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塞尔（J. R. Searle）
《观物如实：一种知觉理论》（以下简称《观物如实》）是塞尔（John R. Searle）退休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该书导言的开头塞尔就明确宣称，这是一本讨论知觉的书，核心是视觉，而且可以说是“对视觉体验进行专门研究的一个总结”。塞尔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专门讨论知觉的书呢？因为在他看来，知觉体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自笛卡尔之后300年来西方哲学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而视觉则是对实在世界进行体验的最重要的方式。不过，塞尔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对知觉体验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所给出的回答虽然表面上看来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却犯了相同的错误，即它们都支持和论证了一种坏的理论：感觉予料理论（Theory of Sense Data）。而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清除这些错误，另一方面是想为知觉体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更为充分的解释，也即知觉意向性理论。
关于知觉，塞尔在他已出版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论及。而且，就塞尔的主要研究兴趣和工作范围来说，谈论知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与心灵、意识、意向性、直接/素朴/外部实在论等论题紧密相关。在笔者所见的塞尔的著作中，早在1983年出版的《意向性》一书中就有对知觉问题的讨论，之后是2005年出版的《心灵导论》，再后来就是在2015年出版的《观物如实》。在之前的这些著作中，塞尔对知觉问题的讨论都是片段性的，并不成体系，在《观物如实》中，塞尔才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知觉问题，把他早期零零散散的关于知觉的思考和论述整合在了一起。
与其在《意向性》中对于知觉和体验的区分一致，塞尔在该书中用知觉来描述真实的体验，在他看来，“如果世界就是它在我的知觉体验中显现的那个样子，那么知觉就被认为是真实的”。塞尔特别强调，有意识的知觉体验具有呈现的意向性（presentational intentionality）。所谓呈现的意向性是指，知觉体验是由实在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引起的（因果指向是世界向心灵），它是对实在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的直接呈现（适应指向是心灵向世界），而呈现的意向内容以实在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作为其满足条件。知觉体验不像看电视或照镜子，被我们体验到的对象或事态也不是电视里的画面或镜子中的镜像。本体论上主观的知觉体验是对本体论上客观的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的直接把握、直接呈现，无须任何中介，亦无须以其他任何东西为基础。由此，塞尔认为知觉的呈现意向性可以证成其直接实在论。
在对知觉与实在世界之关系的理解上，塞尔认为自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陷入了“坏论证”的泥淖。坏论证的结论与直接实在论的观点正相反对。
一、何为坏论证
在《观物如实》中，塞尔对知觉的分析，是以对“坏论证”进行批评的方式展开的。既然有“坏论证”，那也应该有“好论证”。那么，什么是好论证，什么又是坏论证呢？
所谓好论证是指，我们可以直接知觉到实在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而无须任何中介。从这个意义来说，塞尔本人所倡导的“直接实在论”（Direct Realism）或“素朴实在论”（Naïve Realism），现象学所倡导的“回到实事本身”的直观原则便是理所当然的好论证了，尽管塞尔既没有这样标榜自己，也没有把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纳入他的思考之中。
所谓“坏论证”有双重含义，它不仅指一种论证的类型，也指一种论证的结论。从类型上来说，“坏论证”是指“任何试图将知觉体验看作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体验对象的论证”；从结论上来说，“坏论证”认为“我们从来都无法直接看到物质对象”。塞尔指出，之所以要强调坏论证把知觉体验或者看作一个现实的体验对象，或者看作一个可能的体验对象，是因为接受了坏论证的析取主义者反对的第一个前提。他们认为，一个感觉予料就是一个可能的体验对象，但在真实的知觉中，它并非现实的体验对象。
