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袁念琪 上海人家AB面

一百七十九年前的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上海的命运在距它约三百公里之外的南京被决定。中英《南京条约》在城外下关的静海寺议约，于停泊寺外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签约。

决定上海命运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13款，其中“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秋天一个阳光温柔的下午。我走进游客寥寥的静海寺。

静海寺可谓是一庙“两神”，因为这里展示的内容有两个主题。一是下西洋的郑和，二是《南京条约》议约地。前者是走出去的，后者是打进来的。从布局来看，占主角的是三宝太监。

寺里那间当年谈判的殿是1986年复建的，里面放着一张长桌和八把太师椅。两头各放一椅，两边分别四把。上海向世界开门、即俗话所说的“开埠”，就在这里被定下来的。上海，怎么会进入洋人的视野，跃然纸上？

上海进入英国人的视野，想是与一个讨了英国老婆、名叫郭士立（KarlFriedrich August Gtzlaff，又译郭士腊、郭士立）的德国人有关。不仅他作为翻译自始至终参加了《南京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而是现有资料表明他是最早发现上海价值的。

早鸦片战争前，为改变只在中国广州一口通商之局限，西方寻找新港口以求开辟新的通商口岸。最早提及上海的是东印度公司的毕谷（Pigou），可他没到过上海，只是接触过来上海做生意的。真正的推动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传教士郭士立。

他在第一次到上海十个月后的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6月，“阿美士德”号载化名“郭甲利”的郭士立和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H Hamilton Lindsay，又名胡夏米）闯入上海。在沪逗留的18天里，就到十六铺偷偷观察统计，发现7天里有400艘载载重量100至400吨的帆船进港。由此的结论是：这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的一个重要港口；同时，看中了它在中国海岸线和面对内地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据《上海县志》所记，他们认为上海“这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英国人的好处是不可估计的。”

这个新教传教士与他的同道极为不同。其一，他是个中国通。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其中1831、1832、1833年这三次是被看作西方打开中国大门的最先探路。在他所著的80多本书中，写中国的达到61种，最出名的是那本《中国沿岸三次航行记》，被西方视为进入中国的路线图；其中就有上海较详细的记录，有专家认为“这或许是西方人关于上海的早期著述”。

其二，他一直对中国怀有野心，鼓吹对华动武。他是传教士中惟一直接参与鸦片战争全程的，并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他在中国沿海航行中，明里传教，暗中却详细记下一路的地理、海防和军事等情况。开战后，随英侵略军到定海、宁波、上海和镇江等地，还出任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等地伪政权的行政长官。

其三、是个利欲熏心之徒。他不仅贩卖鸦片，还在其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写道：“我为这样一个贸易的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感到欢欣鼓舞”。

其实，林赛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倘若能在这里作自由的贸易，则利益实无穷尽。”

《出卖上海滩》的作者霍塞（Emest O. Hauser）在他的书中，对这位被他称为“林特赛”的林赛视为“一个眼光远大的商业家”：“他已觉到这个地方的地位之重要，说它雄居扬子江的口子，可以控制一切到内地的去路，将来无疑的、必会成为亚东的商业中心。”

事实上，就是没有德国人郭士立，也会有英国人张士立或是法国人李士立发现上海的。因为，西方扩大在华贸易之心膨胀。此外，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个繁荣的通商口岸，只不过以做内贸为主。

人说上海是通商口岸，其实这口岸就是十六铺。它历史悠久：在南宋有“华亭县东北一巨镇”之称的十六铺，已是“海轮辐辏”，到元时已发展为中国七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到明代已为全国乃至东南亚的贸易枢纽。至清，“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这一带江面停泊的船是“几无隙处”，最多时达3500多艘；有通往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和远洋五条货运航线。踞史料记载，来往十六铺的货船“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出的主要有棉花、布匹、丝绸、茶叶和陶瓷等；进的有北洋的豆麦、油料、药材、木材和水果等，南洋的糖、胡椒、海参、燕窝和苏木等，还有东南亚的鱼翅、象牙、藤器、樟木和檀香等。由此，形成了一个国内外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按今天的话来说，有了个城市商业副中心的范。

十六铺作为上海的水上门户可上溯到十三世纪六、七十年代。从那时起，无论从大陆外的海路还是由内河长江进上海，都是“自古华山一条道”——打吴淞口进黄浦江，到十六铺靠岸。从这里登陆，离进入上海城的东门最近。那么，这个上海水门有多大？按铺这个行政区划分单位计算，当时“十六铺”的范围约1.2平方公里。

上海开埠后，国外航线和货运量日益增加。在1844年，进上海的外国船只才44艘，十三年后就增至633艘，标志着上海的航运业超过了广州和香港。到1853年（清咸丰三年），上海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这被马克思视为鸦片战争最大的一个结果，他指出： “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的下列数字看出来。”

那时，少量经营南洋贸易的商号设在南市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市的黄浦境内，并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埠际贸易和批发贸易占主导地位，进而辐射国内广大腹地。

同样，与上海同时被《南京条约》选中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厦门，英国人同样怀有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了红茶贸易。红茶占了中英贸易的80%以上，并造成英国人巨大的贸易逆差，令白银外流。而这两地，靠近武夷山这个著名的红茶产地。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获上海长江韬奋奖，上海市作协会员，入选《中国新闻年鉴》。1974年发表作品，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收入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原标题：《【回望1】上海被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