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沈厚铎，1939年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先后参加国家教委重点科研项目《中华律令集成》的编纂及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的校注工作。编《沈家本未刻书七种》、参与编纂《沈家本未刻书集纂》《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沈家本全集》等古籍整理。

从达官后代到清贫学子，从成人教育到古籍研究，从手稿整理到故居保护，战乱的纷争、家族的兴衰、人生的起落都仿佛已从沈厚铎身上剥离脱落，如今八十三岁的他看起来云淡风轻。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被誉为中国现代法学的奠基人，他引进西方法律体系，革新传统陈规旧律，推动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作为沈家本的曾孙，沈厚铎选择用一生传承曾祖父沈家本法律文化，不遗余力；向国家无私捐赠沈家本先生手稿、文物，无怨无悔。

1962年，沈家本的长孙女、沈厚铎的堂姑、革命老人余谷似（原名沈仁垌）向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三的沈厚铎提议，沈家本是沈家的先祖，也是历史的重要人物，应当把沈家本的手稿捐赠给国家。沈厚铎将身为共产党员的姑母视为英雄与楷模，也对她的话深以为然。于是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穿越炎热的夏天，从西城区来到了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但此时这些珍贵的著作仍落满历史的尘埃，古代法制并不在学校研究范围之内，学校便没有接受这批文献的捐赠。1999年，沈厚铎再次向法大捐献沈家本的三套书的木刻版，受到了校党委的重视，顺利地将这份无价的文物，收入了校图书馆。

沈家本手稿的保存之路十分坎坷。据沈厚铎回忆，19世纪60年代家境贫困，与祖母一同租住在北京西城北太常寺的一座四合院的二进院的过道隔间里，曾祖父留下的部分手稿古籍藏于小屋的书柜中，字画则放于门口的木箱中。1966年夏的一天，沈厚铎与祖母都不在家，家门口的字画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谈及此事，沈厚铎难掩心痛之情：“那些字画，留到现在，都是珍贵文物，心疼啊。”出于对祖母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害怕家中仅存的沈家本的手稿也遭不幸，沈厚铎赶忙将所剩的藏书装上三轮车，送到了北海的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

1999年夏，中国书店总经理郑宝瑞联系到沈厚铎，告知从1840年就保存在來熏阁（后来的中国书店來熏阁门市部）的沈家本先生三部著作《沈寄簃遗书》《枕碧楼丛书》《吴兴长桥沈氏家集》的木刻版，由于书店改制，不便再予存放，希望尽快处理。取回家是不可能的，狭小的住房，没办法置放。沈厚铎正在思考如何处理，中国书店向沈厚铎介绍了愿意高价收购此物的香港书商。出价很有诱惑力，但被沈厚铎毅然拒绝。“这我不能卖，我要卖了，那就是数典忘祖。文物属于历史，不能用来换钱，我会将其捐给有关单位。”他向学校党委递去了捐赠三部书的木刻板与样书的报告。不为人知的是，此时沈厚铎的儿子刚刚结婚，一家四口住在70平米的房屋中。如果卖了这批书版，就彻底解决了经济问题，但他却丝毫不为所动。沈老笑道，“法大人当然捐给法大啦。”

如今，沈厚铎捐赠的4492片沈家本著作木刻版珍藏于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是法大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法大的“镇校之宝”。沈厚铎编纂的《沈厚铎藏沈家本手稿》线装书出版后，他又分别捐赠给法律古籍研究所、法律史研究院和校图书馆，以及北大、人大等全国各大高校图书馆。

一捧真心 结缘古籍研究

沈老回忆，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一批教师考虑着手研究中国的传统法制，而古代法制研究最不可或缺的素材便是文献。“中国传统古籍浩如烟海，如果不把它整理出来，那开展研究就会很困难。”1984年，在高潮教授等人的提议和推动下，全国首家专门从事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经司法部批准成立了。古籍整理对于中文系出身的沈厚铎虽是得心应手的领域，但法学对于他却是陌生学科。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整理法律古籍，工作之余，沈厚铎穿梭于各类法学课堂。“我必须要恶补法律知识，起初民法是什么、刑法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就去听课……只有全面掌握法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整理法律古籍。”

“古籍研究，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工作，一是稿费低，二是出书也困难。”而这“冷板凳”，沈厚铎一坐便是二十年。法大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年只有几千元经费，购置研究用书后便所剩无几。古籍所成员来来去去，招进来的年轻人陆续离开，年老的陆续退休，最困难的时候，研究所中只有五、六个人。1981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司法部直属高校纷纷成立法律古籍研究所，但坚持下来的所剩无几。沈老感慨：“中国政法大学的古籍研究所坚持下来不容易，整理了诸多文献，对中国传统法律文献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

