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五铢钱是丝绸之路北道流通的一种铜币，铸有汉文和婆罗谜文两种铭文，但是背面婆罗谜文尚未解读。在新疆轮台、库车、巴楚古城址及佛寺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龟兹五铢钱，主要流通于汉唐时期龟兹王国（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我们最近发现，龟兹五铢钱两个婆罗谜文符号中，一个符号为婆罗谜文（mudrā“戳记”）一词的缩写mu（=于阗塞语mura“铜钱”）；另一个符号则为婆罗谜文数字“50”。草拟此文，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古代东西方货币体系的建立
古代东西方采用不同货币体系：西方金属货币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吕底亚王国（今土耳其西南部），选用吕底亚首府萨尔迪斯附近巴克图鲁斯河中天然金银矿（金银含量约三比一）模压锻造而成，俗称“琥珀金”。古波斯金币即仿造吕底亚金币，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将吕底亚金币称作“斯塔特尔”（stater）。从出土实物看，1枚斯塔特尔重约14克，流通于公元前671－前546年间〔图一：1〕
图一 吕底亚、古波斯及其东方行省犍陀罗和大夏出土金银货币
古波斯帝国货币制度始于居鲁士大帝，分别在波斯的苏萨、希腊的萨迪斯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发行金银货币。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统一波斯货币，仿造吕底亚金币创制大流克（daric）金币〔图一：2〕和谢克尔（sekel）银币〔图一：4－6〕。每枚大流克重约8.4克，由波斯王统一模压打造，不得私造。每枚谢克尔银币重5.6克（=1/2盎司），由波斯帝国各属国自行打造。由于波斯本土黄金匮乏，古波斯货币体系采用银本位，一枚大流克金币可交换20枚谢克尔银币。随着古波斯帝国的军事扩张，古波斯货币体系对东西方货币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在西方，古希腊人模仿古波斯银币，公元前525年创建德拉克马（tetra-drachma）银币。此钱正面是雅典女神像，背面为守护神猫头鹰图案〔图一：3〕。1斯塔特尔（stater）=4德拉克玛（tetra-drachma）。在东方，古波斯帝国东方行省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大夏（今阿富汗西北地区）等地模仿波斯银币打造萨塔马纳（śatamānas“百钱”）银币。所谓“马纳”（manas），源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计量单位。一个马纳（约500克）=60巾（gin）。古波斯帝国全面继承了古巴比伦的文化遗产。从钱币形制和流通时间看，犍陀罗和大夏银币无疑源于古波斯货币。
阿富汗、巴基斯坦古代遗址所出土公元前4世纪银币有两种形式：一种与古波斯银币相似，形状呈圆形，打印一朵花枝戳记，重5.8克，不过，大夏戳记花型〔图一：9〕与犍陀罗戳记花型〔图一：10、11〕不同；另一种为长条形银币，打印两朵花枝戳记，重9.7－11.7克〔图一：7、8〕。后者即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侍臣乔底厘耶（Kauilīya）《政事论》所言“萨特马纳钱”（śatamānas“百钱”），而前者则为“半个萨特马纳钱”（ardhaśatamānas“五十钱”）。
古代中国以铜为货币，不仅材质与波斯、希腊和印度钱币不同，而且制造方法亦不相同。两千多年来，中国以方孔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皆范铸成型，而西方钱币则为模压锻造。中国铜币起源于战国时期秦国的半两铜钱，以铢两为单位：一两重二十四铢，半两则为十二铢。秦灭六国后，统一货币，废除贝币、布币、刀币等六国旧币，并将方孔半两铜钱作为法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到清代末年。
张骞通西域与中国货币首次走出国门
汉承秦制，汉初货币仍采用秦方孔半两铜钱，每枚重十二铢〔图二：1、2〕。由于允许民间私铸钱，汉初半两钱往往改铸成名不符实的八铢、六铢、四铢半两钱，乃至严重偷工减料的“榆荚”半两钱。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始行三铢钱〔图二：3〕。《汉书·食货志》曰：“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此外，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还发行大额虚币“白金三品”。《史记·平准书》记载：“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选’，值三千；二曰以重养小，方之，其文马，值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值三百。”
