在多部古书中时隐时现。或战争、或外交、或商业、或社会，于只言片语间，彰显着辉煌与尊严。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真定府部考》载：“灵寿，周、春秋属中山。”说明西周和春秋时，灵寿一带已有中山。魏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与训诂学家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载：“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古时标点使用与今有异，但该记载至少能够说明：春秋中山为姬姓。
先秦史书《左传》有载：“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燎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四年，指鲁定公四年，即前506年。这是《左传》对中山的首次记载，也是迄今中山见于史的最早记录。此次召陵之会的组织者为周天子的代表刘文公，实际牵头人是春秋霸主晋国的主帅范献子和副帅荀寅。荀寅即中行文子。范氏和中行氏是当时晋国六卿的实际当政者。卫国灵公参加了召陵会盟，因与蔡国的座次问题展开了外交斡旋。最终范献子支持了卫灵公，卫国先于蔡国歃血为盟。从“中山不服”推断中山国未参加此次会盟大会。《左传》【经】记载前506年参加召陵会盟的十八国为“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中山不服”没有参加召陵会盟，与史书记载相符。可见，中山国与晋国六卿的当政者范氏、中行氏及卫国灵公等不属于同一个阵营。
《史记·赵世家》载：“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纳，居戚。”赵简子，即晋卿赵鞅。晋定公十八年，即前494年。前493年，卫国国君卫灵公去世，赵鞅送卫太子蒯聩回国继位，卫不纳，蒯聩居戚。《左传》又载鲁哀公二年 (前493年)“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古代，大同太，大者太也。卫大子，即卫太子蒯聩，卫灵公之子，春秋时期卫国第三十任国君，因密谋诛杀卫灵公夫人南子，失败后，得罪卫灵公，被迫出逃投奔晋国赵氏。“三年春，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三年，指鲁哀公三年，即前492年。这是《左传》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载中山。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晋国赵简子与范献子、中行文子是对立的两个阵营，晋国赵鞅是卫太子蒯聩的支持者。卫太子蒯聩居戚，“齐、卫围戚，求援于中山”，说明中山国与晋卿赵鞅、卫太子蒯聩同属一个阵营。齐国则是当时卫国国君卫出公的支持者，与齐卫两国都参加了召陵会盟相符。卫出公姬辄，为卫太子蒯聩之子。《左传》再载：【经】曰“六年春，晋赵鞅帅师伐鲜虞。”【传】曰“六年春，晋伐鲜虞，治范氏之乱也。”六年，指鲁哀公六年，即前489年。赵鞅在解决掉范献子、中行文子之乱后，为惩治鲜虞帮助范献子作乱，率领军队攻打鲜虞，不久鲜虞国灭。可见，鲜虞与晋国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同属另一个阵营，与赵鞅阵营对立。“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太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十有六年，指鲁哀公十六年、卫庄公二年，即前479年，卫庄公蒯聩，离开戚地回国复位，赵鞅阵营在角力争夺卫国中胜出。说明，春秋时期，中山和鲜虞为同一时期、分属不同阵营的两个国家。
中国史学的权威著作司马迁《史记》中，对战国中山作了频繁而又零碎的记载。《史记·赵世家》载：“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顾。”十年，指赵献侯十年，即前414年。“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元年，指赵烈侯元年，即前408年。“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十一年，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十年、十一年，指赵敬侯十年、十一年，即前377、376年。“六年，中山筑长城。”六年，指赵成侯六年，即前369年。“十九年春正月。王北略中山之地，……。召楼缓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吾欲胡服。’‘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 二十一年，攻中山。”“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指赵武灵王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即前307年、306年、305年、303年、300年。从中可窥见，中山国与赵国的大致边界。“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三年，指赵惠文王三年，即前296年，中山国彻底灭亡，纳入赵地，末代中山国君王尚被赵国迁往肤施，赵国南北大通，腹心之患消除。
