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讨论的是人类群体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育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前人的尝试中得到哪些经验？分析出哪些局限？我们如何对这个状况进行探索？通过什么样的实践去解决围绕生育的种种问题？
一、为什么讨论育儿？
以往我们将生育看作是一种生物和自然性的行为，仅在生物学层面上讨论生育问题，将生育认定为是所有生物都会进行的一项行为和行动，而忽视了其实人类已经围绕生育建构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规范。这一系列制度，包括这个制度形成的各种的文化——是否生育、谁来养育、如何培养、何为父母的标准等——对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们发现，女性群体往往被嵌入这些制度和社会规范之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困境”。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察有着不同的答案。
二、不同女性主义者对生育困境的思考
1、18-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生育问题的模糊态度
在我看来，18-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待育儿问题的态度是模糊的。因为人们受到卢梭的影响，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可以建立道德，形成人与人的交往。女性主义者，无论是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还是穆勒，在与自由主义者的对话中，强调的都是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可以建立道德，参与公共领域并拥有权利。她们呼吁女性走出家庭，社会也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活动中，去拥有自己的财产，但对待生育的态度非常模糊。
自由主义女权的代表人物：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
在18-19世纪中，人们认为女性要像男人一样走出去。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提出了反思。当女性不断地走出去，超越私人领域参与到公共事务活动中，家庭内部的分工要如何解决？21世纪很多的精英女性会通过商业购买的方式，让另外一群女性去帮她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解决办法看似解决了精英女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后者家庭中的育儿问题。
20世纪自由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弗里丹倡导公共领域工作女性的工作权和平等就业权。这个在今天看来得到大量支持的观点，在当时受到很多家庭主妇的反对。因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没有解决生育的问题，却一直提倡女性走出家庭走入公共领域。而家庭主妇由于在家负责生育无法走出家庭，担心自己没有价值，怕被自由主义者瞧不起，便被动员起来反对。
第二波女性主义代表：弗里丹
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这是一些女性主义者对仅鼓励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经济政治劳动但不触及“生育问题”解决的反思，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主义者反对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经济政治活动。
2、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大辩论
20世纪60-70年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间裂变出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发现女性仅仅走出去是解决不了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她们看到了性以及围绕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加诸女性的种种困境——生育、性虐待、性暴力等，她们看到在经济之外的，围绕着性的关系形成的一个不平等的制度。
但对生育制度她们仍有争议，争议的重点在于，生育到底是一种创造力还是一种诅咒。很多人认为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创造力，因为可以创造生命；但由于围绕生育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反而使得生育变成了枷锁。所以很多激进女性主义者会思考不婚不育这个选择。不婚不育可以作为一个个人选择，但是仍旧有大量的群体没有条件去做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在社会的延续中，生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时候她们就转向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生育的问题。
从当时到现在，技术的进步——比如人工受孕、避孕措施等——确实帮助女性解绑了生育的一部分束缚。但直到今天，技术仍然不能完全解决生育的问题，不能解决围绕着生育制度造成的对女性的捆绑。而且我们还发现，技术会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工受孕、代孕等，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问题。
不同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尝试着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生育的问题。她们将生育放在一个劳动的框架下去讨论。
3、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继承了劳动的价值论，认为劳动支撑着整个政治经济制度的运作，并且与人类解放息息相关，劳动甚至可以形成一个新型的社会关系，一种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由此发现了一种新的思考，那就是将生育问题作为劳动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内部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如何把生育看作一种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到除了公共的生产性的劳动外，还有一种生命的劳动。这种劳动在他看来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在今天看来生育就是这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因为人是劳动者，当一个人生育时，实际上就在生产一种劳动力。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提到帮别人恢复劳动力的这种劳动也叫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运作就是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支撑起来的。但是后来马克思主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生产劳动上，忽略了再生产劳动，而20世纪6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就把这一块拿起来重新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创造剩余价值，支持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积累。由于当时大量的家务劳动，包括生儿育女都是在私人领域里面完成的，而往往又是无酬的，所以就被认为跟资本积累无关，并且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于是，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片面的结论，认为家务劳动，包括围绕家务形成的生育问题和性别问题并不重要。