在塞尔看来，坏论证无处不在，它是自17世纪以来哲学中的最大误解之一。这一误解造成了两大主要后果：（1）它既影响了从笛卡尔到康德的经典哲学家，甚至也影响了许多当代的哲学家；（2）它极大地影响了认识论的进程。依照塞尔的分析，坏论证在笛卡尔、洛克、贝克莱、莱布尼兹、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和密尔等近现代哲学家那里，在艾耶尔（A. J. Ayer）、亚历克斯·伯恩（Alex Byrne）、海瑟·罗格（Heather Logue）、霍华德·罗宾森（Howard Robinson）、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与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等当代哲学家那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尽管他们的论证版本不一，但本质上都接受了坏论证的结论，因而也都否定了直接实在论。在塞尔看来，正是由于对直接实在论的否定，在哲学上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整个认识论传统被建立在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即：我们从来都无法直接知觉实在世界。
二、坏论证是如何
反驳直接实在论的
事实还是幻觉？
塞尔认为，反驳直接实在论的坏论证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论证（the Argument from Science），二是幻觉论证（the Argument from Illusion）。在《心灵导论》的第十章“知觉”中，塞尔给出了这两种类型的论证。在《观物如实》中，塞尔更加详细地分析和反驳了这两种论证。
（一）科学论证
科学论证是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给出的论证。以视觉为例，其基本思路是：（1）世界中的对象所反射出的光子刺激视网膜中的光感受细胞，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神经生物学过程；（2）这些过程终结于大脑皮层，形成了视觉印象；（3）我们根本看不到实在世界，而只能看到一系列事件（视觉印象），这些事件（视觉印象）是实在世界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施加影响的结果。科学论证认为，虽然我们可以用日常语言谈论世界中的对象和事态，但一旦要对它们进行科学分析时，我们就不得不返回“表征实在论”（Representative Realism）。“表征实在论”表明，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都只是视觉图像或感觉予料，而非实在对象本身。
塞尔认为，在对知觉问题的日常讨论中，最可能说服人们的论证就是科学论证，而在哲学家这里，最有影响的论证则是幻觉论证。
（二）幻觉论证
幻觉论证以对知觉与幻觉的区分为前提。塞尔把知觉称为“真实的情况”（veridical case）或“好的情况”（good case），与之相反，幻觉则是“虚假的情况”（falsidical case）或“坏的情况”。不过，塞尔明确声称，他会尽量避免使用“虚假的”（falsidical）“这个更糟糕的词”。至于“虚假的”（falsidical）这个词为什么是“更糟糕的”，比谁糟糕，塞尔没有明言，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指的是“感觉予料”。
幻觉论证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假定我吃了一块大麻蛋糕，从而产生了一个幻觉，我看见面前有一头粉色的猪正扭着屁股冲我笑，而且听见它正在叫我的名字。我想抓住它，可怎么也抓不住。我分明看见了它，也听见了它的声音，但当我靠近它时，它就突然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之后，它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扭着屁股冲我笑，还在叫我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看见一头真实的猪，但我也不是体验到了虚无，我确实体验到了、意识到了、觉知到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在笛卡尔、洛克和贝克莱的著作中，它被叫作“观念”；在休谟那里，它被叫作“印象”；在20世纪的哲学中，它被叫作“感觉予料”。由于处在幻觉中的我既不能区分这种体验是幻觉还是真实的知觉，也不能区分所体验到的“对象”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二者给出相同的分析。而且，不仅在幻觉中我没有看到猪本身，即便在真实的情况下，亦即在真正的知觉中，我也并未看到猪本身，而只是看到了猪的感觉予料（对此，贝克莱、休谟、康德、艾耶尔都有“精彩”论证）。由此，我们应该说，不论是在知觉（好的情况）还是在幻觉（坏的情况）中，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本体论上客观的实在对象，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本体论上主观的感觉予料。因此，结论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实在世界中的对象或其他本体论上客观的现象，至少不是直接地看到，你只能看到感觉予料。因此，直接实在论是错的。
然而，正如塞尔所问的那样，如果你接受了幻觉论证的结论，那么留给认识论的问题就是：你看到的感觉予料和你实际上没有看到的物质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塞尔看来，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近代认识论的不同面相。