《史记·魏世家》又载“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十七年，指魏文侯十七年，即前408年。《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司马迁所述战国中山，尽管文字零碎简略，却可从中窥见，处于同一时代的魏、赵、中山，魏、赵称“侯”，而中山称“公”。在周代分封建国方面，“公”是高于“侯”的等级存在。同时还可窥见，战国中山的兴亡成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注》亦有载：“唐亦中山城也，为武公之国，周同姓。”《史记·魏世家》有载：“魏之先，毕公高之後也。毕公高与周同姓。”《史记·韩世家》又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据此类比，说明战国中山之与“周同姓”，亦姓姬氏，且与周同族。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的时代。除了江河日下的东周王朝外，在众多诸侯国中先后有十一国称王，分别是：楚、吴、越、齐、魏、秦、韩、赵、燕、中山、宋，加上东周，共十二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十一个王国立了传，除东周和秦为《本纪》体裁外，其余九国均为《世家》，唯中山无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由此可见，司马迁以“世典周史”的家族底蕴，对中山国情的熟知程度非同一般。以司马迁掌握史料之丰富、著作史书之严谨，司马氏祖上多年相中山积累的中山资料之繁多，而独不为中山作传，应非疏忽所致，当有刻意之嫌。至于原因，或许就隐藏在《太史公自序》当中，即与司马氏相中山有关。
几建几灭的中山国
我们常说，中山三次建国，灵寿两次为都。三次建国指的是：春秋中山分封建国，战国中山武公居顾，西周桓公徙都灵寿。灵寿两次为都指的是：春秋中山，被分封为子爵，建都灵寿城；东周分封的公国小西周桓公，在武公中山覆灭后，又重新建立的中山国，国都弃顾而定于灵寿。春秋中山，分封建国，前491年左右亡于晋国内乱。武公中山，前414年建国，前408年魏将乐羊伐中山，都城顾被攻破后，中山君退守灵寿城，406年灵寿城被攻破，中山国亡。桓公中山，前380年建国，经过桓公、成公、王厝励精图治，夹缝生存，在王厝时五国相王，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后经姿王、王尚，一路下坡，于前296年亡于赵武灵王。如此算来，中山国三建三灭，期间灵寿两次为都。
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最完整的一部史学著作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专门辟有《中山国策》，收录有《魏文侯欲残中山》《犀首立五王》《中山与燕赵为王》《司马憙使赵》《司马憙三相中山》《阴姬与江姬争为后》《主父欲伐中山》《中山君飨都士大夫》《乐羊为魏将攻中山》等九篇关于中山国的文章，展现了中山国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了研究中山国的重要史料。其中《中山君飨都士大夫》载为：“中山君飨都士，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随其后者，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飡饵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叹曰：‘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士二人。’”《中山君飨都士大夫》，让我们知道了中山美食“中山羊羹”的巨大魅力和“分一杯羹”的成语来源，认识了中山大夫司马子期不光彩的叛国者形象，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存在的个人荣辱大于国家利益的狭隘人生价值观，抑或是司马迁不给中山国立传的原因之一；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等同于“雪中送炭”的深刻道理，读懂了一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人故事。
召陵会盟后，吴国王阖闾联合蔡、唐两国，趁楚国被孤立之机，发动了伐楚之战，攻破楚国都城郢。楚国遭受破都打击，国力大为削弱，一时无力北上中原。《左传·吴入郢》载：“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庚辰，吴入郢。”冬，指鲁定公四年冬，即前506年冬，记载的就是吴伐楚破郢之战。晋国在召陵会盟后，卿族火并，互相攻伐，春秋中山于前491年前后，亡于晋国内乱。《战国策》记载了前490年至前221年之间的一系列诸侯国间的重要事件。依《战国策·中山策》记载，中山国也曾被楚国攻破，中山君逃亡避难，时间应在战国中后期。《史记·秦本纪》载：“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八年，指秦昭襄王八年，即前299年。记录的是赵国军队持续攻打中山国，前299年攻破中山国都灵寿，中山国君姿王外逃至齐，后死于齐国。赵国新立中山国君，即中山王尚。
《中山策》与《秦本纪》记载的中山国都被攻破、中山君狼狈外逃事件，是否为同一事件？如是同一事件，司马子期游说的当是赵国。如赵武灵王所说，中山国是赵国的腹心之患。赵国一直怀有伐灭中山国的动机和决心，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更是具备了攻灭中山国的实力。赵国正缺一个有人带路、里应外合，消除腹心之患的机会。司马子期的投奔，正好投其所好。而不是赵国投司马子期之所好，为了区区一杯羹，动用国之重器灭一国。《史记·魏世家》记载：“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指的是魏惠王二十八年，即前343年。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按：“魏文侯灭中山，其弟守之，後寻复国，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为赵所灭。”记述了魏赵灭中山，期间无楚灭中山的记载。
