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必也正名乎！”我国素有重名之传统。西安事变的作用意义，历史自有公论。但国共双方因所持立场不同，历来评价不一。这一分岐在临潼兵谏亭的命名和改名中表露无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抓获了逃上骊山的蒋介石，他匿藏过的荒僻之处便成了纪念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为了给蒋介石“歌功颂德”，在半山腰匿藏处辟出平台建造了一座亭子，取名“正气亭”。这是1952年我第一次登骊山参观时听当地一位老人说的，难以详考。

1946年3月，在临近“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胡宗南令属下桂永清，在原址修建了一座西式的四角亭，就是今天见到的这座亭子，高4米，宽2.5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亭子的柱子用洁白的大理石砌成，材料从美国进口，资金由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捐款而来，匾题“蒙难亭”。亭子落成后，陈诚、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胡宗南、卫立煌等先后至此瞻念颂蒋，并分别题词，镌刻在周围的山石上。

1949年5月22日，临潼县城解放, “蒙难亭”未遭损毁。到了9月，杨虎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的消息传来，临潼人按捺不住满腔的怒火，便上山砸毁了“蒙难亭”上的匾额，并插上了“蒋贼被擒处”的牌子。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整修了亭子，并改换了名字，径直叫“捉蒋亭”。

1952年10月，我参观 “捉蒋亭”时，山岭荒寂，亭子陈旧。亭子前额上的匾文已被凿去，左边柱子上方悬挂着一块木牌，上书 “捉蒋亭”。亭侧石壁上国民党要员的题刻犹存。

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开始缓和，1986年12月7日，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捉蒋亭”改名为“兵谏亭”。一块精美的蓝田玉匾额，被镶嵌在亭子的正上方，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宫葆诚书写的“兵谏亭”三个隶书大字。“文化大革命”中被剔除的题刻也恢复了原貌。

几十年来，这座亭子的名称改来改去，也终于改正了。

“正气亭”，明显地是国民党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强挽老蒋的颜面。“蒙难亭”，以此比作当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避上永丰舰的“广州蒙难”，当然也是对蒋介石的吹捧。而且，这两个名称，都隐含了对张、杨兵谏行动正义性的否定。解放后取名“捉蒋亭”，虽活脱脱地勾画了蒋介石被生擒时的囧态，但明显地带有贬低、羞辱的色彩，透露出胜利者睥睨万物的口吻，同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印痕。

后来，人们面临呼唤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新局面，回顾沧桑，抚今思昔，把视点转移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大义凛然的决断上来：“以武力规劝，临之以兵，使之必从，”终于将这座纪念亭命名为“兵谏亭”。这一改，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开明，也反映了长期对峙的两党、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和对历史的尊重。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看去，它所蕴含的智慧，耐人寻味。“兵谏亭”的“正名”虽然晚了半个世纪，但还是应当点赞的。

顺便说一下。“兵谏”二字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就出现了。那天，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安顿在新城黄楼以后，便商量“这事该咋称呼？”张学良的一位高级幕僚高崇民说，称“兵谏”如何？大家都说好。于是，《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当日就发了张、杨发动对蒋“兵谏”的号外。第二天，张学良向总部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时，也用了“兵谏”一词。

作者：袁宝麟

原标题：《赞兵谏亭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