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的社会后果：个体和社区的变化
摘要:
本文回顾了过去十年对灾害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三个主题上：地方与人的恢复之间的差异，区分短期和长期恢复轨迹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角色的变化和它如何加剧了恢复中的不平等和产生了造成更大脆弱性的反馈循环。本文通过审查美国的研究来反映大多数关于灾害的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但如果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灾害及其影响的经验和理论理解，本文也将世界各地的灾害研究包括在内。最后，本文讨论了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更严重的灾害不可避免，并呼吁社会科学家发展新的概念和使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变化。
作者简介:
Mariana Arcaya，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
Ethan J. Raker，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Marry C. Waters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Mariana Arcaya, Ethan J. Raker , & Marry C. Waters. (2020).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 671-691.
一、引言
社会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灾难。灾害本身是作为一种现象被研究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它们是如何被定义的；个人、机构和政府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以及它们是如何结束的。学者们还研究了灾害的根本原因以及灾害对地方和幸存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除了探索灾害本身的性质、原因和后果之外，学者们还利用灾害来更好地理解其他现象。灾害有时被认为是外生冲击，使一些幸存者，暴露在创伤中，暴露在新的社区中，以及暴露在对一系列个人结果有影响的风险和资源的其他有意义的变化中。除了揭示特定的暴露是否会导致特定的结果外，灾害还暴露出社会进程和不平等现象。
尽管无法预测下一次灾害究竟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灾害是经常发生的，因此提供了经常性的研究机会。气候变化正在增加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的可能性。
本文从三个重要的主题来回顾过去十年对灾害影响的研究。首先讨论了研究地方的恢复与研究人的恢复的区别。其次回顾了基于短期和长期研究的灾害恢复的结果。并从个人在身心健康、死亡率、社会经济和社区重建等方面的轨迹来进行研究。第三，本文回顾了随着灾害成本的增加以及美国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政府和社会对灾害的反应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最后，本文讨论了该领域未来应该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以及未来研究应该进行的研究，特别是考虑到人为的气候变化。
二、术语的定义
子领域的术语定义和首选术语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危害是指有可能成为灾害的持续环境风险。当危害成为现实，或发生与天气有关的危险事件或物理事件，涉及广泛的社会破坏和损失时，就会发生灾害。灾害发生的地点决定了是否被视为灾害。
Tierney（2019）追溯了社会学研究中灾害概念的历史。认为灾害是在灾害发生时发生的离散事件的观点已经被认为灾害是一种社会过程，其成因和影响都可能是很长时间的，其本质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环境或自然事件的观点所取代。过去，研究者区分了自然和技术灾害。技术灾害被认为是人类造成的，而自然灾害则是由环境或自然界产生的。这种区分常常被打破，因为人类机构参与了所有类型的灾害。
脆弱性和复原力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理解灾害的社会根源，而不是物理根源。正如Tierney（2019）所指出的，脆弱性的概念既包括遭受危害和灾害的负面影响的概率，也包括一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难成功渡过恢复过程的可能性。学者们将脆弱性的社会属性与脆弱性的地点或物理方面区别开来。最近的研究强调，社会脆弱性是交叉性的。位置和社会脆弱性也可以相互交叉和加强。研究人员通常使用人口和住房特征来操作脆弱性。
复原力的概念也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和灾害的工程研究中。定义和衡量社区对逆境的复原力有很长的历史，这个概念从主要描述社区承受、吸收或从冲击中反弹的能力发展到也包含了系统适应不良事件、在不良事件后蓬勃发展、甚至从不良事件中获益的能力的概念。学者们试图确定与复原力相关的能力，包括预防、预测、吸收、适应和改造灾害的能力。然而，一些学者质疑一个试图将静态抵抗和动态适应这两个固有的矛盾属性结合起来的概念是否有用。另一种批评指出，在描述性的抗灾系统概念中缺少关键的社会科学概念有可能使我们讨论和部署资源以面对灾难的方式非政治化。McLaughlin & Dietz (2008)认为，任何关于脆弱性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历史和它是如何塑造社会结构的，以及人类机构和文化是如何塑造对如何应对风险和灾害的理解的，并且应该考虑历史和文化是如何定义社会边界的，从而形成谁被认为是脆弱的类别。VanLandingham（2017）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论点，即新奥尔良的越南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属性使他们具有抗灾能力。