在哲学中，关于幻觉论证的经典例子有很多，例如，弯曲的棍子（the bent stick）、椭圆的硬币（the elliptical coin）、重影（double vision）、麦克白的匕首（Macbeth’s dagger）、沙漠绿洲、海市蜃楼等。塞尔在《观物如实》中对这些例子做了详细分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分析，他刻画了幻觉论证的基本结构：
第一步：不论是在真实的（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幻觉的（坏的）情况下，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在视觉系统中进行的质的主观体验。
第二步：由于在两种情况下，共同的要素在质上是同一的，所以不论我们对其中一种情况给出怎样的分析，我们都必须对另一种情况给出同样的分析。
第三步：不论是在真实的情况下，还是在幻觉的情况下，我们都觉知到了什么（意识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第四步：但在幻觉的情况下，这个什么不可能是物质对象；因此，它必定是一个主观的心理实存者。用一个词来说，它就是“感觉予料”。
第五步：但是根据第二步，我们必须对两种情况做出相同的分析。因此，在真实的情况下，正如在幻觉的情况下，我们只看到了感觉予料。
第六步：由于不论在幻觉中，还是在真实的知觉中，我们都只看到了感觉予料，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我们根本看不到物质对象或其他本体论上客观的现象。所以，直接实在论遭到了驳斥。
在塞尔看来，如果我们接受了幻觉论证的结论，即“我们根本看不到物质对象或其他本体论上客观的现象”，我们所能通达的唯一实在就是我们自己的私人体验，那么，我们就无法解决怀疑论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通过知觉认识实在世界？——“因为我们的知觉只能通达私人的主观体验，本体论上主观的体验与本体论上客观的实在世界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直接实在论是
如何反驳坏论证的
关于科学论证和幻觉论证，塞尔在较早出版的《心灵、语言和社会》、《心灵导论》中都有论及，论证的版本与其在《观物如实》中的论证类似，但塞尔对它们的反驳略有不同。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与《心灵导论》这两本书中，塞尔对科学论证的反驳是以“发生学谬误”为基础的；而在《观物如实》中，塞尔对科学论证的反驳则是以“歧义谬误”（fallacy of ambiguity）为基础的。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中，塞尔对幻觉论证的反驳是以否定其第一个前提为基础的，即认为“在我的视觉体验的质的特性中存在着对真实的知觉和非真实的知觉体验的区别”这个前提是错误的；而在《心灵导论》和《观物如实》中，塞尔对幻觉论证的反驳则都是以“歧义谬误”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塞尔对科学论证的反驳有两种，一是基于“发生学谬误”的反驳，一是基于“歧义谬误”的反驳。关于“歧义谬误”，塞尔会在对幻觉论证的反驳中进行详细分析，所以笔者不拟在其对科学论证的反驳中赘述。笔者想简要介绍一下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与《心灵导论》中给出的基于“发生学谬误”的反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塞尔的论证。
（一）对科学论证的反驳
在《心灵导论》中，塞尔说，科学论证有一个预设，这个预设就是：当我们在描述世界中的对象是如何引起我们的知觉体验时，我们所讨论的是实在世界中的真实知觉，也就是说，我们与世界有直接的接触，知觉是我们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但这个论证的结论却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真实对象仅仅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的知觉体验，我们并没有可以通达外部世界的通道，因此，对外部世界的知觉是不可能的。显然，论证的出发点与其结论是错位的或者说是不融贯的。因此，塞尔认为，科学论证并没有驳倒直接实在论，而是陷入了“发生学谬误”（genetic fallacy）。
“发生学谬误”是指：“倘若我们能够对我们如何看到世界这一点做出因果性的说明，那么我就能够由此得出‘我们没有看到实在世界’的结论。”这种谬误的特征是，“在假设我们能够对一个信念的发生做出因果性说明的情况下（此种说明解释了该信念是如何被获取的），便认为此种说明展示了信念本身是错误的。”塞尔认为，这种论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我能够对我怎样看到实在世界的过程给出因果说明这个事实中，得不出我没有看到实在世界的结论。例如，我能够对我为什么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给出因果性说明，但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二加二不等于四；我能够对我看到一棵树的过程给出因果说明，但这一事实并不表明我没有看到树。换言之，“我直接知觉到了一棵树”和“我把看到一棵树的体验描述为一系列物理的和神经生物学的事件”这两个断言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