图二 汉武帝前期流行的半两、三铢、五铢钱和白金三品
1961年，夏鼐先生撰文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四枚圆型写有希腊铭文的龙纹铅饼详加考证，首次指出应为一种汉代货币。随着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研究者终于认识到这种龙纹铅饼就是汉武帝发行的白金三品的“龙币”〔图二：5〕。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逐渐从出土文物中分辨出白金三品的“龟币”和“马币”〔图二：6、7〕。
元狩五年（前118），汉武帝将地方铸币权收归中央，把各地私铸钱运到京师销毁，并“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图二：4〕。元鼎三年（前114），汉武帝又废止大额虚币“白金三品”，结束了汉币发行的混乱局面。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始铸马蹄金，那么汉武帝在位前期流通半两钱、三铢钱、白金三品、五铢钱凡四种货币。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前126），了解到西域诸国“不知铸钱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以西至安息（伊朗高原的帕提亚王国），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不过，同传又说安息“以银为钱”，那么所谓“不知铸钱器”，并不是说西域诸国无货币，而是说它们不用铸造方法制作钱币。
所谓“黄白金”，似指汉地传入中亚地区的铅锡合金。印度和中亚古代居民获得希腊－罗马金币、波斯银币或汉地铅锡合金后，往往用来制作器皿或改造为本国货币。印度盛产黄金，但白银匮乏。迟至中世纪，印度拉贾斯坦邦著名铅锌银矿才开始大规模开采，因此古印度十六大国发行的银币多由波斯银币改制而成。公元2－3世纪，贵霜王朝发行的金币用罗马金币改制而成，而大月氏人和粟特人往往将罗马金币用作冥币含在死者口中下葬。古代印度和中亚人这种有来无往的贸易方式，导致罗马帝国黄金严重匮乏，极大阻碍了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由于白银匮乏，古波斯银本位货币在南亚次大陆难以为继，因此，印度笈多王朝改用金本位，开始发行苏伐纳（suvara）金币。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前116－前115），组建了30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数以千万计的钱币和丝绸作为馈赠西域诸王的礼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面文“五铢”二字的方孔铜钱最初铸于元狩五年（前118）。张骞出使乌孙于元鼎元年（前116）启程，那么他携往西域的数以千万的钱币自然包括五铢钱。
张骞在伊犁河谷拜访乌孙王后，就返回长安。不过，结束乌孙访问后，“（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中亚阿姆河北岸）、大夏、安息（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西郊旧尼萨古城）、身毒（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下游）、于寘（今和田）、扜罕（今克里雅河下游）及旁国”。这是中国货币第一次走出国门，大规模在西域各地流通。
汉魏丝绸之路西域通货与中外文化交流
作为东方泱泱大国，中国货币历史上对西域货币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汉佉二体钱、龟兹五铢钱、粟特方孔铜钱、高昌吉利钱、回鹘日月光金铜钱、突骑施钱、回鹘方孔铜钱，以及伊利汗国发行的波斯纸钞。
最早受中国货币体系影响的西域古币，是丝绸之路南道于阗王国（今新疆和田）的汉佉二体钱，亦称“和田马钱”。这种铜币采用西方造币方式和古希腊钱制锻造而成，有大小两种币型：大钱重4德拉克马（tetradrachma），汉铭写作“重廿四铢铜钱”〔图三：1、2〕；小钱重1德拉克马（drachma），汉铭则作“六铢钱”〔图三：3－5〕。这种巧妙的钱币设计，便于和丝绸之路流通的东西方各种货币进行兑换。例如：大钱币值二十四铢，可兑换2枚半两钱、5枚五铢钱、8枚三铢钱和1枚贵霜德拉克马大铜钱；小钱币值六铢，可兑换0.5枚半两钱、1枚五铢钱、2枚三铢钱和1枚贵霜德拉克马小铜钱。
