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纪实的第九年,他们等到非虚构的春天了吗?

原创 谭睆予 出版人杂志

2010年,编辑张吉人从版代那里读到《寻路中国》的书稿,他给作者何伟发了一封邮件,告诉后者“现在是发表《寻路中国》的好时机”,最终以不到3000美金的预付款拿到了版权。自2011年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和何伟的另外两本书一起,累计销量达到了100万册。

《寻路中国》不是张吉人策划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2008年,在出版社事业转企业的大背景下,张吉人所在的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开始了由专业出版转向大众出版的探索。很快,在阅读兴趣的驱使下,他出版了编辑生涯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末日巨塔》(原名《巨塔杀机》)。这本以“9.11事件”为主题的书卖了1万多册,“能盈利”“口碑也不错”,这些信号让张吉人觉得“我其实是可以进入非虚构的大众出版这样一个领域的”。

基于阅读经验的积累和对国外非虚构市场的了解,张吉人逐渐萌生了做一个专门的非虚构品牌的想法,而何伟的书相继在市场上获得成功无疑更坚定了他的信心。2013年,国内第一个非虚构出版品牌成立,张吉人将品牌名定为“译文纪实”,关于到底是用“纪实”还是“非虚构”做品牌名,他还稍微地“纠结”了一下,最终因为彼时国内读者对非虚构没有什么概念而放弃了后一个选择。

在这以后,译文纪实度过了相对漫长的5年初创期。张吉人为丛书搭建了“陌生的中国”“日本现场观察”“看不见的美国”“自然与人”四条支线,每条支线几乎都有畅销品的出现。不过,直到2018年底,丛书的品种数量也才勉强达到30种。

张吉人在这一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等译文纪实做到100种自己就退休。当时的他大概没有想到,译文纪实会很快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和扩张期,每年的新书由原来的不到5种直接翻倍到十几种,还出现了诸如《鱼翅与花椒》《老后破产》等破圈的作品。

回过头来看,在当年写给何伟的邮件中,张吉人提到的“好时机”似乎完全可以看做是对整个非虚构图书市场发展的预判。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化,读者迫切渴望从书中寻找真实,为应对复杂现实和自身命运找到参照,以译文纪实为代表的非虚构图书市场自此一日日成长壮大起来。成立之初,市场上主打非虚构的丛书品牌除了译文纪实再无第二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关注并进入了这个领域。尽管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选题竞争,但张吉人依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国内的非虚构市场应该像译文纪实一样,因为有了更多的参与者而加快步伐进入快速发展乃至成熟阶段。

译文纪实品牌发展进入第九年,从产品和品牌层面来说,译文纪实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如何看待未来非虚构市场的发展?面对《出版人》杂志,策划人张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1

《出版人》: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印量超过了100万册,您是否思考过,非虚构作品领域出现这种现象级畅销书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张吉人:现象级非虚构作品出现的必要条件,我认为一是作品的质量,二是看它的内容能不能落地。

质量不用说,做引进版的话,还要特别考虑所谓的落地的问题,因为引进版的书都是国外的作品,第一阅读对象不是中国的读者,所以你就要判断它的内容是不是有一定的普适性,它里面写的一些关键内容是不是不分国籍,甚至不分时代,是不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能不能落地。

《出版人》:具体应该如何来理解一个引进作品是否能落地?

张吉人:我举个例子,为什么2016年译文纪实会看好《血疫》?这之前10年国内就引进过这本书,我觉得翻译得不太好,然后当时是被当作一个小说来做的,卖得也不好,所以后来他们就不做了。

2014、 2015年的时候,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又引起了一波很大的疫情,世卫组织甚至发布了全球疫情的警报,这个级别是很高的。那个时候《血疫》这本书在欧美又重新上榜了。它本身是写埃博拉病毒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文本,病毒跟人的关系,或者往更大了讲,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还是一个趋势性的。

其实当时国内也没什么疫情,早年可能有非典,但是我的判断是,传染病或者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随着目前环境问题的加剧会越来越严重。《血疫》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他还会回来的。它是什么?埃博拉病毒,这个病毒他会回来。它真的就回来了。

2016年做这本书的时候,就卖得不错了,后来因为一个美剧,它的销量又起来。然后到2019年,疫情来了,一下子就爆了。

有一些趋势性的东西,同时它又是普世的,这样的东西都是能落地的。可能你不能这么快的落地,但是过几年它可能马上就落地了。

02

《出版人》:在何伟的《寻路中国》出版两年后,译文纪实品牌正式成立了,当时是为什么想到要创建一个专门的品牌来做非虚构作品?