（二）对幻觉论证的反驳
塞尔认为，幻觉论证建立在“歧义谬误”（fallacy of ambiguity）之上。幻觉论证的第三步指出，不论是在幻觉的情况下，还是在真实的情况下，我们都“觉知”（aware of）或“意识”（conscious of）到了某物。塞尔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歧义的，因为它包含了“觉知”或“意识”的双重含义，即意向性意义上的觉知和构造（或同一性）意义上的觉知。假设我现在用力推一张桌子，在推桌子的同时我觉知到了手上的疼痛感。如果用命题来表示我的这一行动和体验，则可以表述如下：
（a）我觉知到了桌子；
（b）我觉知到了手上的疼痛感。
塞尔认为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的，尽管它们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却根本不同。命题（a）描述了我与桌子之间的意向性关系。这里的“觉知”是意向性的“觉知”。但在命题（b）中，我唯一觉知到的东西是疼痛感本身。在这里，“觉知”是对体验之同一性或构造的觉知。也就是说，我觉知到的对象和感觉是同一的：对象是疼痛感，感觉也是疼痛感。因此，觉知有双重含义：我觉知到了（同一性或构造意义上的）疼痛感，但我也觉知到了（意向性意义上的）桌子。塞尔认为，幻觉论证正是建立在“觉知”（或意识）这个词的歧义性之上。这一论证混淆了觉知的双重含义，将其意向性意义与构造性（同一性）意义混为一谈。在幻觉中，我们有觉知（意识）的内容，但没有觉知（意识）的对象，因为觉知本身与意识体验是同一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觉知（意识）对象。
塞尔以形式化的方式刻画了“歧义谬误”。以下面这个句子为例：“主体S有对对象O的一个觉知A。”在意向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A和O并不同一，A≠O，换言之，A是一个本体论上主观的事件，它将O的存在和特性呈现为其满足条件。但在构造或同一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A和O是同一的，A=O，换言之，我们所觉知到的东西就是觉知本身。
塞尔认为，在幻觉论证中，我们混淆了“看见”（seeing）的双重含义，从而加重了“觉知”的歧义。在幻觉中，我们总是会说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例如，在麦克白的匕首的例子中，麦克白看见了一把匕首；在椭圆硬币的例子中，我们看见了椭圆的硬币；在弯曲的棍子的例子中，我们看见了弯曲的棍子；在重影的例子中，我们看见了两根手指；等等。在我们描述这些幻觉体验时，我们都使用了“看见”这个动词；而在我们描述一个真实的知觉时，我们也使用了“看见”这个动词，似乎在这两种情况下，“看见”的宾语也即视觉体验的对象具有相同的存在地位，也即都是实在地存在的。但事实上，从意向性的意义上来说，在幻觉中，当我们说“看见”了什么东西时，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之所以会说“看见”了什么，是因为我们“觉知”到了什么，因而我们被“诱使”着用一个名词短语来作为“看见”的直接对象。然而，从我们具有一种在现象学特征方面与一个真实的体验无法区分的幻觉这一事实中，并不能推出我们看见了由真实体验与幻觉体验所共享的同一个对象或事态的结论。
在塞尔看来，幻觉论证的错误之处还在于误解了“显象”（appearance）与对象本身之间的关系。依照知觉的表象论者（如笛卡尔和洛克）的观点，感觉予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物质对象，它们与物体的原初性质相似，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感觉予料的知觉来认识对象，感觉予料是对象的表象。依照现象主义者和观念论者（如贝克莱）的观点，对象（物）就是感觉予料（观念）的集合。依照先验观念论者（如康德）的观点，一切我们所能知觉到的东西都只是物自身的显象，而物自身是不可知的。因此，不论是知觉的表象论者，还是现象主义者，抑或是（先验）观念论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观点：显（表）象与对象（物自身）是相分离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对象（物自身）的显（表）象。各种形式的幻觉论证亦持有相同的观点。塞尔认为，这样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竟然可以在看见一个对象之显象的情况下没有看见那个对象本身。事实上，看见一个对象的显象，就是看见了它看上去的样子。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我们的认识是关于一个本体论上同一的对象的认识，我们关于同一个对象的认识也会因此而缺乏统一性。