沈厚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之时，便立下三个心愿。这就是整理沈家本著作、开放北京和湖州的沈家本故居、拍摄关于沈家本的电视片。他几十年来始终在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邀请沈厚铎编纂沈家本未刊刻手稿，用于编纂《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系列丛书，收录散失于海内外各地鲜见的中国法律古籍文献。1994年，《沈家本未刊稿七种》出版，这是沈家本未刊刻手稿第一次公布于世，也是沈厚铎为整理沈家本著作做的第一件事。而后，沈厚铎又与社科院法学所合作，陆续出版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和《未刻书集纂补编》。

2003年，沈家本去世九十周年之际，在沈厚铎与湖州市政府的沟通和推动下，中国政法大学与浙江省湖州市联合主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研讨会”，同时与湖州市政府达成协议——由湖州市政府出资，法大古籍所出学术力量，编纂沈家本全集。2010年，《沈家本全集》正式出版。

遗憾的是坐落在湖州市的沈家本故居，在九十年代的城市建设中，因“异地重建”而被拆除。所幸的是，在沈厚铎与众多湖州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湖州市委、市政府终于建起了“沈家本纪念馆”并于2013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沈厚铎为此，捐赠了部分沈家本手稿和沈家本先生使用过的遗物。

谈及自己这些年来的工作与付出，沈老十分谦逊：“我真正的贡献，不过是捐献沈家本木刻版和相关的图书。再就是努力推动了沈家本法律文化的弘扬。”

一脉风骨 传承家国情怀

整理沈家本古籍的同时，沈厚铎也心系着沈家本故居的修缮与保护。八十年代起，沈厚铎便不断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文化部、司法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政协、北京市文物保护局等部门写信，希望沈家本故居能得到更好的保护。沈厚铎至今仍保留着当时所写信件的底稿，在没有电脑与打印机的年代，他亲笔写下无数忧虑和恳请。他说：“这不是为了我沈氏家族，而是为了历史，也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

宣武区文物管理局在1990年，将沈家本故居挂牌确认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便可以确定不会被拆除，在欣喜的同时，沈厚铎也因此遭到了老宅中居民的误会。因为挂牌后，房屋如果需要维修，房管局要经文物局批准，增加了许多困难。而这经历百年沧桑的老房子，需要经常维修。破除种种困难，挂牌保护后令沈厚铎心安了少许，沈家本故居便不会面临拆除之危。

然而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迅猛推进过程中，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的两处沈家本故居皆被拆除，又令沈厚铎感到紧张，担心着北京的沈家本故居有被拆除的危险。

沈厚铎谈及自己有一次从沈家本故居的胡同口路过，看见胡同口被蓝色的工地栏板包围起来，心中焦急万分，“我想，坏了，是不是要拆。”于是他立马再次写信给宣武区文物管理局要求保护沈家本故居，并先后通过北京市人大代表徐世虹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教授提案建言，希望加强对沈家本故居的保护。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在这时，中国法学会收到了全国政协的协办函，内容是侯欣一委员“关于加强沈家本故居的保护与利用的提案”，中国法学会对侯委员的提案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此时，北京市行政区划发生变动，西城区与宣武区合并为新的西城区。在加强法治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西城区编制的“十三五文物保护行动计划”，将沈家本故居名列腾退的重点。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市人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政府、西城区人民法院合作，共同对沈家本故居进行腾退、修缮、保护和利用。2018年1月9日，经过近两年的腾退、修缮、布展，焕然一新的沈家本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在展陈布置中，沈厚铎不仅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还捐赠了一批沈家本手稿和老人使用过的文物与图书。

沈厚铎欣慰地说：“这座为中国乃至世界法学界关注、敬仰的法学圣殿，终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真的是了却了自已一生的一个重大愿望。”沈老不无骄傲地说：“沈家本故居的腾退和开放显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北京的沈家本故居开放以后，沈厚铎又协助沈家本故乡浙江省湖州市妙西镇完成了“沈家本历史文化园”的展陈布置，再次捐赠了图书与文物。

年少保护藏书，半生整理古籍，耄耋还在推广沈家本法律文化。沈厚铎用一生完成对家族的传承使命；以宽厚待人，以正直行事，“家承仁厚”的家风已悄然交织在沈厚铎的人生步履里。沈老的笑容始终是云淡风轻的：“如果将来要开设沈家本纪念室，我就把家中剩余的所有沈家本手稿和文物全部捐献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虽已耄耋之年，沈厚铎并未停下自己的脚步。他笔耕不辍，仍在撰写着弘扬沈家本文化的文章；他还在各处演讲，弘扬沈家本的家国情怀；他还在寻求拍摄关于世沈家本的电视剧的机会，完成他的最后一个心愿。他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沈家本，知道这位历史人物的满腔家国情与他为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呕心沥血的一生。这不仅会增强国人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法治自信，更会使人们更深刻的懂得什么是家国之情，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法大微信 【第20220711期】

原标题：《口述法大 | 沈厚铎：默默弘扬法治文化 躬行传播家本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