张吉人:2009年的《末日巨塔》是我做的第一本非虚构的书,当时印了1万5千册,能盈利,然后书本身的质量好,口碑也不错。从这本书开始,我知道我是可以进入非虚构的大众出版这样一个领域的,但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做一套丛书。

两年后我们出版了何伟的《寻路中国》,很成功,第二年我们又引进了《江城》,顺着这条路子,2013年陆续出了《打工女孩》和《再会老北京》,当年都到了3~5万册的量。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非虚构这个市场是可以做的,加上我自己的阅读积累,包括对国外非虚构市场的了解,我知道还有很多值得引进的非虚构作品,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品牌、要做一套丛书。

《出版人》:最初您对这个译文纪实的基本构想是什么?

张吉人:最早做何伟的书时,一些媒体就问我后面会做一些什么书?我说我肯定不可能只做外国人看中国的书,因为这类书的选题是非常有限的。那时我其实已经想好了,一定要做4条线。

何伟的书和其余几本外国人写中国的书,我把它们都放进了“陌生的中国”这条线;同时我们一定要做日本的,因为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日本是(观察中国)很好的一个样本,2014年的时候,我和科室的一个日语编辑一起开了“日本现场观察”这条支线;还有一个是美国,它的非虚构作品出版比较强,你是不能忽视的,这条线是“看不见的美国”。

“自然与人”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条支线。2015年,我们集中推了4本环保题材的书,虽然科普书很难做,尤其是环保题材的书特别难做,做之前我们查过一些环保类的书的数据,销量都很一般,但我们觉得应该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

做丛书跟单独做几本书或者一条支线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把这四条线搭建起来,每条支线里都要放进一些畅销品,因为大众图书没有畅销品的话,你这个支线甚至是你整套书都是撑不起来的。另外,有些特别优秀的书虽然不是那么好卖,但也要把它做出来,不然这条线就不完整、不成立了。

《出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这个品牌是真正立起来了?

张吉人:2018年吧。当年一口气推出了7个新品种,之前5年年均新品少的时候两三种,多的也只有四五种。而且这些新书里面出现了像《鱼翅与花椒》《老后破产》等畅销书,它们一方面延续了“陌生的中国”和“日本现场观察”这两条直线的传统,同时由于题材的新颖和话题的热度,突破了原有的读者群体,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破圈之作。

到这一年底,译文纪实丛书累计推出30种,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聚集效应。也是以这一年为界,我们从初创期进入了发展期。

03

《出版人》:译文纪实能获得市场和行业的普遍认可,无论在口碑上还是经济效益上都有不错的成绩,您认为根本原因在哪里?

张吉人:市场需求、出版时机和团队,这三者不可或缺。

你看欧美的非虚构市场,他们是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其实也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进入转型期的时候,新旧思想、新旧生活方式跟新旧价值观在互相碰撞,更多元的群体、组织和表达方式都出来了。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非虚构的写作,以及非虚构出版这个市场,会快速的发展和成熟。

首先是读者有需求,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不停的变化,对于到底真实的世界或者现实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变化?读者有一个强烈的了解需求。另外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或者剧烈转型的时候,有大量的素材,或者我们用一个词叫故事,你编都编不出来的非常好的故事会大量涌现,素材是非常多的。

我自己判断,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和转型期。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的需求大增,因此非虚构的市场会更容易做起来,也会有比较快速的增长,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大势,它同时涵盖了市场需求和出版时机。

在2018年之前,加上我,只有2个编辑参与译文纪实的选题策划和执行工作,就是一两个人在单打独斗。2018年以后,我科室里的7个人才全都参与进来做这套书,真正成了一个团队。做一套书和做一本书不一样,需要更多的人手,更多专业的、有不同想法的人,有更好的分工,然后才能快速的把这个书做起来。编辑部团队是译文纪实的核心竞争力,根据丛书支线以及语种差别,每位编辑发挥各自的特长和兴趣,分工协作。这两年译文纪实每年推出新书12-15种,跟过去相比,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

《出版人》:早期成立时,译文纪实可以说是没有竞争者的,至少以丛书或品牌的角度来看,没有其他专门做非虚构的丛书。随着非虚构图书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进入到非虚构领域,对译文纪实会产生哪些影响?

