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逼蒋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兵谏中，打响“捉蒋”第一枪的是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们所仅知的是原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绘的捉蒋一幕说：“张少帅的卫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铭九上尉（系中校之误）午夜前往临潼，他在半路上带上两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他们在那里等到五点钟，第一辆卡车载着十五个人开到宾馆门口，被岗哨喝止，就开起火来。东北军这批先遣人员的增援部队马上开到，孙上尉率部进攻总司令住处……”这段话的依据是英国记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1936年12月27日对孙铭九的采访记录。孙在接受采访中，歪曲了事实真相。此后几十年里，史书、报刊、影视作品、历史教科书上，乃至专家讲述“西安事变”时，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直到1979年的一天，一位叫王玉瓒的老人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孙铭九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老人坐不住了，当初明明是我开的第一枪，怎么说成孙铭九了呢？
叶帅
王玉瓒是原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西安事变中捉蒋有功，受张学良嘉奖5000元，并晋升为15旅43团团长。“卢沟桥事变”后，王随即奉命开赴华北抗日。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王玉瓒率部随卢汉参加了云南起义。1950年10月回祖藉黑山定居。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王玉瓒因所谓“历史问题”一直遭到不公正待遇。王玉瓒看到报纸后，思考了片刻，决定把历史真相告诉叶剑英元帅，还他一个公道。
此时的王玉瓒虽已83岁高龄，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他称之为 “在天上捅了个窟窿”的大事。他写了一封近七千字的长信，详述了西安事变的全部经过，还描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在信的结尾，王玉瓒言辞凿凿地说：“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所作所为，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取证，就完全清楚了！”
叶剑英打开王玉瓒的来信，见到“我叫王玉瓒，在西安事变中活捉了蒋介石”这句话，感到震惊。读完长信后，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是需要严谨论证的国家历史真相，立即批转中共辽宁省委“速办”。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黄欧东见到叶剑英的批示，火速转给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前往抚顺催办(王玉瓒当时住在其长子所在的抚顺)。
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名外调人员日夜兼程，历时三个半月，跑了8700多公里，从吕正操、万毅、刘澜波、旅大市委书记宋黎、原张学良骑兵军长何柱国以及原东北军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等人处获取了22条线索。刘多荃准确地说出王玉瓒是原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并证明当年王玉瓒的确参与了华清池捉蒋事件。在云南，他们找到张学良卫队一营的一位排长，证实当年他们排是奉王玉瓒营长的命令，在华清池参加“捉蒋”的。他还证实，西安事变是在王玉瓒接到张学良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之后组织并完成了整个行动的，并非孙铭九所说是他亲自捉拿蒋介石的。自此，关于华清池捉蒋事件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1979年10月，调查组的同志来到王玉瓒家中，向他递交了调查结论材料，上写着：“经党组织深入调查，证实王玉瓒同志1936年在西安任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时，基于反蒋抗日的爱国思想，组织、参加、完成了12月12日的捉蒋行动。”王玉瓒看到“爱国、正义、有功”的结论，眼眶湿润了。
1981年12月12日，王玉瓒应全国政协的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西安事变45周年纪念活动。翌日，王玉瓒又参加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安事变组召开的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还有原东北军一O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原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原东北军总部秘书郭维城、原张学良随从副官朱宗愈、原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二弟张学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素等。
会上，王玉瓒讲述了“捉蒋”的全过程：
1936年蒋介石两次到西安，均住在华清池。蒋随身的二三十名侍卫负责二道门和二道门内五间厅的守卫。头道门都是由王玉瓒的卫队一营守卫的。
事变前一天下午4时许，张学良从华清池头道门出来，让王玉瓒跟着回张学良公馆。张学良交给王玉瓒一个重要任务：“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你和孙铭九要互相配合，把事情办好。你营是华清池头道门守卫者，应先行动!”并嘱咐道：“你们要改穿蓝色军衣，以便打起来能跟蒋的侍卫穿的黄色军装区别开。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告诉你。”王玉瓒退出客厅，谭海对他说：“开始时间定在明天拂晓，你先换衣服吧!”王当晚一直待在谭海办公室内，没有回家。
12日凌晨2时，王玉瓒骑摩托车先到东郊十里铺，向一营骑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逮捕一切外逃人员。接着，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长金万普带全排士兵一律改穿蓝色军衣，迅速赶到华清池参加捉蒋。
一切安排妥当后，王玉瓒随即赶回华清池，带领一连连长王世民及当晚在头道门值勤的排长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凌晨4时许，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门，王在二道门前见蒋的一个哨兵来回走动。王见时机已到，就举枪连打三枪，第一枪就把哨兵打倒。他打这三枪有两层用意：一是命令一营战士开始进攻；二是按事先约定，告知10日晚进驻灞桥镇的卫队二营孙铭九，率官兵迅速赶往华清池参战。王世民等一营战士听见枪响，就进攻二道门。蒋的卫士长慌张地跑出来喊：“什么事?什么事?”又被打倒。蒋的侍卫随即出来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枪战。此时，孙铭九部的50余人才赶到加入战斗。
王玉瓒率王世民等冲进蒋住的三号厅，不见人影，急令官兵四处搜索。
此时，一营手枪排战士石志中跑来报告，后墙脚下发现一只鞋。这表明蒋可能已越墙逃上后面的骊山。于是，王玉瓒带一营从左侧搜山，孙铭九带二营从右侧搜山。此时天已微亮，满山都是捉蒋的官兵，王玉瓒终于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后的乱草丛中活捉了蒋介石。
会议经过几天辩论、对质，澄清了孙铭九口述的多处漏洞，谁是西安事变临潼华清池“扣蒋”的先行官这一事实得到了澄清，这一新的史实得到与会者们的认同，使长期以来被扭曲的一段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孙铭九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他因等候白凤翔到得晚，是王玉瓒率领卫队一营部分官兵先于他攻进华清池的。
西安事变时的王玉瓒
会后，张魁堂发表了《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刊于《文史通讯》1982年6期、《文史资料选辑》121期），肯定了“守卫华清池大门的是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等重要事实。张魁堂特别结论性地写道：“经过编辑组反复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遗憾的是，这两种刊物外界很难看到，至今仍在以讹传讹。
1984年王玉瓒病故，终年88岁。
顺便再说一下孙铭九。孙铭久因自称“捉蒋第一人”，写进《西行漫记》，世人皆知。西安事变后，张、杨两将军被扣后，他害怕蒋介石也不放过他，开始惶恐不安，东躲西藏，后来实在走投无路了，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汉奸，利用原有关系拉拢策反东北军旧部。在解放战争中，孙铭九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获，因为当时误认为他是西安事变中“捉蒋”的功臣，不但他的罪行没有被清算，还先后安排他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直至去世。
作者：袁宝麟
原标题：《西安事变中谁打响“捉蒋”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