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视野下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中共早期党团活动情况探析(一)

以下文章来源于民国档案杂志 ,作者张建军

民国档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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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视野下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中共早期党团活动情况探析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建军

摘 要

在中共党、团组织的积极推动与引导下,1924年到1926年初,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的政治身份,先后经历了从中国国民党员到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转变,在革命的震荡中经受了严格的洗礼后,并在大革命洪流中完成了向中国共产党员的转变。这些史实只有置诸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共政策变动的背景下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而不能只是依托某些回忆文章。

[关键词] 北京蒙藏专门学校 中国共产党 国共合作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发展党团力量,有力地推动当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内外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民国初年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培养了第一批少数民族出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该说法来自当年在蒙藏专门学校就读者的回忆。1959年春,曾为该校学生的吉雅泰接受沈达采访,讲述了1920年代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守旧及中共力量在该校从事革命动员的史事。自1960年代初起,乌兰夫、奎璧等也陆续发表回忆文章,一度掀起了世人对这所学校过往的辉煌革命岁月的关注。研究者们在这些回忆文章的基础上,对于革命年代该校学生运动以及中共在该校发展力量的相关史事展开研究。这些革命青年当年创办的刊物《蒙古农民》,也自1982年起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80年代,研究者云路曾试图厘清该校早期中共的组织问题。遗憾的是,囿于史料的局限,所发两篇文章并未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2008年以来,作为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历史继承者,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在其校史中虽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本校的早期活动,却不详明。2016年,齐群首次梳理了绥远土默特旗籍的蒙古族青年群体的入团轨迹,但在史料梳理方面仍略有欠缺。笔者试图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学生政治身份的变迁为线索,置诸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共政策变动的背景之下,将该话题最大限度地向前推进一步。

一、在中共引导下踏上革命征程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伊始,就积极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发展力量。1921年1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团地委)成立。1922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共决定在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前提下,中共党员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3年3月16日,团中央决定在政策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团员加入国民党,并于12月22日发出通告,“各地方同志应尽早加入国民党”,“尽力介绍国民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及群众组织中吸收社会主义之分子加入本团”。此前,12月16日,主持北京团地委的团中央执行委员邓中夏致函贺国昌等:“北京现在革命潮流正高的时候,须委人地熟悉者留守,拼命将左派分子介绍加入S.Y.,右派加入国民党支部(左派当然亦要全体加入民党)。”S.Y.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党即国民党。由此可知,中共在为国民党扩大京津基层组织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积极考察和独立发展左翼力量的努力,充分利用当地党部与国民党右翼势力争夺革命主动权。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不久,国民党很快进抵京津地区活动,并迅速组建起北京市党部。其主要骨干即为中共北方力量。

此间,位于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已存续十年之久。该校学生本是因受官费影响远道求学而谋入仕者,本性大多淳朴忠厚,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一度表现出蓬勃的爱国热忱。他们的思想认识是在何种机缘下,且受何人引导而转入革命政治道路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说。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北京团地委此时已开始在该校发展组织。据曾就读该校的张兰田(原名张良玉,即张良翰堂兄)回忆称:“我们在蒙藏学校时期,有个赤峰人韩麟符常来校活动。他和张良翰、吉雅泰、李裕智、孟纯等往来密切,进行秘密活动。继而校内有了政治组织,表面上是国民党组织,从其秘密集会、宣讲马列主义等进步活动来看,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按此说法,韩麟符应是该校早期革命的领路人之一。

上述说法,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代表由孙中山直接指定和各省区地方党部推选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后者须是原地方党组织内有较高声望者才能当选。韩麟符、陈镜湖、于兰渚3人是直隶省党部代表,而大会代表的选举产生方式是“每个支部有一票,每50人也有一票”。韩麟符的当选,自然缘于他在顺直地区的极强的革命感召力。韩麟符能够顺利在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展开工作,还有一些重要原因。20年代初的北京蒙藏专门学校,因办学经费艰窘,校长更迭如走马灯,校务废弛,校内外人员“去入自由随便,所以容易同外界发生关系”。再者,就是中共对于蒙藏问题的认识和积极努力。中共北方领袖李大钊一直关注蒙古民族问题,在多种场合强调蒙藏因素在历史和现实中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据时任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罗章龙回忆,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在自己组建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有意挑选了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和王仲一(又名振翼,字壮飞,山西天镇人,时在张家口负责党务)、韩致祥(热河人,即韩麟符)、何资深、李渤海、李治、罗章龙等对北方地区有所了解的重要党员,组成“民族问题研究小组”,“开展民族运动工作”。据罗章龙回忆,“韩麟符是内蒙古地区的人,他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李大钊派韩到北京蒙藏学校,“团结和发展了一批进步学生”。