最后，风险的概念及其识别、定性和治理与灾害的研究相交。近几十年来， Beck等理论家认为，全球化和技术发展以及复杂性导致了非常不同程度的风险，Beck（1992）首次称之为"风险社会"。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等灾害表明，风险和灾害的管理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Rosa等人（2013）认为全球风险需要新的社会理论以及新的评估和治理方法。
三、灾害的后果：对人和地方的关系
灾害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社会和自然科学。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研究灾害对社会群体和社区的影响，以及社区或地方资源对恢复的影响。对社区的强调一直是社会学对灾难后果的重新探究。
然而，灾后社区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与受影响的个人和家庭发生什么不同的问题。使用社区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数据得出关于个人的结论是一种生态谬误，在灾害研究中尤其危险，因为灾害可能会刺激大规模的迁移，使流离失所的幸存者无法被纳入灾后社区的数据集。管理性撤退是否是最好的选择，人们是否应该留下来，并以一种使他们对未来灾害更有弹性的方式进行重建。
一篇关于灾害后果的文献考虑了自然灾害后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大多数研究的是国家内部的差异。研究表明，自然灾害改变了受灾地区的人口状况。飓风过后，各县经历了人口增长的缩减，Logan等人（2016）将他们的发现解释为支持灾后移民过程，该过程促使弱势群体迁出，并使社会弱势群体被困在原地，并称之为"分段撤退"。其他人认为，对社区的影响基于灾害的类型；社区人口统计学，即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时间跨度。Seltzer & Nobles (2017)认为，随时间推移，人口的变化可能会因为迁入和迁出移民的不同生育率而进一步复杂化。
社区层面对灾后变化的研究超出了人口统计学的范围。灾害影响了社区的组织生态，研究记录了灾害破坏与当地营利性和某些类型的非营利性机构的集中度增加之间的联系。Pais & Elliott (2008)将增长机器的理论应用于灾后恢复，认为灾害将地方转变为恢复机器，在这个机器中，增长联盟、商业利益和政治行为者利用恢复资本来促进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恢复。
鉴于住房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灾害引起的当地住房市场的变化是重要的（Comerio 1998）。自然灾害对住房存量的影响是对出租房、老房子和人造房屋的过度破坏，同时也为新开发的住房单元创造了条件，可能会增加总存量。不同的灾害案例对住房单位的破坏程度也不同。此外，保险范围的差异会调节灾后住房恢复的结构。经济学家表明，在易受灾地区和灾后地区，房屋的售价都比较低。
从长远来看，灾害还是可以振兴地方经济的，特别是当灾害伤害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的时候。然而，受损地区的长期生态后果取决于灾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取决于灾后投资和决策的方式，以及灾前条件，当损失超过一个地区的重建能力时，灾害会造成贫困陷阱。
Curtis & Schneider（2011）表明，自然灾害在未受灾害影响的县有溢出效应。Howell & Elliott (2019)的研究表明自然灾害的损害导致县级财富不平等的增加。未来的研究将受益于更多的确定性，即被抽样的受访者受到了自然灾害的损害，从而将直接影响与仅仅居住在发生灾害的地方的影响区分开来。
更多的研究还应该关注生活在这些受影响地区的人们，以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幸存者会怎样。Abramson等人（2010）为个人的恢复制定了一个有用的多学科概念框架，即恢复的社会生态模型，其中有五个关键措施：住房稳定、经济稳定、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角色适应。下文中回顾了一些单独维度的研究，但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把康复的所有方面放在一起研究。
尽管一些研究发现，灾后的不良心理和身体健康问题往往是合并的，但大部分关于灾害和健康的文献只关注心理健康。大量研究表明，灾害会增加不良心理健康结果的风险，大多数幸存者似乎都能抵抗严重的不良影响。Norris等人（2002）发现，在他们审查的160个样本中，有109个有PTSD的证据。社会弱势群体发展不良心理健康结果的风险增加。卡特里娜飓风的证据表明，经历灾害会影响自评健康、头痛和偏头痛症状，以及哮喘等问题，至少在灾后的头几年。灾害还可能通过改变幸存者的邻里环境影响身体健康结果，如BMI。
自然灾害影响教育成绩和成就。Kousky（2016）认为，灾害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学校教育：破坏或关闭学校，影响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导致长期缺课甚至辍学。定性研究表明，尽管灾后发生了变化，但学生的复原力特别强，大学生仍然表达了返回学校的真实愿望。
经济学对个人层面的经济恢复进行了深入研究。Groen & Polivka (2008)发现，卡特里娜飓风使灾后人员的劳工市场参与度降低了3.5%，失业率上升了6.3%，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Deryugina等人（2018）发现，从长期来看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表现出强劲的经济表现。此外，卡特里娜飓风对居住地点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对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医疗保险受益人的研究中，Deryugina和Molitor（2018）发现，搬到死亡率较低的地区是降低死亡率的原因，但它并没有减少医疗保健支出。
四、灾后后果的时间维度
一些研究测试了不同时间点的灾害影响，提供证据表明短期趋势不能可靠地推断为长期趋势。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将灾难的后果概念化，认为它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最早的一些关于灾难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灾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遵循特定的模式。然而，目前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将灾难恢复的时间线视为由不连续的阶段组成的概念，而是敦促将重点放在灾前条件上，以了解灾难恢复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探索灾难影响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并利用高质量的纵向数据，询问短期影响是否可以被长期推断出来。