但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被资本主义的生产给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很多方式去证明，甚至去计算家务、生育这种再生产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女性在家中对家人的照料，让家人更好的工作，让孩子更好的成为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她们发现，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被包含在了她配偶的工作中。
正是因为这种掩盖或包含，使得很多资本主义的组织机构可以压缩给予这个家庭的工资。资本家会强调你不需要这么多钱，所以他不付给你，而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利用了女性在家中的无酬劳动。
这种掩盖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它可以转移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现为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性别矛盾。比如工薪阶级里的男性在工厂里遭受种种剥削的时候，他的反应往往不是让工人们团结起来，不是跟管理者形成冲突，而是将这个矛盾转移到家中，对妻子进行家暴。于是我们发现，家庭不仅成了一个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也成为转移劳资矛盾的重要场所。所以我们说，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不可还原的，很多时候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是搅和在一起，甚至是并存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生育放在再生产劳动中，放在跟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去看待的时候，跟其他的女性主义的看法不同。于是她们之间就产生讨论和对话。这种探讨不仅在性别秩序下讨论不平等与困境，更是在政治经济的视角下去看待这一问题。随着探讨的深入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本身也在形塑着生育相关的一系列社会安排（包括性别分工、教育体系）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生育的意识形态）。
4、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生育模式
到了后来，很多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西尔维亚·费德里奇关于猎巫的书籍就做出了贡献并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我们会提到剥夺生产资料。当时土地是生产资料，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这是资本剥削的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谈论过女性是否像男性一样通过离开土地成为劳动力。费德里奇就告诉我们，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实际上是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被锻造的。她在这本书中提到，在中世纪之前，很多女性也活动在各公共领域之中，她们参与修道院的活动，参与炼金和药草等实践，并不只是在家庭中当家庭主妇负责生育和养育的工作。而之所以这些活动被锻造成今天我们熟知的版本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它慢慢形成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需要男性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被汲取的劳动力，通过攫取他的劳动力来获得资本的积累；而女性之所以要回到家里是因为资本家需要女性生育从而提供新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生育支撑起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女性的劳动就像冰山的下半部分，不可见却是基础
在中世纪或者中世纪之前，希腊时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是组织在一起的，是围绕在家庭旁边的一种生计模式。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人们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分开的，家庭和工厂是两个领域，劳动力要离开家庭进入工厂。于是这种“生产-再生产”的分割，可以把男性塞进生产领域，让女性待在再生产领域。所以她认为这种“生产-再生产”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并且通过我们政治和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去影响人们的观念，让人们在出生以后就接受这种观念，习得这种规范，然后再不断去再生产这种模式。
费德里奇提到，当时有很多女性去挑战这种模式，但她们会被贴上巫女的标签受到惩罚或猎杀。通过她的启发，我们可以打破一些迷信，从而意识到性别分工、生育制度、建立在生育制度上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它不是不可变的，它是可变的，并且可再建构的。
《卡列班与女巫》书影
5、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生育模式转变
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的“生产-再生产”的模式进行了分析。比如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形成了男性成为养家者，女性负责生育这样的模式。后来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它会出现各种矛盾，比如生产领域会出现生产过剩，出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产领域产生的矛盾也会波及再生产这个领域。许多社会学家做过相关的研究，研究工人家庭内部的种种问题，比如家庭的破裂、孩子的教育，人作为劳动力的枯竭，还有贫穷等种种问题。
资本主义是可以自我调试的。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开始把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拿出来作为福利，体现为使用公共福利（比如公共的育儿机构）或者家庭津贴去承担一部分生育责任，从而解放女性劳动力。一方面它可以让这些女性劳动力从事更多的生产，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它也把所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的一部分，通过分配的形式去承担一系列生育的负担。最明显的就是福利国家会给工薪阶层的家庭，甚至是单独给女性一些津贴，用于女性再生产劳动。
但是199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当金融资本进来以后，很多通过分配方式提供的福利又逐渐撤回。资本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生产，通过生产获得薪资再去购买服务，而购买的服务是另外一部分（工薪阶层的）女性解决的。在1990年代，很多情况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女性让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来从事服务，第三世界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和很多亚洲国家的女性，就得离开她们自己的家庭去为第一世界的女性服务。但我们会发现，这种方式只是把生育问题转移了，再生产的危机仍然存在。
