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去世，享年85岁。

13岁时，史景迁入读温彻斯特学院，这也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据说有一次，史景迁曾向另一位汉学大家魏斐德提及：1382年，温彻斯特学院在汉普郡创立的那一年，明朝洪武帝朱元璋镇压了胡惟庸的谋反，废除了宰相一职。魏斐德觉得，某种程度上，史景迁在历史研究中跨越时空的能力，似极了温彻斯特学院的老校友——阿诺德· 汤因比。

据说，史景迁在剑桥大学期间，作为校刊编委，曾经有过成为小说家的梦想。他最喜欢的是伍尔芙的作品，深陷于现代意识流的魅力中。即使后来，他成为史学家，仍然不忘文学，比如谈及张岱《陶庵梦忆》的写法，他提到了普鲁斯特。

1959年前往耶鲁大学深造后，史景迁对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师从芮玛丽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也是在此期间，史学前辈房兆楹为他取“史景迁”之名，寓意“学史者当景仰司马迁”。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与西方世界隔绝，史景迁所憧憬的中国，所迷恋的水墨画，在现实中已陷入一场大饥荒。他曾回忆：“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么大的一个中国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悲剧性的。”

1965年，史景迁获得耶鲁历史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便是后来衍生为畅销著作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史景迁的著作之所以畅销，是因为独特的视角和“讲故事”的写作手法。许倬云曾经开过这样一个玩笑：给史景迁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

但这种在某些中国正统学者看来“剑走偏锋”的路子，并不影响其史学精神的严谨性。

一些人对史学家有偏见般的思维定势，认为必须像老夫子那般皓首穷经，以毕生之力专注于某个历史事件，方可称“专家”，又或者要高屋建瓴，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才算得上“权威”。但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将史学置于狭隘的专业立场之下，忽视历史学本身的人文精神。相反，与其名字所致敬的司马迁一样，史景迁遵循着《史记》的精神，某种意义上同样致力于“究天人之际”。只不过，这里的“天”并非指命运，而是历史背后的脉络与规律。同时，作为后来者的史景迁，也躲开了司马迁的时代桎梏，并不赞同《史记》的道德史学倾向，避免以道德批判的方式书写历史。

从康熙到经历国破家亡之痛的张岱，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前往异国的天主教徒胡若望，再到普通农妇王氏，史景迁笔下的一个个生命，就这样化作中国历史的面相。枯燥的历史也因此转化为生动的故事。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我眼中最能代表史景迁写作风格的作品，它缘于史景迁于上世纪70年代在耶鲁图书馆里读到的《刑案汇览》，其中记录了一宗清代山东郯城王氏与人私奔后被丈夫所杀的命案。加上《郯城县志》以及郯城知县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中的相关记载，原始材料不过十几页。

这些会被绝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忽视的资料，却被史景迁拾起，完成了一次历史重构。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当地民众的“面多菜色，体无完衣”，呈现社会生活、满清律例、地方赋税和妇女的卑贱地位。

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但在史家笔下总被忽视。他们更在意王朝兴衰更替，大人物的荣耀与存亡。可当史景迁带着读者深入个体命运时，那些“寂寞，梦想以及欲望”才得到了具象呈现。

1988年出版的《胡若望的疑问》同样如此。胡若望，一个18世纪的中国天主教徒，广州圣心会教堂的门房，于1622年被耶稣会教士带到法国担任助手。胡若望喜欢巴黎，但反感女性在教堂做礼拜和在大街上行走，甚至敲锣打鼓用汉字宣扬男女有别，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个在异乡语言不通、完全被孤立的小人物，在回国之后并无疯癫迹象，所以，他在法国的表现可以视为一种自我保护。而这种自我保护，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当时的中国。

史景迁所做的这一切，不仅仅让西方世界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也以他对中国的理解，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审视自身的机会。他曾说过，自己的写作目的仅仅是为了激发读者了解中国的兴趣，这个定位看似很低，充满谦逊之意，但实际上却很高。

原标题：《史景迁逝世：他所书写的个体命运，是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