在人口方面，经历过灾前人口和住房单位下降的社区往往会在灾后经历更严重的下降。与此相关的是，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灾前控制是灾后结果的有力预测因素，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扩展灾前和灾后。
研究表明，在灾难中幸存下来，可能会在短期内增加经历后续压力或创伤的风险。人口健康在短期内也会受到影响，对死亡率有一阶的间接影响。心理健康问题，通常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开始，但可能长期存在。其他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事件发生后5至10年内，在不可忽视的灾难幸存者中持续存在。Paxson等人（2012）表明，在他们的低收入母亲样本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续存在创伤后压力症状，并记录了灾难后心理健康的各种轨迹。一些幸存者甚至表现出延迟上集的模式，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在刚发生的时候没有表现出症状，但在后来出现了症状。
要想清楚地了解灾害对个人的影响是如何长期变化的，需要进行高质量的纵向灾害研究。目前存在一些特殊的个人小组研究，包括海啸灾后和恢复研究（STAR）、卡特里娜飓风幸存者的复原力（RISK）研究以及基督城健康和发展研究。从STAR项目中，我们了解到大量关于个人层面的人口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STAR项目显示，家庭组成和亲属关系对死亡率很重要，在儿童死亡率相当高的情况下，生育率上升，子宫内暴露的儿童平均个头较矮，但后来赶上了他们的同龄人。从RISK研究中，我们更多地了解到灾害对美国城市居民的影响，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影响。RISK研究表明，灾前的健康功能是灾后心理健康的重要预测因素；住宅搬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矛盾和复杂的影响，包括社区贫困的减少；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也会减少。
在社会经济恢复研究中，最近的证据表明，灾害可以给个人带来短期的经济风险，但也可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利益。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灾后 "反弹前进"，经济复苏的社会成本也不清楚。
行政数据来源无法确定诸如更高的收入甚至更长的寿命等措施是否表明全球从风暴中复苏，特别是因为它们无法说明幸存者在灾后前进时的权衡。研究表明，经济适应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关系。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灾民在灾难中幸存下来后，为寻找工作而搬家，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是有代价的，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移民在他们的新地方缺乏归属感。灾害是否以及何时会成为贫困陷阱，还是会将人们推向比其他情况下更好的经济轨道，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对地方的长期研究也是需要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会对灾害做出反应和适应。这些适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到实施减灾政策。学者们在研究灾害对地方的短期和长期后果时有几个考虑。首先，对于什么是短期与长期，文献中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第二，研究中存在巨大的异质性。第三，时间的设想应该包括灾前时期。
五、作为反馈循环的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反应
由于气候变化增加了与天气有关的灾害的频率和强度，长期的适应和变化可以产生反馈循环，使各地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受到未来灾害的影响。虽然自然灾害在历史上被认为是随机发生的，首先是 "上帝的行为"，后来是 "自然的行为"，但我们现在知道，环境退化、社会条件以及城市政策和规划决定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并促成了自然灾害产生自然灾害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灾害本身如何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并作为政治、人口、生态、社会和建筑环境条件的决定因素，与自然危害交织在一起产生自然灾害。此外，政府应对灾害的方式和灾后计划会增加不平等。
首先，灾害可以通过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而促进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的灾害通过退化生态系统使未来的气候相关灾害更有可能发生。自然灾害调节是由健康的生态系统提供的一项服务，也可能被没有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灾害所危害，如地震和海啸。
其次，灾害可以改变城市发展的概率和受影响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对未来同一地区再次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产生深远影响。在房屋回购计划或建筑规范的变化中，灾后气候适应工作也可以改变房地产的价值。灾后规划决定使一些学者认为，灾后恢复和撤退是美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
