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通常有户厕与公厕之分。中国公厕的出现，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守城军民动辄百千，为方便军民的便溺，城头上“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须入内便溺。汉代的都城中已有“都厕”出现，即都城所设之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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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卫生与租界公厕
（民国时期的挑粪工）
上海开埠以前，居民如厕以户厕为主。1843 年开埠之后，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增强，都市社会孕育成型。人们忙于户外的行走谋生，户厕难以满足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城市道路两旁开始出现较多的土坑，供路人便溺。此外，市区公共场所逐渐兴起，茶馆、饭店等人群聚集处，也开始备有简易厕所。不过这些多为私人所建，非政府所设。
（清末民初时的公厕）
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近代上海才首次出现真正由行政机构兴办的公厕，即 1864 年工部局在公共租界花园弄（今南京东路）所建的公厕。1887 年公董局又投资白银 500 余两，在法租界十六铺码头、金利源码头建造公厕两座，且厕内首次附设男性小便池。19 世纪末，上海已出现煤气、自来水等新式公用事业，1894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投资白银 800 多两，在玛礼逊路（今茂林路）、头坝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元芳路（今商丘路）附近，建造了 4 个装有煤气灯、自来水的公有公厕，较先前的土式坑厕卫生了许多。厕所用自来水冲刷，苍蝇、臭气骤减。随着建筑材料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1899 年工部局卫生处开始使用水泥混凝土建造公厕，厕所的卫生条件更趋改善。
（粪车粪码头）
20世纪初，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专门性公厕亦随之出现。1906 年工部局卫生处在华人公园（今四川中路、乍浦路苏州河南侧）内，建造了设有 3 个蹲位且附小便池的公厕，为市区首座公园公厕。1927 年卫生处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内，设立第一座儿童公厕。1937 年，因客流增多，法租界嵩山路原有公厕旁，“加搭木棚一间作女厕和管理室”。40 年代，随着女性日益走向社会，女厕数量日增。1946 年 2 月，静安区内有市建公厕 18 座，其中设有女厕的就有4 座。建造在杨树浦路 1453 号的公厕，蹲位数居全市之首，其 44 只蹲位中女性蹲位为 15 只。公厕设置日趋人性化，安装了自来水、电或煤气的公厕固然卫生适用，然造价不菲，故数量有限。为降低成本和方便市民，租界当局在行人密集和工人贫民集中的棚户地段，搭建大量的简易公厕。1894 年，因“大量苦力之需要”，工部局拟在租界各处建造 18 个简易公厕，其“造价不贵，只要有墙、顶棚，放些便桶即行”。因简易公厕造价低廉，故 1905 年工部局卫生处同电车公司各出 50% 的经费，在公共租界各路电车终点站，建造简易公厕。1912年公董局又出白银 1565 两，在法租界菜场、集贸市场和黄浦江装卸码头旁边建造了 52 所简易公厕。
（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建造公共厕所事往来函）
近代上海城市活动的主体是男性，因此建造男性小便池，亦是缓解公厕紧缺压力的有效途径。1877 年，法租界开始建造结构简单、实用性强的男性小便池。至 1886 年，公共租界的每一个街道和通向公共道路小弄堂的拐角处，几乎都建起了小便池，共计 180 余处。小便池用石头或砖头砌成阴沟，水泥铺面，以免尿水被地面吸收而臭气熏天，并安装一根钻有小孔的铁管喷头，以清洁厕所。1891 年开始，在小便池墙上铺设石板，并安装冲水箱。到 1893 年，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便池在山东路洋泾浜路（今山东中路延安东路）转角处面世。其墙壁厚度为 1.5 英寸（约合 3.81 厘米），使用 14 年仍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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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国体”与华界公厕之兴
（平民村的公用厕所）
租界公厕文明开阔了上海地方社会精英的视野，他们不甘示弱，遂起效仿。1909 年 11 月，地方绅董胡文炜等 11 人，集资在南市侯家路建造了华界首座公共厕所。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发展到 24 座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公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华界有了独立的卫生行政机关，公厕的兴筑与管理成为卫生当局的工作重点之一，其数量不断增加。1934 年 2 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就极力主张在市轮渡码头建立公共厕所，原因是人流频繁的市轮渡铜人码头，居然没有一个厕所，乘客常向江中随意便溺，很不卫生。更为重要的是，市党部认为该码头上外国人来往者甚多，“如此毫无设备，有失国体”，于是函告公用局，“恳请添设，急不容缓”。日伪统治上海期间，伪市政府卫生局因“筹款不易”而几无增建。抗战胜利后，上海人口激增，市区公厕随之增至 400 余座。
（上世纪80年代，淮海路嵩山路两层结构公厕）
文章选自上海通志馆主编“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彭善民、雷海波著：《人间大爱：上海卫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2021）
编制：乔志远
审校：石梦洁
签发：吴一峻
一辞莫赞，不如在看
原标题：《卫生与自尊：公厕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