如《中山策》与《秦本纪》记载的中山国都被攻破、中山君狼狈外逃事件，不是同一事件，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历史公案，对“楚伐中山”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直雄霸南方，与北方小霸中山国相距甚远，间隔数国。楚国为间者说而跨越多国土地，攻伐中山且取得成功的难度可想而知。战国初期，魏文侯伐中山，借道赵国，赵还在许与不许之间，何况楚国。按战国地理分布推断，楚国跨越韩赵魏土地，长途跋涉，征伐中山，单是外交层面的可行性就无法保证。况且楚国最强大时期，其势力也没能深入中原，更别提跨越黄河了。战国时代灭国动机就是获得土地。即使楚国在外交层面勉强过关，派军队长途奔袭，远离国土作战，攻灭了中山国，也守不住中山国土，空耗国力，而无寸土之功。魏灭中山，而中山复国，终归于赵，就是最好的证明。楚国作为周代大国，楚王作为大国国主，为了一个叛国者的不光彩言辞，冒着巨大风险，克服巨大困难，派出大批军队攻打一个自己无法获益的国家，不是楚王无知，就是楚国无知。不免使后人对楚伐中山的可行性，在多个层面上提出质疑。
战国末期吕不韦组织人员编著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之《先识》篇记载，晋太史屠黍见晋乱而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於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驎、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这就是古书记载的著名的屠黍预言。《战国纵横家书》之《须贾说穰侯》记载：“燕、赵之所以国大兵强而地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国隋以亡。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毋为也。”中山亡国，深刻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于国如此，于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中《滱水注》有载：“滱水又东径左人城南。应劭曰：左人城在唐县西北四十里。县有雹水，亦或谓之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谓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唐水，因复谓之为广唐城也。《中山记》以为中人城，又以为鼓聚，殊为乖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东二十里有故中人城。”此或为战国“中山国”名称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地理视角的合理解释。
瑰丽壮烈的中山王
上世纪70年代，中山王陵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以大量孤品、珍品震惊中外，为我们提供珍贵史料的同时，将一个极其瑰丽壮烈的文明古国呈现世间。
独有无双的珍宝：刻铭铁足铜鼎，刻有长达469字铭文，记述了中山伐燕事件，是我国发现的刻铭最长的一件战国器物，有力地证明了中山国已跻身强国之列。十五连盏铜灯，高82.9厘米，是出土的战国时期最高的灯具。金银错兆域图铜版，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缩尺制图和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质建筑平面设计图。还有两壶保存了2200多年，仍品质良好的酒，成为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酒。这些无双文物，显示了中山国制造业、建筑业、工商业、娱乐业和饮食文化的高度发达，印证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内容。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如此高度发达的中山文化，没有久远的实践积淀，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达到如此水准的；亦不是当时北方某个少数民族所能具备的；更不是汉族以外的某个民族迁徙至此，在短短百年之内就能创造的。中山文化脱胎于周文化，才是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中山王陵出土的璀璨瑰宝，见证了周文化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向边疆扩散传播的过程；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石家庄一带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至于中山王陵出土器物所透露出的少数民族元素，恰恰体现了周文化的兼容并蓄、闳瀚雄大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互鉴交融。就如秦末汉初，河北人赵佗在岭南百越族集聚区，建立的南越国文明一样，依然是民族融合基础上，中原汉文化向边疆区全方位的传播与传承。
其他珍贵的文物：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错银双翼神兽、银首人俑铜灯、中山侯钺、中山王厝方壶、中山嗣王圆壶、山字形器等大量文物，都是珍品中的珍品，文物中的文物，为我们研究中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和周王室的关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依据。