图三 汉佉二体钱之二十四大钱和六铢小钱
受中国货币体系影响的第二种西域古币，是丝绸之路北道龟兹王国（今新疆阿克苏地区）铸造的龟兹五铢钱，亦称“汉龟二体钱”。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库车县苏巴什古城、巴楚县托古孜沙来古城、和田北部沙漠遗址考察时，发现许多龟兹五铢钱。他在考古报告称之为“龟兹小铜钱”。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在轮台县屯头古城发现一批窖藏龟兹五铢钱，共220枚，系铜制浇铸，铸币圆形方孔，均具有狭缘、广串、薄肉特点，肉厚0.1－0.15厘米。1986年，库车县文管所附近高大寺遗址又发现上万枚龟兹五铢钱，绝大多数为红铜质，盛在一个两端无底的红陶水管内。
苏巴什古城即龟兹国著名的雀离大寺，而托古孜沙来古城则为龟兹国郁头州据史德城。显然，这种小铜钱是古代龟兹国发行的一种铜币，可称“龟兹五铢钱”。不过，有研究者称为“汉龟二体钱”，则不一定正确。龟兹文是一种用来拼写吐火罗语B方言的婆罗谜文变体文字，目前所见龟兹文壁画题记和佛经写卷皆不早于南北朝，而龟兹五铢钱的产生时代不晚于三国时期。换言之，龟兹五铢创建时龟兹文尚未产生。因此，我们不能称其为“汉龟二体钱”，也不能用龟兹语解读钱币背面婆罗谜文符号。
龟兹五铢钱婆罗谜文解读
龟兹五铢模仿中国方孔铜钱范铸而成，因铭文分布不同，亦可分两种币型：一种龟兹五铢钱双面有字，正面铸有汉文“五铢”或“五朱”二字，背面铸有两个婆罗谜文字母或符号；另一种龟兹五铢钱背面无字，正面所铸中外铭文与第一种龟兹五铢钱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龟兹五铢钱婆罗谜文有个类似阿拉伯数字“0”的符号。目前国际通行的十进制计数法就建立在阿拉伯数字0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中誉为“最妙的发明之一”。
殊不知，阿拉伯数字真正发明者是印度人。公元前4世纪，印度语法大师波你尼（Pāini）在其名作《八章书》（Aādhyāyī）提到śūnya一词，意为“零、空”或“缺失”。公元2世纪，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发展了“空”的概念，中观派创始人龙树（Nagārjuna）在《中论》和《大智度论》强调“一切皆空”，以“遁入空门”为最高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上，印度数学家发明了数学十进制符号“0”。印度中央邦西北瓜廖尔堡（Gwalior Fort）查图布伊寺（Chaturbhuj temple）有一块876年所刻婆罗谜文石碑，此碑刻有印度数字“210”，用一个圆圈表示“0”。由此可证，数学十进制符号“0”确为印度人一大发明。
时至今日，印度数字在阿拉伯国家仍不流行，阿拉伯人根据印度数字创建了另一套阿拉伯数字符号。在伊朗考察时，我们还见到伊朗人也不用世界各地通行的阿拉伯数字，伊朗车牌和门牌号码都用阿拉伯人发明的另一套数字符号。这种真阿拉伯数字与印度数字风马牛不相及。例如：真阿拉伯数字“7”用罗马数字V来表示，而罗马数字V倒过来则是真阿拉伯数字“8”。印度数字“0”在真阿拉伯数字中用来表示数字“5”。
1881年，印度塔克西拉西北140公里（今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巴赫沙里村民发现一部婆罗谜文写本，由70页桦树皮组成，今称“巴赫沙里手稿”（Bakhshali manuscript）。这部手稿扉页有个残缺的单词[…]rtikāvati，似指巴基斯坦西北塔克西拉城附近一个叫做“马尔提迦瓦塔”（Mārtikāvata）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这部手稿的抄写地点。许多学者试图解读这部手稿，均未成功，后来转给了正在印度某大学执教的德国梵学家霍恩勒（A.F.R Hoernle）。他成功解读出写本大部分内容，并指出这是一部古代佚名作者的数学手稿。巴赫沙里手稿的重要价值在于记录了数以百计的数字符号“0”。
1902年，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将巴赫沙里手稿赠予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近年该图书馆研究人员从桦树皮手稿中随机选取了3个样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发现这3个样本分别出自不同年代，第一份（folio 16）出自224－383年，第二份出自680－779年，而第三份则出自885－993年。换言之，早在公元3－4世纪印度人就开始使用数字符号0了，比科学史家原来认定的数字0的使用时间提前了500多年。消息传出后，在西方学界和新闻界引起极大轰动。