第三，灾害可以帮助巩固发生灾害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现这些制度中固有的不平等，并影响未来对自然危害的脆弱性。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一半的救灾物资可能是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真正的需要分配的。
因此，灾难反应既是由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形成的，也有助于加强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在获得更多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援助的县，财富不平等的增长速度更快，与损害程度相似但援助较少的县形成对比。随着气候变化在美国各地造成更大的破坏，政府支付给受害者的金额将上升，由于它是根据财产价值和以前的财富不平等地分配，它将增加不平等。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不公平和私有化的灾难应对措施可能因此使一些地区和人口更容易受到未来灾难的影响。
六、总结
本文从三个主题回顾了灾难的后果和恢复的轨迹：（a）地方和人的恢复之间的差异，（b）区分短期和长期恢复轨迹的必要性，以及（c）政府角色的变化以及它如何加剧了恢复中的不平等，并创造了造成更大脆弱性的反馈循环。就一而言，社会学家对社区和随时间推移的个人问题的关注，导致了对地方和邻里的恢复的研究。这些研究强调了社区凝聚力、社会资本和经济投资的作用。社会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灾难重塑了地方，但也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塑造灾难恢复过程的不平等。
灾后心理健康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完全决定性的。由于对短期结果和男性健康结果的关注，文献中出现了滑坡，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心理健康是灾难的主要后果。
此外，对心理健康的研究将从更多的社会学视角中受益。社会学家应该通过整合社区、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分析来解决这些心理健康的轨迹。未来对心理健康轨迹的研究应该包括对社会网络和社区嵌入的测量。
最后，人们已经开始研究政府援助和塑造灾后恢复的计划的作用。紧急援助的私有化，向企业和地方政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的援助，以及向人提供的援助的不平等分配，在个人和地方之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公共和私人保险、政府紧急贷款和援助系统不仅会增加不平等，而且会通过破坏社区复原力、扭曲房地产开发成本，甚至促成进一步的气候变化，播下下一次灾难的种子。
七、气候变化和未来灾害研究的问题
早期的《社会学年鉴》关于灾难研究的文章关注的是如何定义这个子领域、它的术语和它的研究范围。在最近的评论中，Tierney（2007）在她的标题中总结了她对该领域的建议："从边缘到主流？处于十字路口的灾难研究"。她认为，这个子领域已经与主流社会学隔绝，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比如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变革。在本文看来，灾害研究领域已经按照Tierney建议的方式发展，解决了更多关于灾害及其后果对社会分层、社会变革和社会不平等的贡献的基本社会逻辑问题。
灾难带来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挑战，随着灾难变得频繁和严重，它们将影响社会学家研究的所有领域。社会学的所有不同子领域都会发现他们的研究受到气候变化和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而灾难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之间的分歧也会减少。
本文倡导在该领域跨学科的观点，因为灾害在其起源和影响方面本来就是跨学科的。本文认为，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很有必要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气候变化将从根本上影响所有人类社会，其方式我们才开始衡量，范围也只能想象。这种正在发生的全球变化将带来更多的灾难，社会科学家需要对这些灾难进行研究，从而产生有助于指导气候适应工作的发现。
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灾害变得更加强烈和频繁，社会学家应该调整当前的脆弱性和复原力的概念类别，也许还应该重新审视灾难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气候变化要求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对危险的脆弱性。社会学调查的一个成熟领域是人们对灾难主题的心理模式，以及它们如何发展、改变和影响行为。
对灾难的研究表明，人们头脑中关于灾难发生时的模式往往是错误的。最具破坏性的误解之一是，人们在灾难发生后的行为是自私的、无法无天的谬论。正如Clarke & Chess (2008)所说，政策制定者和应急计划者的错误假设，即恐慌和暴力会导致灾难的发生，这种假设充斥着精英们的计划和他们在灾难中的行为。当精英们以这种方式行动时，他们可能会创造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最后，我们是否需要另一个术语，也许是灾难，作为概念化巨灾的一种方式，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了人类经历的规模？Quarantelli（2000）区分了灾难和灾害。他将灾难定义为比灾害大得多，恢复期长得多，需要更多资源。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到灾害的规模和影响，并为我们在气候变化时代所面临的新现实开发新的术语和模型。
编译｜黄 勇
审核｜林陌声
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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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原标题：《顶刊编译｜灾害的社会后果：个体和社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