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斌 档案春秋
据媒体消息，为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中美选手将配对混双出战休斯敦世乒赛，该场比赛于北京时间11月24日凌晨举行。日前，中国乒协联合美国乒协向国际乒联提交了允许中美混双配对参赛的申请，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于11月22日召开会议并批准了该请求。
1971年3月底4月初，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是在这次比赛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中美“乒乓外交”事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从一枚小小的乒乓球发端，直至坚冰融化，中美日三国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功绩。
本文作者周斌是原中国外交部高级翻译，第31届世乒赛期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翻译，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的台前幕后，他撰文回忆了“小球推动大球”这一特殊历史进程中的部分生动场景。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1971年3月28日下午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爱知县体育馆”隆重举行。图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入比赛场，新华社资料图
周总理托办的事情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后来，周总理单独会见中岛时，更明确暗示他要做好争取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的工作。此前一家日本报纸消息透露，后藤虽很想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他顾虑重重，难于迈开步伐。
中岛健藏（前排右一）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身后是本文作者周斌
中岛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时刻都把周总理托办的事情放在心上。中岛及其助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白土吾夫，多次与后藤面谈，强调只有把中国队请来，第31届世乒赛才能名副其实，真正体现当代乒乓球运动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国民和主流媒体都是支持日本乒协促成这件好事的。
中岛特别指出，在对中国态度上，你后藤确实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要理解和支持中国提出的对日“政治三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如能做到这一点，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就可以向中国有关部门进行解释，争取取得最理想的结果：中国乒协接受邀请，派队来到名古屋参赛。后藤表示，他愿意这样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上述情况告知中方后，中国乒协和对外友协便联名邀请后藤访华。周总理更特别嘱咐，要请客人来北京过春节。
我记得，后藤携村冈、森武(日本乒协委员、早稻田大学副教授）和小田秘书，在1971年1月下旬到达北京，开始与中方磋商中国队参赛的具体事宜。
1971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前左四）及其随行人员。新华社记者齐铁砚摄
周总理会见后藤时，还讲了许多称赞和鼓励他的话。正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国乒乓球队去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这件事，才正式定了下来。
事后知道，毛主席对这件事的批示是：“我队应去。”
这次乒乓球队出国比赛，队伍浩浩荡荡，代表团有整整60人。包括正副团长4人，正副秘书长3人，翻译6人（其中5人是从外交部临时调去的）。
1970年10月，本文作者（左四）与蔡子民（左一）、荻村伊智朗（左二）、徐寅生（左三）合影
八分把握和五分把握
谁都知道，乒乓球赛最看重的是男女团体。不出所料，第31届依然是中日两强争冠。决赛前一天晚上，代表团领导和教练员一起分析形势，并决定出场队员名单。结论是女队获胜有八分把握，男队只有五分把握。
大家一致同意女队由两位削球手林慧卿和郑敏之上阵。男队要从庄则栋、李富荣、郗恩庭、李景光、梁戈亮五人中挑选三人。大家对出庄则栋和李景光两人看法一致。认为出庄，可以起到一点威慑作用；出李，因为他的球路日本人不大适应。其余一人存在不同意见。庄不大同意出郗，说他打球有一个动作特别缺乏大将风度，就是每失一分球，都要看看、摸摸自己球拍，给观众的印象似乎是球拍有问题，才失分的。
问李富荣本人有何意见，他的回答最有规有矩：“我已经29岁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让我上，我就全力以赴，为国争光。如不让我上，我也没有意见。”问梁戈亮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干脆利落：“当然我上了。理由很简单：我不满20岁，对方不可能想到中国队会出我，而我对日本队比较熟悉，看过大量录像带。也就是说，我可以起到奇兵的作用。还有，就是我出生在广西农村，父亲早亡，母亲一人含辛茹苦把我带大成人。后来政府给我机会，送我进国家乒乓球队苦练成才。此时不为祖国争光，更待何时!”小梁的这几句豪言壮语，把团领导完全征服了。