塞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陷入歧义谬论，误解显象与对象本身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有意识的知觉体验之意向性。因为在真实的知觉和无法与之区分的幻觉之间存在着某个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带有满足条件的有意识的意向体验，如果我们不理解体验的意向性，就很可能会认为，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知觉对象。在幻觉中，你就会把体验当成体验的对象。而在塞尔看来，幻觉与真实的知觉的确具有相同的现象学和相同的意向内容，但它没有意向对象，只有内在的原因。幻觉论证的根源在于混淆了意向性的本质，即混淆了意向状态的内容和意向状态的对象。因而，区分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的关键在于区分那些有对象的情况和无对象的情况。凡是认为相同的内容必然暗含着相同的对象的论证就是坏论证。
四、坏论证与析取主义
在塞尔看来，他的知觉理论会对两种错误的观点构成威胁：一是主观体验本身就是知觉对象（坏论证），二是根本不存在为幻觉和真实的知觉所共有的主观的知觉体验（析取主义）。
析取主义与坏论证密切相关。塞尔说，坏论证以颠倒的形式存在于当代的析取主义中。那么，什么是析取主义呢？在他看来，析取主义者对于究竟什么是析取主义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析取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根本不存在任何既在好的情况下又在坏的情况下发生的共同的有意识体验。用伯恩（Byrne）和洛格（Logue）的话来说，二者并不共享任何“心理内核”（mental core），也不存在任何刻画两种情况的“心理种类”（mental kind）。
为什么说析取主义是坏论证的一种颠倒形式呢？因为从形式上来说，析取主义是从坏论证的“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变成了“否定后件式”（modus tollens）。坏论证的典型形式是：如果p（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有相同的意向内容），那么q（素朴实在论为假）；p，所以q。而析取主义的典型形式是：如果p，那么q；但是非q（素朴实在论为真），所以非p（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不具有相同的内容）。从上述论证中可以看出，析取主义（1）否认了坏论证的第一个前提，即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在认识上是相同的；并且（2）推翻了坏论证的结论，即素朴实在论为假。析取主义者（如伯恩和洛格）认为，知觉被看作“析取的”意义在于：在真实的情况与幻觉的情况之间有一种析取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体验要么是真实的知觉，要么是幻觉，二者必定是可以区分的。如果不可区分，就会导致两个结论：（1）二者的共同内容是知觉对象；（2）直接实在论是错的。塞尔反对这一论断，他认为这一论断犯了与坏论证同样的错误。
先来看结论（1）。坏论证的错误在于假定相同的意向内容必然蕴含相同的意向对象，而且把体验的内容当成了体验的对象。依照直接实在论，知觉和幻觉具有相同的现象学和相同的意向内容，但并不具有相同的对象，因为只有知觉有对象，而幻觉没有对象。因此，析取主义在这里犯了两个与坏论证相同的错误，一是认为幻觉有对象，二是把体验内容当成了被体验的对象。
再来看结论（2）。如果真实的知觉在认识上无法与幻觉相区分，就必然导致直接实在论为假吗？并非如此。以麦克白的匕首为例。麦克白在幻觉中“看见”一把匕首的体验与他真实地看见一把匕首时的体验是完全相同的，但事实上，麦克白在幻觉中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幻觉没有对象。按照规定，幻觉是内因的，而知觉是外因的。知觉是由一个外部世界中的对象或事态引起的这一事实恰恰可以证明直接实在论为真。
析取主义者（如马丁）坚持认为好的情况与坏的情况根本不同。塞尔认为，证成这一观点的一个现实策略是规定“知觉体验是通过它们是否是真实的体验这一问题而被个体化的”。如此一来，析取主义者就不得不说，在好的情况与坏的情况之间存在着某些更深层的差异，这些差异超越了一个是真实的体验而另一个不是真实的体验这一事实。那么这些深层的差异是什么呢？析取主义者给出的一种回答是：“在每种情况下，意识成分都必定有所不同”。对此问题的另一种回答是：“在真实的情况下，对象完全就是知觉体验的一部分，但在幻觉的情况下，不存在作为知觉体验之一部分的对象；所以，知觉体验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同”。
针对第一种回答，塞尔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论在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坏的情况下，意识的成分也即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针对第二种回答，塞尔认为这一论断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假的，因为它有可能把本体论上客观的东西（对象）与本体论上主观的东西（知觉体验）混淆在一起；从意向主义或知觉的呈现意义性的意义上来说它是真的，因为意识的意向性击中了对象，而对象引起了它的体验。但是，在塞尔看来，直接的知觉并不是一个支持析取主义的论证，是知觉之呈现意向性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换言之，“对象是知觉的一部分这个论断没有意义，因为完全存在于大脑中的有意识的、质性的、主观的知觉体验可以包含所见的物理对象这个论断本身也没有意义”。塞尔批评析取主义者未能对空间关系和因果关系，特别是视觉体验及其与被知觉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给出一种规范性的说明。
