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管理视野 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载于

《管理视野》2022.6

正如《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莉安·泰特（Gillian Tett）2021年在文章中写到的，“绿色的才是好的”（Green is Good）已然成为风靡华尔街的新口号。事实上，随着人们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大家越来越多地期待企业在盈利之余，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开发绿色产品等环境绩效上也有所作为。

企业是否能够积极参与和促进环境保护，既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也受到市场机制的引导。近年来，一些具有明确环境使命的绿色投资在资本市场兴起。这些投资通过市场调节，可能可以成为引导企业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绿色投资本质上是利用财务手段，在最大化股东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环境目标，人们对这种混合了财务逻辑和环境逻辑的实践是否真的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仍然存在疑虑。

疑虑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绿色投资者在企业股东中占的比例太小。现有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可以通过行使股东的治理权，遵循财务逻辑，直接影响企业业绩。但这种直接治理要产生作用，前提是投资者必须在企业中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在环境保护领域，绿色投资者往往因为在企业中占的股份太少，无法通过直接治理来影响企业的环境绩效。鉴于这种情况的普遍性，本文探讨了直接治理之外的另一种解释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机制：间接的规范性社会影响。

01_

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

规范性社会影响

所谓规范性社会影响，指的是在社会规范的引导下，人们为了获得他人的接纳、认可和喜欢而采取某种行动。本文的作者指出，尽管绿色投资在企业直接治理层面的影响力可能有限，但是它可以通过塑造诸如“绿色的才是好的”等社会文化规范，促使企业为了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商誉，参与环境保护。这种影响产生的具体原因有两方面：

//道德原因

绿色投资不仅仅为企业提供资金，更是一种传播社会文化规范和环保意义的工具，帮助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体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环境目标的重要性。由于绿色投资者直接或间接地宣传或游说，企业管理者可能会采取一些环保措施，以期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例如，福特公司的高管团队就受到一些绿色投资者的影响，设立了碳排放目标，并停止资助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组织。如果仅从直接治理的角度理解福特的行为，这些绿色投资者在福特所占的股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所以社会文化规范起到的道德引导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工具性原因

除了宣传绿色环保是企业的道德体现和社会责任外，绿色投资者还致力于将环境目标与商业目标联系起来。例如，他们强调环境可持续性会成为企业的一个战略契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赢得商誉，甚至帮助企业在国家出台更严格的环境法规之前就做好前瞻性布局，最终减少企业的合规成本。在这样的宣传下，更多企业认识到提高环境绩效不仅是道德体现，还是一种有助于其长远经济利益的合规行为，应该积极参与。

02_

绿色投资者建立

社会规范的渠道

绿色投资者是否可以成功通过规范性社会影响推动企业提高环境绩效，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效建立起社会文化规范。这并非易事，因为对企业来说，盈利和环境保护在目标和实现手段上都截然不同。这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组织，在加强企业和公众对环境逻辑和财务逻辑的兼容性的认识方面发挥“中介人”的作用。这样的组织被称作“边界组织”，他们熟知企业盈利和社会责任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可以帮助企业理解财务逻辑和环境逻辑的区别与联系，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工具来推动企业参与环境保护。

本文的作者提出，社会投资论坛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方组织。社会投资论坛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投资人士，即绿色投资者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投资论坛在1984年成立于美国，致力于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投资提供支持。自那以后，社会投资论坛在世界各国涌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提高财务逻辑和环境逻辑的兼容性。例如，一些社会投资论坛致力于在其所在地区传播绿色投资的信息，提高公众对绿色投资的认识；一些致力于促进企业与主流投资者和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此来支持绿色投资；另一些则致力于为具有环保意识的员工提供文化资源，让他们接受绿色投资，进而带动公司的转变。在这些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全社会会逐步形成环保观念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例如，企业不应该只追求财富最大化、企业应该致力于履行环保和社会责任、利用财务和金融手段可以有效达到环保目标等等。

03_

数据与实证分析

作者分析了2002-2013年来自20多个国家3706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集合。这些公司均匀地分布在不同行业。在地区分布上，这些公司主要来自美国（35.93%）和日本（14.65%），也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韩国等国的公司。中国公司的数据仅出现在2010-2013年这个时间段内。

作者从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ASSET4数据库（现改名为路孚特 ESG）收集了企业环境绩效数据，该数据涵盖减排、环境产品创新和资源利用效率三个方面，是数据库分析员基于136项公开数据汇编的一个综合评分。国家层面的绿色投资的衡量方法是用绿色投资基金总数除以该国所有基金数量，这些数据来自彭博（Bloomberg）数据库。作者还从其他多个数据库中收集了其他变量，包括路孚特Worldscope数据库、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竞争力报告、慧甚数据库（FactSet）和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

作者用了固定效应最小二乘线性回归（OLS）模型来验证假设，与其他建模方法，例如广义线性回归（GLS）模型相比，固定效应OLS模型能够更好地处理公司层面的差异。

04_

研究结果

//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

作者发现，尽管绿色投资在投资基金中占的比例不到1%，它依然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正面影响。绿色投资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环境得分增加6.17分（满分100），相当于一个标准差的19.1%。在成立了社会投资论坛的国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更大……

□ 原作者/颜世鹏（香港大学助理教授）、Juan (John) Almandoz（西班牙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教授）、Fabrizio Ferraro（西班牙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教授）

□ 改写者/王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 图/视觉中国、Pexels

□ 本文改写自全文：The Impact of Logic (In) Compatibility: Green Investing, State Policy,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21, 66(4)903-944.

IFBK 0817 The End

原标题：《在不同国家的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有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