张吉人:竞争者更多了,从源头这边来说,就是对选题资源的争夺会加剧,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引进版来讲影响不大。当然我看到已经有了一些同质化的竞争,比方说同一个题材,关于贫困或关于女性的选题,有一些同质化的趋势,但这个也正常,我觉得市场会筛选的。

在选题策划上,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也会尽量做到不要去跟风,不要去做同质化的东西。至少如果别人做了某个题材,除非说他没有选到很好的文本,可能我们在文本上可以选更好的。但如果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我们就会避开,不去过多参与同质化的竞争。另外我们会尽量先走一步,就跟我们开始做译文纪实的时候一样,在很多的话题领域上,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做掉了,那么就不用担心了。所以目前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

那么从原创的情况来讲,原创不是我们擅长的,也不是译文擅长的,当然我现在有专门负责做原创这一块的人,但相对于引进,其实原创的优秀写作者更少、更稀缺,选题的储备更少,那么这方面的竞争会比较激烈。所以我们其实也还在学习当中,你看到现在为止,真正出来的原创也就一本对吧?

原创这一块,包括作者的资源、选题的争夺都会更激烈,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是好事儿。我们现在不用太担心所谓的竞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的人现在要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市场做大。可能越多的参与者进来,越能把这个市场给调动起来,对于吸引更多的读者,或者更多的写作者都是有好处的。这个影响一定是正面大于负面。

《出版人》:根据您的判断,现在国内的非虚构图书市场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张吉人:阶段我觉得还是早期,还没有进入产业快速发展,或者说是成熟期。

为什么判断市场还在早期?我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标准。你也看到了引进跟原创非虚构作品的比例,包括我们译文纪实,也是以引进为主,原创为辅。如果是这样一个比例的话,这还是一个早期的市场,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这个比例至少是对半开,甚至是以原创为主,引进为辅了,这才是个成熟的市场。欧美的非虚构市场就是这样,你看欧美市场的非虚构榜单,有几本是引进的?它是以原创为主的。

《出版人》:这个市场要进入快速发展期还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条件?怎么样才能推动原创非虚构图书市场的发展?

张吉人: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者从大的一个转型的背景下来讲,这个条件已经够了,反过来讲,国内的非虚构出版市场相对大的环境跟条件其实是有点滞后了。

中国有非常多的现实的素材,非常多好的故事值得被书写下来,值得被出版。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写?我们这个市场落后了,我们的出版机构,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写作者,甚至是读者都还没有准备好,都还没有成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市场先做起来,甚至先从引进做起也可以。

原创的话,我们的生态要做起来,写作者愿意去写,他也知道怎么写,然后出版机构愿意投资出版,他也知道怎么来出版,怎么来运作。就看我们出版机构跟创作者之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如果能形成,后续会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出来的。读者是最不用担心的,有真正好的作品出来,一定是会比引进的更好卖,更畅销,更能形成热点。关键是怎么做?我们也在探索,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同行都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有些同行他本来做原创就很拿手,只是说现在更注重从非虚构这个角度来策划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然后等待时机。以后一旦真的做起来了,也会很快的进入所谓的快速发展期的,就跟译文纪实一样,早几年也就是单打独斗,突然参与的人多了,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

从长期来看,国内的非虚构市场我觉得是大有可为的。

《出版人》:译文纪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原创领域选题的?主要会关注哪些类型的作品?

张吉人:其实从译文纪实创立起,一直就有出版原创非虚构作品的想法,这也是译文纪实的长期目标。当然真正进入选题布局和策划阶段,是2018年之后的事了。

我们既关注像袁凌那样的专业写作者,也会关注好的素人写作或草根写作者。明年我们计划推出关注女性议题的原创作品《最好朝南》,和袁凌那样的专业写作者不一样,这是一位素人女性写的自己的故事。未来我们还会陆续推出更多原创的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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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译文纪实的第九年,他们等到非虚构的春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