三、对思考中国的“生育问题”有什么启发？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看到了生育背后的政治经济的转型，看到它跟整个市场资本，甚至是政治之间的关系，那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启发？
我这几年一方面在阅读在思考，另一方面在关注各种实践，试图去寻找这个答案。但是几百年来，人类都在思考这个难题，它不是我们通过想象力就可以解决的。重要的是要通过大家共同的探索，甚至是很多的社会实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反思，才可能去探索一点点推进。
我在这里也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的思考和探索。生育问题是人类普遍的一个问题，这个改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的。刚才讲到的西方的这些讨论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会发现生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困境，不仅是女性群体的困境，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同阶层里的共同难题。重要的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围绕着生育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因为个人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危机的一部分。
四、“科学育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
我这几年在关注育儿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家政公司会提供这种商业化的育儿服务。过去更多的是精英家庭去购买这种服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工薪阶层在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困境时也选择借助这种商业化的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在育儿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语——科学育儿。家政公司在培训从事家政劳动的女性时向她们灌输科学育儿这个理念，再由这些女性为城市家庭提供相关服务。
1、民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理想
“科学育儿”这个概念在民国便已经出现，那个时期育儿是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中国，对内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对外帝国主义不断地向我们倾销商品，从我们这里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面对内外困境，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重新思考育儿的理念。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导下，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提出在引入science时也要改变育儿行为和关于育儿的观念本身。于是他们提出了“强国保种”，即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摆脱弱势地位去发展，就要生育出、培养出强健的后代，因为强身强心的后代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期引入了很多西方的教育理念，包括生育的科学性，把核心建立在拓展人的自由，以孩童为中心等。而且提出了女性在现代化理想中也要承担在现代化中的角色——“国民之母”，即倡导女性要承担起生育的责任。他们认为女性不仅为个人生育，还要为家族生育，更要为中华民族的富强生育。
2、国民政府推动的“新生活运动”
我们会看到，对现代化的追求塑造了关于生育的理念和制度。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但是新生活运动非常吊诡。因为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走出去，去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它让女性受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实现自我而是返回家庭，从而更好地教育孩子。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作为实践与生育息息相关，也形成了一种性别规范，这些实践与现代化想象有很大关系。
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科学育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除了要在全球竞争下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之外，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想象，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但我们今天思考这句话时可以发现它背后所反映出的政治意涵，也体现了生育的价值。“社会主义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劳动者。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富强，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要，生育成为支撑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当时为了更好地解放女性劳动力，政府办了很多公共育儿机构，国家承担了大量育儿社会化的责任。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她们也可以更好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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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场化转型现代化项目下的科学育儿
1979年之后，我们面临着市场化转型。这一时期，我们发展经济的总体目标并没有变。在引入市场化转型之后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一切投向市场，这个理念直到今天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育儿的方式从由国家承担慢慢变成通过市场化、商品化来解决，即育儿从社会化退回家庭之中，很多家庭通过市场购买育儿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也形成了另一种文化——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在这时候又变成了劳动力，并且是可投资的劳动力，所以通过教育对人进行投资，就意味着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方式提高它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质量。
人力资本的投资使得育儿成为一种家庭投资。人们担心，在许多福利被市场导向承接之后，今后的家庭安全或者人年老之后就不会再受到社会化福利的保障，所以就通过市场行为——医疗产品、教育投资等来寻求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养育孩子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成为了一种投资。许多家庭出于自愿或不得已都要购买教育，来让孩子出人头地或实现阶级跃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家庭带来保障，由此变成一个循环。
