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石梦洁 上海通志馆
2022年1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正式发布。其中由绒线编结而成的颁奖花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永不凋谢的奥运之花”采用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线编结技艺”制作而成，它们将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仪式上，与奖牌一同颁发给获奖运动员。
国产绒线：
在华洋竞销中争得一席之地
说起绒线编结，先要从绒线的历史说起。
绒线（亦称“毛线”）是舶来品，清末国人称之为“毛冷”（冷，由“线”的英语单词“line”音译而来），最初由洋行对外推销；后来外国绒线厂商通过买办，由泰隆、兴申泰、隆兴昌、源茂永、义生恒、义源盛等几家大的绒线批发店特约经销，再由这些大商号将绒线转批给市内小店或贩运到全国各地。
一开始，妇女们用绒线来扎头发。19世纪中后期，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博德荣绒线厂”，生产“蜜蜂牌”绒线。为了打开销路，他们在售货时会附送一本编结说明书和几根竹制棒针，引导人们学习编结，绒线编结逐渐传入民间。
随着绒线编织品获得青睐，专门经营绒线的店铺也应运而生。19世纪末，外滩附近有一条兴圣街（今永胜路）商业兴旺，集中了许多销售红头绳、棉纱线、吊袜带等商品的杂货铺。兴圣街长仅200余米，但20世纪20年代，上海仅有的三家绒线销售商店都开设在这里，包揽了当时英商“蜜蜂牌”绒线的推销业务。
随着销路不断打开，兴圣街上经营绒线的商店发展至近20家，并扩展到金陵东路，绒线商业同业公会也设立于此，时人称这里为“毛线街”。可以说，这条街是上海绒线业的发祥地。
上海最早的绒线厂是1909年开设的日辉织呢商厂，但由于技术和设备落后，以及国外市场的压力，该厂很快停工歇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一度萧条，中国市场上舶来品锐减。1919年，弃置多年的日辉织呢商厂由国人承租，开始纺制绒线，产量最高时日产2000磅，并以“火车牌”商标应市，颇为畅销。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以及日本生产的毛纺织品又开始大量涌进我国市场，粗纺的“火车牌”绒线受到了冲击。当时上海开办的第一毛绒纺织厂、均安毛绒厂等，也都因粗纺毛线的质量远不如外国的精纺毛线，纷纷被迫停产。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抵制洋货呼声愈烈，国货才重获生机，国产绒线也逐渐恢复生产。
20世纪30年代，上海较著名的华商绒线厂有安乐染织厂毛纺部、上海毛绒厂和中国毛绒厂。这一时期，绒线编结的服装逐渐流行，华商与外商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上海绒线厂的“小囡牌”绒线定价每磅1元时，英商博德荣公司的密丰绒线厂将质量更佳的“杜鹃牌”绒线从原价1元2角削价至1元，且由8家特约经销店组成联丰公司，展开竞销，企图压垮上海毛绒厂。上海毛绒厂也不甘示弱，与6家有推销能力客户组成海联公司，从而争取市场。
处境像似的中国毛绒厂为了打开本埠营业，则在兴圣街了开设同顺绒线号，自己做批发业务。同时在南京路大新百货公司内特辟专柜经销。然而，英商密丰厂凭借资金实力雄厚，几度削价竞争。中国毛绒厂只得将产品转销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为了抵抗外来市场的压力，上海的绒线商团结一致，实行公会议价。而密丰厂却仍以低价抛售，并向特约经销店探听华商厂家经营消息。这一行为引起了10余家绒线商的不满，他们集资成立了“上海裕民国货绒线公司”，自产自销，得到同业和消费者支持。国产绒线开始打开销路，上海生产的绒线也由此闻名全国。至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民营毛纺织工业资本额占全国65％。
技艺传承：
由上而下逐渐普及
早在晚清时期，上海的新女性就开始穿绒线衫。后来，一些绒线店还推出了代客人加工编结绒线衣的服务。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较早接触绒线衫，她在晚年编订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录了一段自己学习绒线编织的故事：
曾纪芬与聂缉椝