第31届世乒赛中国代表团乘机前往名古屋
女团决赛上午先开打。林、郑对阵小和田敏子和大关行江。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由于沉重的思想包袱，两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完全失常，很快败下阵来（她们放下思想包袱后，在后来的单、双打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女单冠亚军和女双冠军。林还与张燮林搭配，获得混双冠军）。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更使代表团领导和男队队员陷入空前紧张的境地。赵正洪团长急得让我这个根本帮不上忙的人，也上“前线”参战，去比赛场地助阵（当翻译）。
国内外关注的男团比赛，下午一开始就遇到意外。日本裁判认为中国队第一个上场的梁戈亮发球犯规，说他跺脚动作的声音，是有意干扰对方，必须改正，否则不能参赛。梁戈亮则强调，自己从10岁开始打球起，一直就是这样发球的，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今天逼我改正，等于不让我上场。徐寅生教练更加激动，平时相当稳重老练的他，生气地批评裁判无事生非，表示再这样下去，中国队只能退出比赛。我拉拉徐的衣服，说作为翻译，我不能将“退赛”这两个字翻译过去，因为北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比赛，就连赵正洪团长也无权说这两个字。徐接受我的意见，说那就僵下去吧。
正好，我见到日本乒坛老将、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荻村伊智郎从远处大门口走过来，他是这届世乒赛的副总裁判长。我和徐都与他非常熟悉，要求他公正处理这件事。他跟日本裁判说：“这个孩子平时就是这么练习的，我去中国时看见过。比赛马上开始吧。”荻村这句话很管用，比赛开始。
1971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日留念合影
梁戈亮太想为国争光，太想上场了。但他事前没有“和盘托出”，就是那几天他一直在拉肚子。打完第一局，他就提出要去上厕所。根据比赛规则，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跟那位现场裁判，已经发生过争执。没有办法，只能再去求荻村。荻村又一次帮忙，解决了这个难题。
男团决赛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景光。这个河北小伙子太集中注意力，太想打赢这场比赛了。只见他每发一个球，每得一分，嘴里都会嘟囔一声。比赛后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打球时嘴里嘟囔没完呀。他低声告诉我：“老周呀，我对你说实话，但你千万要保密，因为这明显违背周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教导。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只能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了。我嘴里不断重复着五个字：打败日本人！打败日本人！就是这五个字激励自己得到超水平发挥。老周，你千万要替我保密呀。”
我答应他保密到底。我说，如果周总理真的知道你的这种精神，也不会批评你的。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祖国争光。不过你用行动打败日本队就可以啦，为什么整场比赛都要那么咬牙切齿呢？他说，“这五个字最来劲。”
比赛中，李景光连克日本队三员虎将长谷川、河野和伊藤，一人为中国队独得三分。最后一盘最后一局，只让前世界冠军伊藤得到六分。代表团上下都说，他是这次全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第31届世乒赛中国男队夺冠后合影
美国运动员柯恩的“偶遇”
世乒赛进程过半，又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美国乒乓运动员柯恩错上了中国队专用的大巴士。美国人比较自由一点，不像我们中国人纪律那么严格。大家都很意外，十分警惕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心里知道是不能随便接触美国人的。柯恩独自坐在前面，唯有庄则栋从后面走到他身边，并对他说：“你们政府与我们中国没有来往，但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还主动送给对方一件小礼品杭州织锦。下车后还继续与他交谈。为他们当翻译的，是大学毕业后刚分配到体委外事司工作的小刘。
很可能柯恩回去后，把他的“偶遇”报告了美国队领导。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哈里斯也可能从中得到了一个重大信息，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接触的。我记得，不一会儿他就主动找到我们团的秘书长宋中，说美国南面的墨西哥朋友、北面的加拿大朋友，你们中国都邀请了，为什么偏偏不邀请美国人。他们也很想去中国访问。
柯恩与庄则栋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要求访问中国，这可不是一件等闲小事。当时中国没有驻日本的外交机构，因而也无法通过密电向国内请示，只能打普通电话与国内联系。整个访日期间，外交部、国家体委日夜都派专人在电话机旁等候。两个部门得此消息后，立即开会研究，并联名给周总理写了请示，建议以条件不成熟等理由，婉拒美方的要求。周总理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字：拟同意。并送给毛主席最后拍板定案。毛主席审阅后在周总理批的三个字上画了个圈。按照惯例，画圈就是表示同意（即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请示中的建议）。
