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不 读库 收录于话题 #三个书局 3个
在上海书业的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第一，中华书局第二，世界书局第三。三家出版方三足鼎立。如果只用一个词去概述三家出版人的底色：张元济偏“改良”，陆费逵偏“革命”，而沈知方偏“搞钱”。
出版商人
沈知方是绍兴人，和蔡元培属同乡，年幼时在水澄巷口的“奎照楼”书店当过学徒。其实本来祖上也是读书人，只是家道中落，沈父以摆书摊维生。1899年，十几岁的沈少年来到上海滩。他先入广益书局，来年被夏瑞芳聘进商务印书馆，颇得赏识。据说沈知方常常迟到，被同事们诟病，却每每得到夏瑞芳的维护，想来定有过人之处。
沈知方
由于入行较早，沈知方积累了许多业界人脉，张元济、陆费逵等都对他多有倚重。所以当中华书局创建后，陆费逵就把前同事拉过来，让他做副局长，主要负责运营和进货。需要留意的是，沈知方虽与沈继方名字极像，但实则无关，他并不是中华书局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短短四五年间，中华书局飞速扩张，所筹资金从初期的两万五千元升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人数突破两千。1917年上半年，公司的营业总额接近一千万元，似乎即将超越商务印书馆。
老子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中华书局异军突起之际，却出现了周转不灵的弊病。1917年初夏，陆费逵曾因资金问题被控告，直至法院判决将印刷厂的机器抵押给银行方才出狱。因为这番波折，陆费逵曾暂时辞去局长职位。后来他总结这场危机的原因：一是预算失误，扩张过快；二是竞争激烈，亏本经营；三是某副局长破产，运营受其拖累。其中提及的“某副局长”，恰恰姓沈。
一战前夕，沈知方投机纸张生意，为自己和中华书局从国外定购了大量纸张，不料一战爆发后进口纸价大跌，公司损失惨重，沈知方本人也无力付款。为躲避官司，他从上海遁去苏州，甚至对外发出讣告说自己死了。
等风头过去，沈知方又从苏州返沪，创办了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和世界书局。其中广文书局偏营严肃类书籍，中国第一书局和世界书局偏营通俗类图书。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沈老板敏锐地发现世界书局最能赚钱，于是便将工作重心转移过来。
1921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沈知方将世界书局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为了一炮打响，他特意将店面全部漆成红色，被时人称为“红屋”。此后“红屋”既出版过武侠、言情和侦探等类型小说的经典之作，也出版过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既找人瞎编过《石达开日记》和《当代名人轶事大观》等伪书，也策划过一百多种通俗学术系列丛书，并与商务、中华抢夺教科书市场，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格局。
世界书局总发行所。
“非主流”文学
就在张元济刚进入商务印书馆没几年的时候，湖南平江的少年向恺然孤身赴日（向恺然留日的时间说法颇多，约在1906年至1908年之间）。他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是伞厂老板，父亲考中过秀才。十四岁时，向恺然受武术名家王润生影响，对拳术着了迷，以后一生习武，堪称文武双全。十六岁时，由于参与学潮活动，被开除学籍，不得已去日本自费留学，考入东京宏文学院，还加入了同盟会。
“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曾在文章里写过：“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妓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1916年5月，《留东外史》面市，向恺然化用了一个笔名，叫平江不肖生。其出处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
1922年，包天笑邀请向恺然撰稿。恰逢“红屋”开张不久，沈知方看到了向恺然的小说，问包天笑“你从何处掘出了这个宝藏者”。沈老板立即许以重酬，“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但提出一个要求：让平江不肖生“写剑仙侠士之类的一流传奇小说”，并取名《江湖奇侠传》……