今天社会上的话语往往都是一种资本投入的话语，包括“素质”都是可以通过教育而进行投资的。所以很多家庭为了给孩子提高素质教育会选择用最好的资源，即花钱购买优质的育儿教育服务。那么随着社会化育儿的逐步褪去，这种育儿的市场就形成了，市场上出现了多种打包好随着准备出售的育儿商品。育儿又变回了个人的购买行为。
五、“科学育儿”成为一种商品
个人购买行为的背后是巨大的市场转型，也是公共服务的逐渐消弭。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科学育儿商品的打造，让我们陷入了新的困境。在城市工作的母亲陷入了工作和育儿平衡的两难境地。当社会化育儿回归家庭，市场又鼓励女性将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中时，就导致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焦虑。
在育儿被当作家庭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时，我们又会发现这种投资是需要不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背后永远有竞争，谁的投入更多，谁的产出就会更多，于是大家都陷入这个不断竞争的怪圈之中。随着育儿在市场中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城市母亲作为个体又陷入育儿的焦虑中。话语把错误推到个体的母亲身上，指责母亲没有给孩子好好投资。除此之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育儿知识的传入，西方心理学知识的传入都在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母亲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会进一步加重母亲们的焦虑。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对育儿进行投资？家庭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生育和育儿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被遮掩了。育儿的困境被掩盖成个人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人们只能不断地工作，从而获取更多的薪资，由此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这种循环将困境进行转移，转移到了低阶层的女性身上。今天，大量农村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庭，去承担商品化育儿的劳动，而她只能靠家中的老人去落实自己的育儿工作。试想，若是老人年岁太大或者生病，又有谁可以解决低阶层女性的育儿需求呢？
市场不断生产科学育儿的产品，进行科学育儿的培训，宣言科学育儿的知识，这些都会影响和塑造农村女性的育儿观念。在我所接触到的家政工群体中，很多女性在最初接触这些育儿知识时会陷入自责的困境。以往育儿对她来说是很自然的过程，但是在今天西方育儿理念（如崇尚儿童中心，创造宽松环境）的碰撞下，她会出现许多自责和不安。也有一部分家政工女性开始学习家庭投资，并将这种投资投入到孙辈上，让孙辈将来在市场上拥有竞争力。
六、尝试解决困境
整体结构的固化是无法通过个人单独的力量去打破的。当我们都被卷入这种困境之中时，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社会实践，需要共同去讨论和梳理。
1、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实践
我们追溯历史，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主义国家都对育儿的公共化或社会化进行过尝试。后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转型，很多国家公共化的育儿逐渐消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做过许多尝试去阻止这样一个过程。
例如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特、谢尔玛·詹姆斯、西尔维亚·费德里奇等。她们在20世纪70年代为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取消家庭津贴这一政策发起了“家务工资运动”（Wage for Housework Campaign）。她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阻碍，并且费德里奇自己也认为她们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她们曾经努力争取过。
2、在分配领域重构生育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一部分普惠公办育儿机构的重建。我们要思考，这种普惠的公办育儿机构与我们49-79年的公共化育儿有何不同？这种普惠育儿机构的运行状况如何？是可以让更多人受益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分配领域去重构生育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我们能不能倡导和重新呼吁国家层面以津贴或公共育儿机构的形式去承担一定的育儿责任？现今存在不少母亲们之间的互助，她们在小范围里采用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但这种互助可能基于某个阶层，甚至可能局限在某个社区之中。那我们是否能实现跨越阶层的互助？台湾地区的蓝佩嘉老师在她的书《拼教养》中提到，台湾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跨越阶层的家庭互助实践。这种互助方式是否存在局限？我们还能从49-79年的经验里梳理出什么值得继续提倡或发展的内容呢？
《拼教养》书影
3、重塑“生产-再生产”的关系
我们要重新思考“生产-再生产”本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她们不把“生产-再生产”分开看，不把一个人的工作和生养分开，不把劳动和家庭分开，而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因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是以二者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今天我们把太多关注点放在生产上，也就是“ 有酬工作中心性”。往往政策指向促进就业，激励人们不停地工作，而大家都在超时加班却还是很难养家糊口。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每天工作10小时却还是不能很好地养育孩子？为什么还是无法支付昂贵的生育养育费用。当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人们甚至没有时间留给再生产，留给生育。我们要对此进行反思，然后再从反思的基础上去探讨有什么改变的可能。
4、打破育儿市场化的迷失
今天的育儿观念也需要我们的反思。育儿作为一种家庭投资，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今天的社会里，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思，并呼吁想象一种社会主义生育观念。我们可以一边尝试实践，一边推动政治经济分配领域变革，去重塑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
最后想跟大家一起讨论探索困境的出路，我相信能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经验，反思当下，去尝试，去实践，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探索。我相信改变这个困境也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食物天地人”，原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何看待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