最终，塞尔认为，只要人们接受了《观物如实》所提出的两个主要论断：（1）坏论证是错的；（2）真正的知觉具有呈现意向性，并因此暗含了直接实在论，那么人们就根本没有接受析取主义的动机。与其说析取主义是错的，不如说是不必要的。
五、直接实在论的自
我证成：先验论证
坏论证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反对直接实在论。在《观物如实》中，尽管塞尔通过对科学论证和幻觉论证的反驳完成了对坏论证的反驳，从而间接地为直接实在论做了辩护，但他并没有从正面来证成这一理论。那么，塞尔在别处是否为直接实在论做过证明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塞尔指出，外部实在论是一种背景预设，是不带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纯粹形式，而不是经验性质的理论，如果我们同意对外部实在论的这些看法的话，那么对于外部实在论，我们所能给出的唯一论证就是“先验论证”了：首先假定某种条件成立，然后力图表明这种条件的预设前提。在《心灵导论》中，塞尔首先像在《观物如实》中这样，通过对科学论证和幻觉论证的反驳对坏论证做了反驳，然后又对直接实在论做了论证，其论证方式也是先验论证。只不过在《心灵导论》中，塞尔没有用“坏论证”的提法，而是用“感觉予料”理论来指称这种论证。虽然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塞尔也给出了先验论证的几个步骤，但由于《心灵导论》的出版后于前者，而且在总体思路上与前者类似，所以笔者主要以《心灵导论》中的论述为主来介绍先验论证。
在《心灵导论》中，当塞尔完成了对“感觉予料”理论的批判之后，就明确意识到了怀疑论有可能针对直接实在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使将反对直接实在论的论证都驳倒了，也不足以证明直接实在论本身是对的。因此，“我们的确需要某个论证来证明，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我们的确是知觉到了世界中的物质对象与事态。”塞尔认为，面对怀疑论的挑战，任何一种直接的回应都是不明智的，最好的办法是像康德那样采取一种所谓的“先验论证”的策略。先验论证是说：我们先假设一个特定的命题p为真，然后我们再证明使命题p为真的条件是q，而且q也应当是真的。依照这一形式，对直接实在论的论证是这样的：
第一步：我们先假设一种为不同的说话人与听话人所共同分享的、可为理智所通达的谈话机制（假设怀疑论者也参与了这场对话）。这一谈话机制表明，人们是以一种公共语言来彼此谈论世界中的公共对象与公共事态的。——命题p
第二步：我们表明，使得这样一种交流得以可能的条件是某种形式的直接实在论。——命题p的成真条件q
塞尔认为这一论证的关键是认识到了感觉予料的“私人性”与语言和世界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所能体验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感觉予料，而你所能体验到的一切都只是“你的”感觉予料，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用一种公共语言来谈论同一个对象呢？
塞尔给出了他的先验论证的完整形式：
1.我们假设我们至少在某些时候能够与其他人成功地交流。
2.这里所讨论的交流形式是为那些处在公共语言中的、可被公共地获取的意义所具有的。
3.但为了在一种公共语言中成功地进行交流，我们就不得不去假定一些共通的、可被公共地获取的指称对象。
4.这也就隐含了，你与我分享了通达同一对象的同一条知觉通道。换言之，即我不得不假设你与我都看到了——或以其他方式知觉到了——同样的公共对象。一个公共语言预设了一个公共世界。而公共语词所具有的公共可获取性正是我在此试图加以捍卫的东西。……关于公共世界的预设恰好正是我一直在加以捍卫的那种素朴的实在论。
塞尔一方面说，他的先验论证是对直接实在论的证明，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我们所做的并非是对于素朴实在论的直接证明；确切地说，我们只是证明了，在一种公共语言中，素朴实在论的反面是根本无法被理智所想象的。”这是否意味着，直接实在论是无法直接证明的，或者说，根本无须证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到了他那个时代，哲学家居然还没有为世界的存在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明，这是哲学的耻辱。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接着康德的话茬说，迄今为止的哲学，居然一直在试图为世界的存在提供一种证明，这才是哲学的耻辱。按海德格尔的思路，“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此在之生存的“先天（即本质性的）结构”。世界之存在不是理论活动证明的对象，它恰恰是一切理论活动得以产生的基地。无世界的理论主体则是现代哲学诞下的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塞尔的观点与海德格尔有相似之处。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中，塞尔说，“要求对世界上的事物以一种不依赖于我们的表象的方式而独立存在的观点进行辩护，这是没有意义的”。外部实在论不是一种真理理论，不是一种知识理论，也不是一种语言理论，而是一种本体论、一种框架、一种前提。例如，太阳中心说这类行星运动理论要想成为可能，就必须承认这种框架或前提。当我们对一种理论的是非对错进行争辩时，我们就必须把有一种事物实际存在的方式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否则，这种辩论就不可能展开。外部实在论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物体存在的主张，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诸如此类的主张的前提。