1928年春，《江湖奇侠传》被改编为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时间万人空巷。之后三年，这个“IP”连拍十七部续集，捧出胡蝶等明星，足见其商业价值。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至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五十家电影公司，大约拍摄了四百部影片，其中近百分之六十都是武侠神怪片。
1928版《火烧红莲寺》剧照。
平江不肖生是“红屋”的“武侠台柱子”。张恨水则是“红屋”的“言情台柱子”。
1930年，三十五岁的张恨水辞去《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打算全职写书。同年秋天，沈知方便找过来，问：“有什么稿子可以出售的。”张恨水答复《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不过《金粉世家》还没写完呢。沈老板很爽快：“愿意卖的话，可以出四元千字。”张恨水琢磨一下，两本书各有一百万字。“这波不亏。”后来两人吃饭，又约四本新书。“每三月交出一部。字数约是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稿费是每千字八元。”整个过程堪称迅捷，“连吃饭带谈天，不到两小时”。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书中写道：“在当年卖文为活的遭遇说起来，我这笔收入，实在是少有的。”
在签到张恨水六本书的同年，沈知方邀请程小青编辑《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程小青是侦探小说大家。他曾在《霍桑探案》的稿子里撒了一些粉末，如有编辑退稿时，他就检阅粉末是否仍在，以此判断编辑是否审稿。
沈书商深知程小青能力卓著，逼他半年内交出全稿。为了钱，小青老师一咬牙一跺脚：“说也惭愧，我竟依从了他的要求……完成了这一粗制滥造的任务。”
出版伪书
平江不肖生、张恨水、程小青等类型小说作者虽然未被主流文坛推崇，但好歹也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逐利的沈老板按照其各自的江湖地位，仍算礼遇有加。不过沈书商出版伪书这事，就有失职业操守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伪书就没断绝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篆书书写的儒学经典损失惨重。由此出现的《尚书》真伪之辩，就是有人假借古人名义，编制了伪书。两千多年后，依然有书商假借“雪米莉”之名，瞎编出了无数“港产”畅销书。
根据中孚书局编辑郑逸梅在《书报话旧》中的记载，世界书局至少出版过三种伪书。
一是假借吴研人之名，瞎编了一本《当代名人轶事大观》。吴研人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被誉为“谴责小说”大家。“红屋”觉得“吴研人在文坛上很有名望，借他的大名出书，可以多卖些钱”。所以既不管事件真假，也不管时间先后，总之一股脑编一些名人八卦，全部挂在了已经过世的吴作家名下。
此外“红屋”曾刊登广告，宣称：“在四川藩库中，觅得石氏（石达开）真迹日记数卷，特托有人，借以录抄，间有残蚀不全者，则参酌各家记载，略为润色，详加第次，汇辑成书。”这也是胡说八道。其实是常州人许指严欠了一笔钱，为了还债，他找到沈知方商议：“伪造《石达开日记》若干万言，保证两个月交稿，先领稿费两百元。”沈书商觉得有赚头，拿出一些定金。文化人脸面什么的，暂时就不考虑了。
前两本伪书很快随风而逝。第三本伪书“足本”《浮生六记》的文名，则流传至今。
《浮生六记》是清代作家沈复的自传体文集。其“浮生”二字的典故，出自于李白名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本书曾有多个版本，但均为“四记”，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和《浪游记快》。可是“红屋”于1935年增加了《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推出了“足本”《浮生六记》。郑逸梅评述道：“从笔墨而言，上四记较轻灵，下补二记，比较沉着凝重，显得不相类似。”而且在“红屋”出版“足本”《浮生六记》之前，旧友王均卿还专程来找他，以千字五元的价格，请他去写《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郑逸梅没有答应，最终认为“这二记是伪作的，不是均卿自己撰写，便是请人捉刀”。
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收录了“足本”《浮生六记》。
在后人眼中，沈知方是位“特立独行、锐意开拓、恃才狂放的出版家”，格外擅长策划畅销书。除了类型小说与伪书，“红屋”还出过很多纪实报道或占卜算命之类的书籍。待羽翼丰满，世界书局便挺进利润最丰厚的教科书市场。沈老板采用购书抽奖、低价倾销、贿赂老师、开拓渠道等方式，成功打败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联手创办的国民书局。
