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国小剧场戏剧40周年。1982年9月，由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执导的《绝对信号》搬上了首都舞台；同年12月，由殷惟慧编剧、胡伟民导演执导的《母亲的歌》实验首演于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练厅。一北一南首开新时期中国小剧场艺术的风气之先。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从最初的零星散戏先锋试验田，到现在一年能有几十出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在不同的舞台轮番上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都市流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小剧场话剧《母亲的歌》（殷惟慧编剧、胡伟民导演）把青年话剧团的排练厅改造成中心舞台，该剧讲述了一个将军的遗孀如何教育子女对待人生的故事，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集中了当时青话的祝希娟、娄际成、张先衡、袁国英、刘玉、任广智等，演出打破镜框式舞台的模式，演员和观众的交流近在咫尺。一丝一毫都在显现在观众的面前，一点泪水，一声叹息，无不令观众动容。
小剧场话剧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自由剧场”的艺术实验活动，后风行于欧美和日本，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和探索的产物。对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来说，小剧场话剧是剧场空间和观演关系的一次新的构建，正如童道明在“当代小剧场话剧”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虽然小剧场话剧没有固定不变的舞台，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观众席，但是，小剧场话剧比大剧场话剧更能提供演员心理深入的可能性。”
如果说80年代下半叶的上海小剧场戏剧有反叛性、超前性的实验倾向，少数作品带有强烈的“先锋”意识，而其探索的重点又大多放在确立新的“观”与“演”的关系上。那么9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则呈现出形式风格多样化的倾向和世俗化的趋势，对于小剧场戏剧的“探索”有了更广泛的理解，更多地考虑观众的接受问题，出现了以写实的手法，反映平凡的世俗生活，表现现代意识的主题，同时也就更重视于演员的表演艺术和演出风格的多样化。
1985年12月，由上海师范大学干修生陶骏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如今东华大学）的研究生刘擎等人合伙建立了当时上海最早期的跨校的实验戏剧社团白蝙蝠剧社，编创了四场实验诗剧《生存，还是毁灭》。1986年9月，上海青年话剧团的刘永来、李容、王景国、张献一起成立了边缘剧社，准备筹排张献编剧的《屋里的猫头鹰》（因故搁浅），后排演的剧目还有《时装街》（张献编剧、余莅杭导演）等。这些剧社为小剧场的发展做了不少尝试。
1989年4月由张献编剧、谷亦安导演的《屋里的猫头鹰》，作为南京小剧场戏剧节演出剧目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后又演于当时青话的实验剧场。此剧在结构、内容、表述上具有的先锋性在当时的中国剧坛是罕见的。让观众穿斗篷戴面具观看演出，还被鼓励到台上去“殴打”剧中人沙沙，这已是名副其实的观众参与。此剧是中国小剧场戏剧一次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尝试。
当时的戏剧的市场步履艰难，但之后相继排演的《明日就要出山》（孙惠柱编剧，【美】查理·谢克纳、【中国香港】陈载灃导演）、《金棕桐酒吧的楼上楼下》（刘擎/王嫣编剧、雷国华导演）、《爱情书简》（【美】A·R·戈奈编剧、黄作临艺术指导、袁国英导演）和《皆大欢喜》（王命夫编剧、虞留德导演）等却各具特色和艺术价值。
进入90年代以后，话剧延续着对于国外戏剧前沿的模仿，话剧市场继续遇冷，观众流失更加严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不断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上海，随着全社会的文化转型，上海的小剧场戏剧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局面，在“话剧危机”的大势下，上海的小剧场话剧却异军突起。这类小剧场话剧在票房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不似几年前那么具有实验与探索的精神，而是更加的亲民、大众和时尚，从而把更多的普通观众吸引进场。1991年7月，一出乐美勤编剧、俞洛生导演的《留守女士》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该剧的走红也推动了上海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前行。
1998年，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至2020年已坚持举办了十届，为中外小剧场戏剧的艺术交流和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
进入新世纪后，上海的小剧场话剧再一次兴起，这次兴起跟上次的热潮不一样的地方，是带动了一批以大学生和年轻白领为主的观众群体走进剧场。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上海的话剧市场发展最快的时期，除了专业演出团体之外，越来越多的民营剧团和公司也排演了大量的剧目，许多外地或境外的话剧团体也带来了大量话剧作品，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上海的话剧市场。
世纪之初，当代都市题材的小剧场话剧再次掀起热潮，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现代人剧社排演的一些小剧场话剧如《WWW.COM》（喻荣军编剧、尹铸胜导演）、《去年冬天》（喻荣军编剧、滕学坤导演）等引发了久违的观剧效应。