在塞尔看来，一切对实在论的挑战或者说那些反实在论的立场都有两个动因，一个是表层的，一个是深层的。表层动因与怀疑论有关。在外部世界是否实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有很多人持唯心论的立场，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回答怀疑论的挑战，即，不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存在有多么完备的知识或证据，我们仍然可能受到幻觉的欺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可能知道世界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唯心论取消了实在与现象之间的鸿沟，实在变成了单纯的现象。
塞尔认为，各种各样的反实在论之所以有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并非是由表面上的种种论据所促成的，而是有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动因：“一种权力意志，一种控制的欲望，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怨恨。”外部实在论让科学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它与人文科学区别了开来。自伽利略、牛顿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常识的、经验的世界并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而只有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构成这个世界的终极的实在（如分子、原子、力、场、细胞等），只有科学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如万有引力、光合作用、能量守恒等）。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化的精确的自然科学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的世界观获得了巨大的权威。然而，科学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巨大的危险。核武器、原子能、基因工程、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都是科学的产物，它们在形塑和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同时，也在控制和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受实在世界的支配？为什么我们要去符合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实在世界”设想为某种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如果全部实在都是一种“社会构造”，那么权力主体就是我们而非世界，自然科学也就和人文学科一样处在相同的本体论基础上，因而不具有任何优越性。由科学的知识霸权地位所导致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让人文学科自惭形秽、心生怨恨。“这种怨恨有着漫长的历史，到了20世纪后期，由于对自然科学的愤慨和憎恶而增大了这种怨恨。科学由于它的威望，它的明显的进步，它的权力和金钱以及它的巨大的伤害能力，而成了人们憎恶和怨恨的目标。”
尽管塞尔认为反实在论有其表层和深层的动因，但他也明确指出，他的这些分析顶多只能算作一种“诊断”，而不是一种“驳斥”，因为，如其一再强调的那样，外部/直接实在论是无须证明的，或者说对它的任何辩护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非要证明，那么一切证明都必将陷入循环论证。
塞尔对坏论证的批评本质上是对感觉予料理论的批评，也是对所予神话的批评。在对坏论证进行批评的同时，塞尔也对知觉的表征理论、现象主义、析取主义、唯心论、先验观念论等间接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塞尔对坏论证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对其直接实在论的辩护，他对反实在论的表层动因（屈服于怀疑论）和深层动因（对科学主义的怨恨心理学、人文学科的权力意志）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认识论哲学的传统困境和人文主义的衰落与抗争。
来源：《学术研究》，2020年第10期，第23-31页。
simple living, noble thinking.
原标题：《塞尔论坏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