攻占教科书市场
1923年，当时中小学教科书的市场份额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垄断：前者约有十之六七，后者约有十之二三。基本上没给世界书局留什么机会。
为了弯道超车，沈知方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首先降低价格，许以发行渠道高额劳务费。其次用各种礼品去贿赂学校的负责人，让他们采购世界版教材。最后买书送大奖：“凡购书满洋五角，可摸奖券一张，奖券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种，赠品依次为一丈六尺加重杭熟罗长衫料一件，宝成银楼十元赤金券一张，全象牙自来水笔一支，磁面宝银德国香烟盒一只，时装每人镜屏、悬屏等。每日奖券二千张，包括甲种一张，乙种二张、丙种七张、丁种三十张、戊种六十张、己庚两种各三百张、辛种一千三百张。”
在共同的“敌人”出现以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决定携手合作。1924年，两家联合成立国民书局。“股本额定二十万元，商务三分之二，中华三分之一，陆续支用。”
未来几年间，国民书局与世界书局针锋相对：1925年2月4日，世界书局推出初小教科书，2月13日，国民书局推出初小教科书；4月9日，世界书局计划补贴一万元给十九家小学，4月17日，国民书局提出“买一送一”；8月5日，世界书局宣布买书赠送教案，同一时间，国民书局宣布向全国小学赠送一套教科书，“敬求校长、教员审阅指教”。
这种“赔本赚吆喝”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930年。由于经营不善，国民书局于7月关张。世界书局反而在竞争中逐步站稳了脚跟。当有了教科书的固定利润后，世界书局的版图开始向经典图书领域扩张。
从“ABC”到莎士比亚
由于是学徒出身，沈知方在名教授、名作家当中的名望无法和张元济等相比，但他自有妙招：因儿子沈志明在复旦实验中学念书，由此认识了复旦大学的徐蔚南。他将徐蔚南聘请到世界书局工作，月薪五百，安排专车接送。此外还礼聘到弘一法师的弟子蔡冠洛做编辑。后来徐蔚南策划了一套“ABC丛书”，包括夏丏尊的《文艺论ABC》、洪深的《戏剧学ABC》、孙本文的《社会学ABC》、刘麟生的《中国文学ABC》等作。这套丛书内容扎实，制作精良，陆续出版百余种，畅销多年，为世界书局打响了品牌。后来王云五在商务推出的“万有文库”系列，据说也是受到了那套书的启发。
除了学者型的编辑，世界书局还发掘出一位作家型编辑：著名译者朱生豪先生。
1933年，二十一岁的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进入到世界书局工作。他借住在平凉路平凉村28号，离单位很近，天天除了编书稿、看电影或逛书摊，就是给恋人宋清如写信。两人鸿雁往来，历经劫难仍然幸存至今的信件尚有三百余封。这些信里提及的电影名称约有六七十种，足见其影迷情节。
因朱生豪文采出众，英语尤强，所以刚到书局就开始编纂《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辩义四用辞典》。除了编词典外，也会编注一些通俗小说，例如《鲁滨逊漂流记》等。在同事施瑛的眼里，朱生豪一如大学时期“渊默如处子”的习气：“他是办公室里最沉默的人，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旁人找他闲谈，他总是报以和蔼的微笑，更继之以脸红……”
另一位同事胡山源回忆道：“在世界书局数年，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没有听见他说满十句话。别人与他谈话，大都以点头、摇头或微笑答之。”
青年朱生豪
1934年，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动手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还写了几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据说鲁迅曾联系过林语堂，希望他译介莎翁著作，只是林语堂没有答应。而喜爱莎士比亚的朱生豪则在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的建议下，接手了译著工作。
大约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朱生豪于1936年开始翻译《暴风雨》。他曾为此写了篇《译者题记》：“本剧是莎翁晚期的作品，普通认为是他的最后一本剧作。以取材的神怪而论，很可和他早期的《仲夏夜之梦》相比，但《仲夏夜之梦》的特色是轻倩的抒情的狂想，而《暴风雨》则更深入一层……”
