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伟才 中国投资参考
导读
对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斗争，宗主国和殖民地当局坚持打压的原则，强调要彰显作为统治者或者“主人”的权威和不可侵犯性。一些让步不过是政治的手腕，最终目的仍是维护殖民统治
●殖民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打压
●殖民者对非洲民族解放浪潮的抵御和调适
⬆ 1944年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会议上讲话
面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挑战，宗主国和各殖民地当局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应对。“二战”前主要是有意识地控制，有针对性地打压，也会根据情况进行有限度的让步；“二战”之后则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胁、打击、政治操纵等手段，试图延缓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步伐，并力求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利益。
殖民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打压
从在非洲立足开始，殖民者就一直从种族和所谓“文明”的层次出发，始终对非洲人持不信任态度。殖民统治建立后，殖民者通过垄断优势武力、在空间上进行隔离以及在政治权利、经济机会和教育等方面的打压来抑制非洲人的反抗意识，防范非洲人的反抗活动。其中，以非洲人“嗜血”“好战”为由限制非洲人接触枪支、以非洲人“文明和文化程度低”为由限制非洲人参与政治活动和集会结社、以非洲人只能作为“低阶服务者”为由限制非洲人的受教育机会和职业职级选择空间等行径最为突出。这些限制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物质性意义，更是要从精神上实施压制。
但是，殖民统治始终需要非洲人的同在，非洲人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被长期和完全地压制，他们仍会在一些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尽力为自己的切身权益而斗争。他们会通过请愿、示威、罢工以及多种非暴力不合作性质的活动给殖民者施加压力，以期在工作报酬和工作条件、经济作物收购价格、公共设施供给等方面得到一些改善和提升。
对于和平性质的斗争，殖民者往往采取打压加分化的政策，在施加压力之后，再通过满足少数人或者特定人群诉求的方式，在平息事态的同时制造分裂。也有一些和平性质的斗争会在推进过程中出现暴力，或者在殖民者的打压下激化为包含暴力的斗争。一些宗教或族群传统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比如法国在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地区的一些殖民地，也会发生直接针对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对于包含暴力的斗争和武装斗争，殖民者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队和警察力量，使用武力和强制的手段。
但是，为了减轻宗主国压力并维持殖民地正常运转，殖民者仍会在与非洲人多番博弈后做出一些让步。而在对非洲人有所求的情况下，殖民者还会采取一些拉拢措施。“一战”和“二战”期间，为了保证能顺利有效地从非洲殖民地抽取人力物力，英国和法国都对相应殖民地有影响的力量和直接为它们提供服务的非洲人做出了一些承诺，或者部分地承认非洲人参与殖民地政治和行政管理的权利——比如大部分殖民地都陆续设置了让非洲人精英参与协商、咨询性质活动的机制，或者部分地恢复某些传统集团的传统权利——比如法国对上沃尔特（Upper Volta）莫西人（Mossi）的承诺，或者是事后给与某些群体以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待——比如英国对“王家非洲人步枪队”（King’s African Rifles）的安排。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二战”之初败降的法国，流亡的戴高乐为了从非洲获得支持，在1944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上承诺要给非洲人民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好处，要逐步实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参与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会议同时强调，不会接受殖民地“在法帝国之外发展”的可能性。
对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斗争，宗主国和殖民地当局坚持打压的原则，强调要彰显作为统治者或者“主人”的权威和不可侵犯性。尽管它们会根据情况做出一些让步，但一些让步不过是政治的手腕，而所有让步的最终目的仍是维护殖民统治。
⬆ 1960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南非发表“变革之风”演说
殖民者对非洲民族解放浪潮的抵御和调适
“二战”之前，殖民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控制尚可称得心应手。“二战”结束之初，殖民者也仍然认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不会出现根本性问题。虽然需要对殖民地实施改革，但殖民地独立仍应是遥远的事情，或者需要经过几代人，或者会在“百年”后。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越掀越高，并且还与其他地方的解放运动汇成潮流，不断地冲击已被大战削弱的宗主国。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卷起的“变革之风”已吹遍非洲大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发出了“不管喜不喜欢，民族意识高涨都是一个政治事实”的无奈之叹。除了葡属殖民地和南非、罗得西亚两个白人移民殖民地仍能比较有力地维持外，其他殖民地大都已无法再有效地压制非洲人的斗争，它们只能一边抵御，一边调适，以“打”和“和”的两手，在尽可能为殖民统治续命的同时争取最有利的退出条件。
法属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均发生了比较激烈的示威和罢工活动，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则最终拿起了武器开始武装斗争。对此，法国政府和北非的法国移民联合起来，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实施镇压，在无法控制民族主义斗争浪潮的情况下又退而求其次，在宣称给予殖民地内部自治的同时仍要求控制殖民地的外交和国防事务。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等殖民地，法国也是要求维持“法兰西共同体”的框架。面对几内亚的拒绝“法兰西共同体”、选择立即独立，法国进行了强力打压，最终却还是未能让几内亚屈服。不久后，其他原本接受“法兰西共同体”框架内自治的殖民地也走向了独立。不过，通过是否接受“法兰西共同体”框架的复杂博弈，法国仍较多地保持了在殖民地的存在和影响力。
在英属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总体是以和平为主。在面对这些斗争的过程中，英国人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的政治操纵能力。在间接统治原则指导下，英国早在非洲人民族主义力量并不突出时就进行了铺垫，他们通过选择和扶持温和派力量、设置谈判议程、主导制宪、控制从自治到独立的诸环节，比较好地实现了和平渐进的退出和退出后的利益保障。
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实施政治操纵，也是因为各殖民地的政治力量并非铁板一块。一般来说，各殖民地都有一支比较激进的力量，他们会在自己的斗争纲领中提出“立即独立”，并明确独立后要“立即由当地人掌控政府”，要对殖民者实施清算，要“将白人赶下海去”，有的力量还提出了倾向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张。尽管这些力量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响应，但从当时情况来看，宗主国和殖民地当局仍能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办法，它们会选择并扶持愿意配合自己的力量，依靠这些力量来保障平稳过渡和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利益维持。
1960年建立的贝专纳兰人民党（Bechuanaland People’s Party）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莫查马伊·姆弗（Motsamai Mpho）在南非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曾是南非“非国大”党员，他激烈抨击白人支配和白人殖民当局的行政管理，谴责英国对贝专纳兰发展的忽视，批判种族主义。这种激进的姿态虽然获得了一些城镇居民的支持，却无法在农村形成有效影响。而在引来英国殖民当局关注的情况下，人民党又无力有效应对，最终只能走向分裂。1962年形成的贝专纳兰民主党（Bechuanaland People’s Party）由出身酋长家族、娶有英国女子为妻的塞内策·卡马（Seretse Khama）领导，他明确提出要通过与殖民当局合作而不是冲突来建设经济上可维系以及完全独立的国家，由此得到英国的重视和支持，最终成为博茨瓦纳的首任领导人。1965年塞内策·卡马成为自治政府总理时，即将离任的英国驻贝专纳兰高级专员表示“欣慰”，称“感觉将贝专纳兰交到了一个好人手中”。
结语
非洲民族主义发展有自身的轨迹，也受到外部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殖民者一度能比较好地掌控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活动，但在“二战”后宗主国自身力量减退、非洲之外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宗主国之外大国介入的共同作用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难以阻挡的潮流。面对这种潮流，殖民者不得不退却，但它们仍然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存在，继续影响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
编辑 | 肖静秋
校对 | 闫建军
设计 | 大 米
本文刊于《中国投资》2021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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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社会人文】刘伟才：非洲民族主义与殖民者的应对｜中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