中山侯钺铭文曰：“天子建邦，中山侯㥯。作兹军钺，以敬（警）氒（厥）众。”说明中山国是周天子分封的建邦国，中山国君“㥯”曾被周天子封为中山侯；同时，也说明中山国被周天子授予了征伐大权，中山国在公国之前还经历了一个侯国时代。在整个周代，只有周王才能称为天子。“钺”是天子的象征，王权的代表。中山国被“天子建邦”，且被授予军“钺”，即肩负着代天伐罪之责，成为了周礼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中山刻铭铁足铜鼎铭文记载的中山国以“正君臣之位”为名伐燕，得到周天子嘉奖。即：“今吾老赒（宰相司马赒）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枹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诸侯皆贺”。就是这种荣誉、职责和权力的有力证明。《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周武王举行祭祀大典：“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武王姬发弟，采邑在周。毕公，姬姓，名高，周文王姬昌第十五子，武王异母弟，受封毕地。“把钺”者身份之高贵可见一般。有资格“把钺”之人，当少之又少。“毕公钺”或为“中山钺”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能，亦为中山国提供了一种身份佐证。
中山王厝方壶铭文中有“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内容，是中山国世系的一种表述。桓祖为王厝祖父桓公，成考为王厝父亲成公。《说文》有载：“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皇祖：远祖，为高祖以上的祖先。《尔雅·释亲》有载：“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高祖以上的祖先，始王者，才能称为“皇”。《释亲》远远超出了中山武公、桓公、成公、王厝的世系范围。战国中山始王者为“厝”，此处之“皇”显然不是本人称本人。《国语·晋语》有载，卫庄公在铁丘之战中，面对人数众多的郑军时曾祷曰：“曾孙蒯聩以谆赵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灵公，”此皇祖为周文王，烈祖为文王子、武王弟康叔，襄公、灵公分别是卫庄公的祖和父。这为我们理解中山王厝口中的“皇祖文武”提供了例证。
中山王陵的考古发掘，出土了19000多件重要文物，穿越了2000多年的历史长空，向世人展示着中山古国的辉煌历史、中山国都的恢宏大气、中山文化的璀璨多姿和中山国民的勤劳睿智。以文物的形态，再次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山多美物”所言不虚。中山在向我们走来，还将继续被证明。
名贯千年的灵寿城
西周时，中山立国，筑城建都，都城名曰“灵寿”，或取自“灵寿木”，寄托了古人希望此地“地灵人寿”的美好愿望。都城定名，使得“灵寿”二字，实现了由植物名称向国都名称的华丽转变。从此，“灵寿”成为了一个地域名称，被固定下来，沿用了三千多年，历尽沧桑，丝毫未变。我们美丽可爱的家乡，至今还美名“灵寿”，在全国地域名称中亦不多见。“灵寿”二字，成为了灵寿人民最闪亮的文化语言和文化符号。
先秦谱牒著作《世本》中《居篇》有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即指前414年中山武公建都于顾，前380年中山桓公复国于灵寿。西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有记，周考王元年（前440年），“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史记·乐毅列传》又记：“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东汉班固《汉书·常山郡》有称：“灵寿，中山桓公居此”。《汉书·古今人表》又称：“中山武公，周桓公子”“西周桓公，考王弟”。南朝刘宋裴胭《史记·集解》徐广述曰：“中山武公者，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北魏《十三州志》有记：“灵寿，中山桓公所都”。唐杜佑《通典·古冀州》有述：“灵寿，本中山国之都也，汉旧县，故城在今西北”。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例最完整的古代类书清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职方典·真定府部纪事》有云：“威烈王十二年（前414），封西周桓公子为中山公。鲜虞既灭，周乃以封桓公之子，是为中山武公。”
在亘古长存的苍茫时空中，在逝者如斯的历史长河中，灵寿有幸成为了古都名称，见证了中山古国的辉煌与苍凉，在燕赵大地上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以特有的睿智神秘，默默地注视着芸芸众生，静观熙熙来往，淡看扰扰纷争。广阔丰富的中山古都遗址区，跨越了行政区划，喊出了历史声音，告诉世人一个响亮的名字“灵寿城”，这才是历史本真的定义。高大巍峨的古城墙，印证着灿烂文明，以巨人般的身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托着一个文化厚重的称谓“故城”，这才是传承至今的名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云：“《史记》称魏文侯使乐羊灭中山，盖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而不是其他称谓得其名。
不论历史怎样发展，不论时空怎样变换，也不论社会如何进步、研究如何深入，“灵寿”作为中山国都城的名字，是中山国研究过程中永远无法绕开的现实。也许用“大中山”去看待发展，用“大灵寿”去对待合作，才是尊重历史本真的表现。没有一组文献可以记载历史的全部，没有一套书籍可以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大量文字记述，还要依托考古，或去证明、或去纠正。故城，穿越了时空，顽强地挺立至今，是灵寿人民最浓郁的中山情！
原标题：《【历史灵寿】中山国与灵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