曾纪芬的兄长曾纪泽是清末著名外交家，夫人刘氏陪他出国访问，带回当时国内罕见的绒织衣裤赠送亲友。曾纪芬获得了这件“伴手礼”后非常高兴，向刘氏询问编织方法。略知一二后，曾纪芬便于空闲时尝试编织，并且能“触类旁通，稍出新样”。
不过，当曾纪泽想给丈夫聂缉椝织一件绒线衣的时候，却织得长短不均，她将此归咎于自己“记性不佳”，遂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的夫人请教。聂缉椝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而傅兰雅作为织造局的顾问，当时正为制造局编译新书，聂傅两家常有往来。傅太太与曾纪芬性情相投，自是倾囊相授。曾纪芬学会之后，又教给自己在上海、湖南的朋友们。
绒线编结的技艺刚开始就这样在中上层家庭的女性之间“手手相传”，但传授范围到底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女性学会这门手艺，一些慈善机构开设了编结班。这些慈善机构有些由外国传教士开办，也有华人自己开办的。1908年，实业家曾志忞自日本留学回国，他遵照父亲曾铸的遗嘱，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近开办上海贫儿院。贫儿院除收养贫苦儿童之外，还教授文化和技艺，目的就是让这些贫苦儿童将来能有一项傍身之能。在贫儿院设立的各项科目中，就有“编织”一科。
民国时期，上海一些教会女子学校也教授绒线编结技术。著名的海派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1911—2001），就在上海培德女校的编结、刺绣课上，显露出了极高的手工天赋。1934年，冯秋萍受聘于上海裕民、中国、义生泰、恒源祥等绒线厂商，在大新、新新、丽华、福安等大公司的绒线销售会上作示范表演，从而推销产品、扩大宣传，这也吸引了更多女性来学习绒线编结的技能。1938年起，冯秋萍又受邀在永明、华英等电台播出她的绒线编结法，节目播出后迅即受到广大女听众的欢迎，并在四五家电台播出，长盛不衰。这一时期，冯秋萍还开办了编结学校，先后共计37个班，学员1000多人。冯秋萍的编结方法配色鲜艳，花样新颖，实用易学，很快从上海流传到外埠，被称为“冯秋萍编结法”。上海解放后，冯秋萍编结法又继续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又以电台广播稿为基础，编写出版了《秋萍棒针花式编结法》《秋萍绒线刺绣编结法》等多种著作。
冯秋萍和她的绒线编结相关著作
与冯秋萍同一时期的编结专家还有黄培英（1913—1983）。黄培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自幼爱好绒线编结，尤其擅长线结和勾针编结，也曾受邀在商场、绒线厂、电台传授技艺。1928年，她开办了“培英编结传习所”，报名者络绎不绝。黄培英还曾携展品参加当时上海市工商部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斩获特等、一等奖，她本人也获得“绒结代针机专利执照”。20世纪30年代，黄培英独创的桃、李、梅、蔷薇等花型的镂空毛衣在备受青睐，是女士们最时髦的外套。1933年起，黄培英先后编写出版《培英丝毛绒编结法》《丝线童装编结法》《民间线结》等技法书二十余本。其中《培英丝毛线编结法》一书，发行量高达30万册，打破当时出版纪录。
黄培英
1956年，冯秋萍和黄培英均被聘入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从事绒线编结的技术研究和指导。
海派风情：
绒线编结的包容、开放、创新
言及“海派”，大多数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词是：融汇，洋气，精致、新颖等等。采用海派绒线编结技艺制作而成的编织物，总能符合人们对“海派”的理解和想象。
曲线曼妙的旗袍外搭绒线编结的开衫或披肩，再配上一双高跟皮鞋，我们在过去的画报、电影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搭配。这种中西融汇的“混搭”，让民国时期的人们眼前一亮；更难得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组合依旧经典。
绒线开衫搭配旗袍，时至今日，这样的组合依旧经典
除了整体造型上的“海派”，绒线编结的细节样式也引领时尚。传统中式服装多为简单的立领，而绒线编结则创造性地将花结、领结等配饰应用在绒线衣服的衣领装饰上。20世纪40年代，冯秋萍观察到高肩、大袖式样的大衣在街上最为流行，于是她别出心裁地将绒线外套编结成宽肩、收腰的样式，一度成为“爆款”。