画完圈后毛主席就入睡了。但不久又把身边护士吴旭君叫到床前，问刚才他处理过的那份报告呢，吴说那是特急件，已经退回外交部了。毛主席让吴赶紧给外交部王海蓉打电话，说他已改变主意，同意邀请美国队来访。这一下可把吴难住了。因为毛主席过去曾向她交代过，他晚上服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概不算数。那么现在毛主席说他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美国队来访这句话算不算数呢？便故意站着不动。毛主席急着问她，为什么还不去办理急事呀。吴仍不放心，再次确认了一下，才去给外交部打电话。
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传到名古屋后，宋中秘书长带着外交部新闻司的那个英语翻译和我，四处找寻哈里斯其人。我记得，找了三四个酒店，才在一家咖啡店里见到这位副团长，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欢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哈里斯起初不敢相信真有此事，请宋中复述一遍。得到证实后，哈里斯高兴得跳了起来，把一杯咖啡当作香槟酒洒向背后。哈里斯随即向日本媒体透露了这个特大喜讯。日本媒体大都半信半疑，纷纷去向后藤钾二核实。后藤作为世乒赛组委会主任，又是邀请中国代表团来访的当事人，他的发言具有权威性。但他并不知情，便断然否定了这件事。甚至说这是美国人单相思，中国绝不会欢迎美国乒乓球队去访问。
1971年4月1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前来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新华社资料图
结果证明后藤错了。那天下午，后藤非常生气，责怪中国代表团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事先给他打个招呼，使他在日本媒体面前出了丑。我觉得，后藤言之有理，便主动承担责任，向他认错，我说代表团领导曾让我先将这件事通报给您，而我却忙于其他杂事，疏忽了这件大事，现在特向您赔礼道歉。这样他才消了点气，并立即以世乒赛组委会主席的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说他已接到中国代表团正式通报，美国乒乓球队即将应邀访问中国。他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正是日本乒协和他本人，通过举办第31届世乒赛，取得的一个举世瞩目、并将载入史册的巨大成就。几乎同一时间，中国代表团也在住处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特别烦请新华社驻日首席记者刘德有当的翻译。
开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之门
美国乒乓球队接到邀请后，喜笑颜开，立即报告了美国驻日本使馆，使馆也急报美国国务院，并很快得到批准。第31届世乒赛一结束，就折返东京，取道香港、广州，4月10日到达北京。由外交部、国家体委联合组成的接待班子，安排他们游览了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参观了清华大学，品尝了北京烤鸭，组织了他们与中国队的友谊比赛。用柯恩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几个美国人一直生活在中国人民的友情之中”。
1971年4月13日，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友谊比赛间隙，两国运动员互相赠送礼品，新华社资料图
访问的高潮，是4月14日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总理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古语为开场白，评价“他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相信“这种友好交往，一定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并回答了柯恩等人的提问。在周总理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对华解禁措施，结束已经施行了20年的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禁令。
1971年4月15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来到上海。图为格伦·柯恩（右一）、埃罗尔·雷塞克（左一）与上海乒乓球队运动员姚振绪（右二）、吴新民（左二）合影
4月17日，美国朋友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经香港回国。一周访华，使他们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真正起到了“小球转动大(地）球”的历史性作用。
1972年2月21日，在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九个月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开始了被他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访华之旅。
杂志编辑：徐烜
新媒体编辑：小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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