这些小剧场话剧在话剧市场极其不景气的情况下，以贴近观众的题材内容与丰富新颖的表现形式，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走进剧场，同时也催生了上海话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白领戏剧”现象，从而也带动了一轮持续近十年的都市小剧场话剧演出热潮。这一时期，一大批民营剧团与剧场成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戏剧创作演出当中，其中大部分民营话剧社团都是以演出小剧场都市情感剧为主，这也标志着小剧场话剧从以实验和先锋为主要特征，逐渐地向更加大众、成熟、多元和商业转变。同时，小剧场话剧作为戏剧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观众广泛认可和接受，它极大地推动了新世纪中国话剧的繁荣与发展，如小剧场话剧《谎言背后》（喻荣军编剧、熊源伟导演）、《今夜将我遗忘》（李容编剧、杨昕巍导演）、《卡布奇诺的咸味》（喻荣军编剧、尹铸胜导演）、《活性炭》（喻荣军编剧、吕凉导演）、《午夜哈瓦那》（喻荣军编剧、吕凉导演）、《浮生记》（喻荣军编剧、陈薪伊导演）、《恋人》（唐浚原著、江鸣编剧、何念导演）、《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李唯原著、梁馨月编剧、何念导演）、《和空姐同居的日子》（三十原著、梁馨月编剧、何念导演）、《单身公寓》（郭强生原著，周可、薛磊改编，刘艺导演）、《上海作女》（石俊编剧/导演）、音乐剧《撒娇女王》（李扬编剧，马达导演，何念总导演，胡彦斌监制）等。随后，肢体剧、歌剧、戏曲与舞蹈等其他形式的小剧场演出也逐渐增多，如中国的第一台肢体剧《人模狗样》（喻荣军编剧、何念导演）以及《鲁镇往事》（迪安·吉尔莫/米歇尔·史密斯导演）、《下一站》（王庐璐编剧、郭洪波导演），小剧场昆曲《伤逝》（鲁迅原著、张静改编、钱正导演）等，小剧场戏剧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戏剧的形成与发展。
2000年5月，上海徐家汇出现了一家“真汉咖啡剧场”的私人剧场。2002年，出现了一个可以免费排练演出的实验艺术场所“下河迷仓”，汇集了“组合嬲”、“草台班”、“测不准戏剧机构”、“九维实验戏剧”、“聆舞艺术群体”、“802戏剧工作室”等戏剧社团和戏剧人，演出和培育了一大批先锋实验小剧场戏剧的组织和剧目。民营机构逐步开始在这些领域形成竞争，在资本的助力下，民营机构开始了全产业链的扩展和跨行业整合。当时，上海的话剧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时期，小剧场话剧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生机勃勃，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发挥自身优势和剧场阵地，深入高校剧社、非职民营剧团和海外剧社，网络小剧场话剧各种力量，搭建展演平台。自2004年举办“首届上海大学生话剧节”，到今年连续举办了17届，高校剧社在先锋实验小剧场方面的积极探索，为小剧场戏剧注入了朝气和青春。2005年创办“亚洲当代戏剧季”，将触角伸到世界不同国家的剧场作品，2008年更名为“上海当代戏剧节（ACT）”，延续至今已走过了17个年头，在该艺术节上能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先锋小剧场戏剧和院团，成为了国外艺术节了解中国与亚洲当代戏剧作品的交流平台与前沿阵地。例如，西班牙小剧场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西班牙】Inaki Rikarte导演）正是由此走向全国，巡演多年。2009年倡导主办了“先行戏剧节”，在连续举办8届后于2017年更名为“有种戏剧节”，以聚焦本土青年戏剧作品为主，鼓励民营和非职的戏剧青年探索新的表演形式、展现各自对人性的理解与思考。
国有院团更多的是在内容的先锋实验性以及与欧美前沿戏剧的交流中，发展小剧场戏剧的内容创作和剧目开发。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原创方面通过“新文本孵化”平台，以1933老场坊为孵化基地，陆续推出《作家在地狱》（韩丹妮编剧、马远导演）、《冒牌人生》（陈思安编剧、吕睿导演）、《房间》（陈天然编剧/导演）、《行心》（田弘毅编剧、徐紫东导演）、《羽毛》（季晓岚编剧、罗茜导演）、《惊蛰》（王静怡编剧、付仲豪导演）、《哪吒回了陈塘关》（谌桔编剧、付仲豪导演）等小剧场孵化项目。
2015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创立，首届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京剧院周信芳戏剧空间举行，到如今也走过了七届的历程，已升级为“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成为唯一一个小剧场戏曲国家平台，逐步发展为青年戏曲创作表演人才的孵化基地之一，培育了大批青年观众。
未来小剧场何去何从，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没变，但是观众一直在改变，观众的欣赏需求与习惯也在改变，客观上要求话剧艺术要与时俱进，这不但要依赖社会、经济甚至是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依赖于中国戏剧与国外戏剧前沿不断交流与融合，更要依赖于寻找中国戏剧自身的特点与中国故事独特的自我表达，这就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不断的努力，只有这样，中国话剧才会更加成熟、多元和包容，更好地发挥优秀文化艺术的引领作用。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和新闻稿整理撰写）
文、整理/古川
参考文献：
1、刘永来.从探索、实验走向市场——关于上海小剧场戏剧运动的思考.上海艺术家.1998,(2)
2、刘永来.关于小剧场戏剧的误读与误评.上海戏剧.2013,(11)
3、潘晓曦.破茧成蝶正当时——写在小剧场话剧30周年之际.大众文艺.2011,(20)
4、上海话剧志.百家出版社.2002,(2)
原标题：《后浪：上海小剧场戏剧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