朱生豪翻译莎翁著作的那些年，正是中国民族苦难深重的那几年。1944年，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译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以及三本罗马史剧等作。由此，世界书局开始将出版事宜提上日程。1944年，朱生豪在《译者自序》中写道：“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辩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1944年12月26日午后，罹患结核病的朱生豪在病榻上轻呼“青青，旸旸——”。“不一会，终于慢慢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他带着对爱妻稚子的无限眷念和牵挂，也带着因为没有能最后译完全部莎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1947年，世界书局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一至三辑终于出版。当时的宣传页文案称：“原著光芒万丈，世界文学瑰宝，译文优美流利，保持原作神韵。”而朱生豪的妻子宋清如女士拿到第一本新书时，“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纵横”。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宣传页。
坚守民族大义
在朱生豪进入书局工作，并开始琢磨翻译莎翁著作的那几年里，可能并不晓得，当时世界书局的主理人已不是沈知方了。
1930年代中期，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让位，改由陆高谊担任总经理。除了内部的争斗，外部的麻烦也更为强大：当时的国民党高官陈果夫等人为了控制出版业，创办正中书局。正中书局依靠行政力量，几乎垄断了中学教科书的市场。沈知方明白自己无力去和官僚资本争斗，于是高薪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世界书局的名誉董事长，为他出版《右任诗存》。即使这样，世界书局依然无法挽回颓势。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世界书局的大连湾路总厂被日方强征为兵营。沦陷期间，曾有人找到过沈知方，说是想与他合作，帮他“东山再起”。一辈子狂傲不羁、不拘小节的沈老板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丝毫犹豫，坚决不与敌人合作。1938年11月，世界书局发行所发生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令职员一死一伤。这是日本人的警告。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积劳成疾，沈知方已然病重。
1939年，沈知方在去世前留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9月11日，书业的一代枭雄病逝于上海。
尾声
从一个word文档到卖出一本纸质书，会经过多少人？作者、策划、责编、排版、终审、质检、总编、法务、印务、财务、纸厂老板、两个申请书号的编务、三个校对、四五个发行、六七个拼版装订仓储物流的员工、七八家电商、一到十个封面设计师、几十上百营销活动、成千上万零售终端。
这样一本普通的纸质书挣多少钱呢？作者低的两三块，高的五六块。出版方和作者差不多。这还得建立在卖了几千本的基础上。如果滞销、退货、折旧、化浆，出版方还需倒贴。业内有故老相传，二十一世纪做书，操着白粉的心，挣着白菜的钱，人间不值得。
但是书和光一样，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实体的商品粒子，亦是文明的虚空波动。挣钱在先，还是文化在先，属于核心问题所在。二者区别就像华山派的剑气二宗，很少兼容共处，往往博弈不休，贯穿了整个出版史。
1900年代，张元济先生仕途失意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率队打造书业的“黄埔军校”，实现了出版的启蒙功能。1910年代，陆费逵先生创立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庭对抗，实现了出版的传承功能。1920年代，沈知方先生历经多年历练，开创世界书局。但他最开始一心逐利，毁誉参半，同时铸就了几十年后“以书为货”的书商典范。
数十年之后，三联的范用、沈昌文等前辈再续文化命脉，中国的民营书业更是异彩纷呈……从一个word文档到卖出一本纸书，会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往事？那些事大多随风而逝。
如今的三个书局，从上到下依次为：商务印书馆北京总部、中华书局北京总部、世界书局台北总部。
▲
本文作者：不不
《棋局》作者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民国时期的书是这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