巴赫沙里手稿的数字符号“0”用一个圆点“·”表示，在手稿中出现了数百次〔图四〕。殊不知，这个表示“0”的圆点符号在近年阿富汗出土佉卢文犍陀罗语桦树皮佛经写卷中多次出现，有时也写成一个圆圈，字形和印度数字符号“0”完全一样，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不过，在佉卢文犍陀罗语桦树皮写卷中，圆点或圆圈符号皆用来表示空格（或一首偈颂的结束），并非数学十进制符号“0”。
图四 笈多体婆罗谜文数字表
龟兹五铢钱婆罗谜文也有一个和数学十进制“0”一样的符号。从笈多体婆罗谜文碑铭和写卷看，这个符号应为婆罗谜文数字“50”，而婆罗谜文表示“0”的数字符号往往写成一个圆点“·”〔图四〕。既然如此，那么龟兹五铢另一个西域文字也要从婆罗谜文找答案。据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请教过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认为这个符号是婆罗谜文数字“50”。如前所述，婆罗谜文数字符号“50”写得像阿拉伯数字“0”，我们认为实乃龟兹五铢钱另一个婆罗谜文符号〔图五：1－3左侧〕。
图五 汉唐丝绸之路流通的龟兹五铢、直百五铢、太平百钱
我们认为，龟兹五铢钱右侧那个令人困惑的符号〔图五：1－3右侧〕与笈多体婆罗谜文字母mu的字形〔图六右上〕最为接近，很可能是于阗塞语mura（钱）字的缩写。据剑桥大学贝利（H.W.Bailey）教授考证，在于阗塞语文献中，“铜钱”一词写作śāvī-mūra，简称mūra、mura、muri或murai等，在于阗塞语文献中频繁出现，特指中国铜钱。他还认为，于阗塞语mura一词源于梵语mudrā（印章、戳记），相当于中古波斯语mwhr（印章、戳记）。
图六 尼泊尔本《十地论》婆罗谜文字母Ma与各种元音拼写一览表
如前所述，在犍陀罗出土古代银币中，打印两个戳记的长条形银币为“萨特马纳钱”（百钱），而打印一个戳记的圆形银币为“半萨特马纳钱”（五十钱）。龟兹五铢钱呈圆形，与犍陀罗出土半萨特马纳钱币型相同，故写有婆罗谜文数字“50”；另一字母则为婆罗谜文mudrā（“戳记”，=于阗塞语mura“铜钱”）的缩写。无论如何，龟兹五铢背面婆罗谜文应读作：50mu（ra），意为“铜钱五十文”或“当五十钱”。
中国发行大面额虚币，始于汉武帝所铸“白金三品”和西汉末王莽时期大泉五十。《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古文“钱”，或称“泉”。从出土实物看，王莽时期发行的大小钱铭文无“钱”字，皆写作“泉”。三国时期，蜀国发行更大面额的虚币，如直百五铢〔图五：4－5〕、太平百钱〔图五：6－7〕、太平百金、世平百钱等。这些大面额货币直到隋代仍在丝绸之路流行，故《隋书·食货志》记载：“（梁）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別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種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並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胜贵。交易者以車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2012年7月，新疆库车县对老城棚户区实施改造工程时意外发现古钱币，多达1.4万余枚，其中包括三国时蜀国发行的太平百钱。由此推测，龟兹五铢创建于三国时期，最初用来和蜀国进行丝绸之路贸易。从背面婆罗谜文铭文“当五十钱”看，1枚龟兹五铢可以交换1枚大泉五十和10枚五铢钱；2枚龟兹五铢可交换1枚蜀国直百五铢或太平百钱。
龟兹五铢钱之年代
龟兹五铢钱铸有汉文和婆罗谜文两种文字，那么这种双语钱币产生年代应当在婆罗谜文传入龟兹国之后。婆罗谜文传入龟兹王国始于公元2－3世纪贵霜王朝。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考察时，发现大批写在桦树皮和棕搁叶上的婆罗谜文梵语佛经残片。
德国哥廷根大学梵学家吕德斯教授（Heinricht Lūders）随即对这些婆罗谜文佛经残片进行校勘，发现其中有许多梵语戏曲剧本残片，并于1911年出版《佛教戏剧残本》一书。据吕德斯考证，这批婆罗谜文梵语写经中有三部佛教戏曲残卷，用贵霜体婆罗谜文抄写〔图七：1〕。其中《舍利弗剧》比较完整，原有9幕，现残存最后两幕，共计150叶（编号MIKl.26）。卷末跋尾有题记，注明是“金瞳（Survaa）之子马鸣所著《舍利弗剧》”。内容主要讲述佛世尊大弟子舍利弗和目键连放弃婆罗门教而皈依佛教的故事。该剧本抄于贵霜王迦腻色伽或胡维色伽时期，也即公元2世纪中叶。类似的贵霜体婆罗谜文还见于敦煌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出土婆罗谜文丝带〔图七：2〕，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发现（编号T.XV.a.iii.57），文中提到“丝绸”（paa“捆”）一词，现藏大英图书馆。