1924年3月20日,北京团地委在向上级呈交的《全国学生运动状况》报告中指出:“北京有个蒙藏学校,学生百五十人,皆蒙藏官费送来者也。此次本团为国民党介绍党员,得一与他们接触的机会,深觉此辈学生将来于蒙藏事业之发展有极大之希望。现加入本团有最进步者一人、入民党者数十人。此后北京地方当注意此新方向。现在不过提提而已。”这段文字之前还有“可注意的蒙藏学生”几字,说明了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其重视的态度。这段文字中特别提出的“加入本团”的“最进步者一人”,学界虽无定说,实应为热河人张良翰。张妻为蒙古族,张也“会说蒙语”,韩麟符正是利用了他与张良翰的热河同乡的身份,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学校。

身处于直系北京政府控制之下的北京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以公开身份活动,韩麟符等人在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时,自然也不能在公开活动中有意区分国共两党的不同。该校学生也就很难分辨出这些外来者的真实政治身份。据该校喀喇沁右旗籍学生乌力吉敖喜尔回忆:“我们知道蒙藏学校有革命活动,但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不清楚。那时有个同学叫乌文献(字子征,是我旗混都冷村人),他跟韩麟符关系很密切。我知道吉雅泰、李若愚、荣耀先等也和韩麟符他们发生关系。”

1924年3月22日,团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北京团地委负责人黄日葵于20日离京赴沪,其工作由朱务善代为负责。据朱务善回忆,北京团地委成立初期,“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可以说无孔不入,当时的学生运动及一切社会活动几乎没有一处不是由我们领导的。因此,那时绝大多数的先进青年,都为我们所吸收,加入了我们的青年团,后来变成了很忠实的党员”。3月中,朱务善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该校学生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据朱务善称,“今日有一事堪足报告者,即蒙藏院学校同学事。该校共同学百五十人,均由同志介绍入国民党,昨由我宣传,几全体加入S.Y.,情形极好。惟该同学对主义不甚明了,我等恐该同学等受外人宣传,故先介绍入S.Y.,然后徐为教育耳”。北京蒙藏专门学校附属于蒙藏院,文中所指蒙藏院学校,即指该校。

这150名学生中,约有100多名学生因对青年团并无多少了解,被鼓动起来的热情很快消失,无心参加青年团后续的活动。但这并未对北京团地委在该校的努力造成较大影响。30日,蒙藏专校即“成立支部,共同志四十二人”。在朱务善等人积极努力下,蒙藏学校的青年们踊跃投身到国民革命中。

北京地区的党团工作在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浪中迅速发展起来。1924年5月3日前,北京团员有350人左右,而北京蒙藏专门学校有42名团员,超过北京团员总数十分之一,在当时的北京团地委力量中,显已举足轻重。“但由于组织发展过快,纪律松散,内部纠纷增长。”5月21日张国焘被捕后,党团组织遭致严重破坏,一度活跃于北京地区的党团重要干部纷纷转移,受其影响,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4名团员很快与组织失去联系。

严峻而紧迫的形势,使得团中央不能不对北京地区团员的政治忠诚度感到担忧。1924年6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很快注意到共青团员的青年化倾向。这些要求中共必须做出一种抉择,即须以宁缺毋滥为原则,将那些政治立场不坚定者清除出组织,同时将超龄而合格的青年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就在此间,北京团地委向团中央介绍了北京蒙藏专门学校38名团员的情况,希望组织认可。有感于北京团地委在政治要求上的宽松,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蔡和森提出了严厉批评。7月10日,黄日葵在给团中央的回复中,特别提到了蔡和森对于“收容藏蒙[蒙藏]专门学校三十八人一事”的批评意见,黄日葵回复称,“该三十八人皆蒙籍,故收入时略宽”,并非北京团地委“公然决议此后采此方针也”。此时,“北京同学已增至三百五十人强(要求加入者当大有人,为慎重计未许也),以目下能力而论,确嫌数增加太速”,故决定“合组教育宣传委员会”,以强化政治修养。针对此前团中央要求“多觅同学参加学生总会事”,北京团地委“已在热、察、绥三特别区设法,大约有七八分把握,有可靠人出席,俟得确信再函告,蒙藏方面日内即进行”。这一答复,并未让团中央满意。当月,团中央要求北京团地委公开解散,暂时停止活动,进行整顿,并秘密重组;在新地委成立之前,先成立由5人组成的北京地方团筹备委员会,就原有团员资格重新审查登记,建立新支部,提出地委候选人,适时恢复北京地方团委。所有这一切,须经团中央审查批准方为有效。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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