冯秋萍设计的宽肩收腰绒线短外套
创新，也是海派的一面。在编织物的种类上，冯秋萍不仅仅将内穿的绒线衣拓展至外套，还由服装拓展到鞋帽、披肩等饰物，甚至还在日用家纺领域也作出了成功的尝试。此外，冯秋萍对于编织工具的应用，也发掘了许多创造性的用法。1983年，她为上海十八毛纺厂生产的长毛绒、珠子绒、双色波形绒等新材料设计了12种服装，广受好评，获得上海绒线服装设计优秀作品奖。
绒线衣领、衣袖等细节上的独特设计
“精致”的特征，在海派绒线编结上同样可见一斑。黄培英用钩针编结过一种牡丹花样式,每朵花需钩50针短针,共盘绕4层,第5层将其拉长,再用线将每5针拉长穿起、系紧,共系10股成花辫，如此才织就一朵牡丹花。这般繁复的花形图案编结手法，足见海派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匠心。
黄培英设计的牡丹花编结法
从清末的外商附赠的说明书，到中上层妇女之间的流行，到教会学校、慈善机构开班教学，再到群众之间广泛传播、掀起热潮，绒线编结这项技能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普及；而上海中西交融、五方杂处的独特环境，又为绒线编结发展出“海派”个性提供了条件。
亮相冬奥：
历久弥新的文化内涵
2009年，“海派绒线编结技艺”正式被市政府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上海的绒线编结已不仅仅是一项产业，更是城市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及文化成就的一项重要标志。
作为冬奥会颁奖花束的绒线花束，包括玫瑰、月季、铃兰、绣球、月桂和橄榄6种花型，分别象征着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与和平；冬残奥会颁奖花束中，又增加了一支蓝色波斯菊，象征坚强。
由玫瑰、月季、铃兰、绣球、月桂和橄榄6种花型组成的冬奥会颁奖花束（左）
冬残奥会颁奖花束中，又增加了一支蓝色波斯菊，象征坚强（右）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共用花束1251束。其中，仅一朵玫瑰，就需要一位编结师耗费至少5小时。因为花材各异，技法也不尽相同，制作完成一束精美的花束，大约需要35个小时。在全国妇联等组织的支持下，除了上海之外，还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的七地编结社团、上百名民间手工艺人共同参与了这一光荣而艰巨任务。最终，来自各地的16731支花材，都汇总到“海派绒线编结”的传承单位——上海恒源祥集团。
今年70岁的励美丽，是海派绒线编结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原本从事杂志采编工作的她，退休后因为兴趣开始学习海派绒线编结，如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这次的冬奥花束，励美丽主要负责设计、培训、质量把关和最终组装。2021年6月，励美丽接到任务之后，就开始项目组一起设计花型、选择材质。经过无数遍修改、审核，直到10月上旬才最终定稿，获得北京冬奥组委的认可。
绒线编结师励美丽与伙伴们一起组装北京冬奥会颁奖花束
冬奥花束有着非常严格的尺寸要求，一万多枝绒线花，励美丽每一枝都要亲自经手。刚开始，寄来的花时常不合标准，励美丽就一朵一朵拆开重新钩编。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练习，大家都能制作出合格的花材了。励美丽说，一直以来，她就希望可以让绒线花走向国际，如今这个愿望竟能这样重大的场合中实现，这是她的“圆梦时刻”。
不断延伸的绒线，紧紧连结着上海与世界的脉搏；千变万化的图案，也代代相传着美好祥和的寓意。2021年，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前夕，108年未曾改变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首次更新，增加了“更团结”三个字。半年后，交织缠绕的海派绒线编结技艺，以颁奖花束的形式亮相在冬奥会上，与这句新格言呼应得恰逢其时。
绒线编结的花束以永不凋谢的姿态为世界献上了具有中国魅力、海派特色的祝福；而奥运也让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编辑：石梦洁
审校：冯 晔
签发：吴一峻
原标题：《和冬奥奖牌一起亮相的上海非遗：海派绒线编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