图七：1 龟兹出土《舍利弗剧》婆罗谜文残片与敦煌汉长城出土婆罗谜文丝带
图七:2 龟兹出土《舍利弗剧》婆罗谜文残片与敦煌汉长城出土婆罗谜文丝带
公元2世纪，贵霜王朝在罽宾国（唐代称作“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为塔里木盆地诸国王子建有佛寺，玄奘称作“质子迦蓝”。《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质子迦蓝条记载：“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既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有一位国王名叫“臣槃”。我们认为，臣槃之“臣”来自梵语amatya（大臣），应为贵霜王赐予疏勒王的封号。
据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曹全碑》记载：“建宁二年（169），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弒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有兖脓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战，谋若涌泉，威牟诸贲，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诸国礼遗，且二百万，悉以薄官。”据马雍先生考证，这是东汉王朝最后一次维持西域纲纪，此后塔里木盆地诸国一度在贵霜王国统治之下。从克孜尔石窟出土贵霜体婆罗谜文戏曲剧本残卷看，贵霜王“治兵广地，至葱岭东”发生在东汉末年（2世纪末）。塔里木盆地最早的佛教信徒，当为疏勒、于阗和龟兹等国送到贵霜王朝当人质的西域王子。魏晋时期，有三位龟兹高僧不远万里，到黄河和长江流域弘扬佛法。第一位名叫“帛延”，亦称“白延”。从姓氏看，此人当为龟兹王室成员。据《出三藏记集·首楞严后记》记载，东晋宁康元年（373），《须赖经》《首楞严》《除灾患经》《上金光首经》等汉译佛经面世，而译者即龟兹高僧帛延。
第二位龟兹高僧名叫“帛远”，俗姓万，字法祖，河内（今河南武陟）人。从姓氏看，帛远祖上亦为龟兹王室成员。少年出家，勤于佛学，博学多闻，精通梵汉双语，并对《方等经》颇有研究。西晋时期在长安建造精舍，宣讲佛法，听者多达数千人。他曾经驳斥道士王浮《老子化胡经》，与之辩论佛道优劣。讲法之余，以译经为要务，相继译有《菩萨逝经》《菩萨修行经》《佛般泥洹经》《大爱道般泥洹经》《贤者五福德经》等十六部佛典，如今仅存上述五部。帛远后赴陇西（今甘肃东部）弘法，西晋惠帝末不幸遭秦州（今陕西西北）刺史张辅杀害。
第三位龟兹高僧名叫“帛尸梨蜜多罗”，西晋永嘉年间来洛阳传法，号称“高座法师”。后避战乱南渡。东晋永昌元年（322）抵达建康（今南京），入住建初寺，受到丞相王导礼遇，许多名士争相与他交往。他精通密教诸义，最早将密教传入中国内地。精通梵文，善作梵呗，先后译有《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大灌顶神咒经》等。东晋咸康年间，圆寂于建初寺。
总之，佛教和婆罗谜文传入龟兹王国当在东汉末年，不晚于三国曹魏时期，而龟兹五铢钱的产生年代亦在这个时期。
公元7世纪初，玄奘西行途经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国。他在《大唐西域记》写道：“屈支国（龟兹国的别称），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今库车皮朗古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隋书·食货志》记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案：交州和广州）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南北朝至唐初丝绸之路流通的西域货币看，龟兹国的金钱、银钱和小铜钱分别为罗马金币、萨珊波斯银币和龟兹五铢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发掘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时，发现唐代钱币与龟兹五铢钱共存于同一初唐文化层，说明7世纪初龟兹五铢仍在丝绸之路北道流行。
2021年9月6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原题为《龟兹五铢钱考——兼论公元前5世纪至7世纪丝绸之路流通货币》，作者林梅村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